林徽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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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４月，北京迎来了印度诗哲泰戈尔。
泰戈尔是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的。
就像一幕大戏，尚未开场，锣鼓点儿已敲得震天价响；又像一部交响乐，序曲奏响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为了迎接泰戈尔，北京的文化人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北京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介绍泰戈尔其人其事。
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他一生写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作，还画了一千五百多幅画，作了几百首歌曲，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获得１９１３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
为迎接泰戈尔来访，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号》专刊，专刊分上下两卷。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泰戈尔的多种诗集。
讲学社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演讲的记录和编辑。
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
４月２３日，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泰戈尔来了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作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活动。
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肩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泰戈尔。
泰戈尔在各处的演讲中多次强调提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那些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不要盲目地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可是，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正是高举着“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来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一代人。
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认为，在这个强权等于公理的世界，一味宣扬超卓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只会把中国推向灭亡。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游行，批评泰戈尔到处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宣扬封建文化，宣扬精神至上，而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无动于衷。
５月８日是泰戈尔的６４岁寿辰，北京的一些文化人为他举办了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并为泰戈尔赠名。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为拉宾德拉，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应是“震旦”，而“震旦”恰巧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中文名字曰“震旦”，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悠久结合。梁启超又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名字前应当有姓，中国称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当以国为姓，所以泰戈尔的中国名字为“竺震旦”。
掌声四起，泰戈尔接过了刻有他中国名字“竺震旦”的印章。
祝寿会的压轴戏，是观看新月社同仁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
《齐德拉》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
齐德拉是马尼浦国王和王后的女儿，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她生得不漂亮，国王想立她为储君，从小让她像男孩子一样学习武艺，接受训练。
一天，齐德拉在山中行猎，碰到了邻国王子阿顺那。她对阿顺那王子一见倾心，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相貌不美而感到痛苦。她向爱神祈祷，求爱神赐她以美貌，哪怕一天也好。
爱神被她的虔诚所打动，答应赐给她一年时间的美貌。齐德拉变成了美女，赢得了阿顺那王子的爱情，与王子如愿以偿结了婚。
婚后不久，王子吐露心声，说自己一直在心里爱慕着邻国英武的公主齐德拉。而这时的齐德拉，也早已不耐烦冒充美女。于是，她又向爱神祈祷，请求收回赐予她的美貌。她在丈夫面前显露了真实的形象。
双双赴美
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
演出开始前，林徽因在幕布前扮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的造型，雕塑般地呈示出演出团体———新月社。
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他身穿朴素的灰色印度布袍，雪白的头发，雪白的胡须，深深的眼睛一扫连日的倦意。他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５月２０日夜，泰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太原，然后赴香港经日本回国。徐志摩一路随行陪同。林徽因、梁思成和许多人一起到车站送行。
徽因和思成赴美留学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好，不日即将起程。望着车窗外婷婷的徽因，徐志摩百感交集。这一次的离别将是真正的离别。在接待泰戈尔的这些天里，他有许多机会和徽因在一起。他们筹办各种活动，出席各种集会，一同排练，一同演出。在一起时，志摩只觉得忙碌而愉悦，分别在即，他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仍深爱着徽因。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得知徽因和思成相爱的消息，他曾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也曾想继续追求下去，但徽因的态度阻止了他。事已如此，他只能以英国式的绅士风度接受现实。但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使他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又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向窗外望去，窗外送行的人们在一声声道着珍重，徽因近在咫尺，徽因又远在天涯，他只觉得五内俱焚，直到胡适一声低低的呼唤：“志摩，你怎么哭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车开了。从车窗望出去，是无边无际的华北平原，一团昏黄的月亮若即若离地挂在车窗外，就像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徐志摩伏在茶几上，把满怀愁绪挥洒在面前的稿纸上：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写不下去了。他知道，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心情黯然的他把没有写完的信随手扔在一边。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徐志摩，他把这封信收拾起来，装进了手提箱。
以林徽因的聪颖灵秀，不可能不觉察徐志摩的心绪，不安有时会像一片云翳，投影在她的心间。但是，她的心中已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平静。她告诉自己，生命中的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她不想把一页书翻来翻去地读。尽管这书中又苦涩又甘甜的滋味让她难以忘怀。她很想和志摩说些什么，但许多时候，语言显得多余而没有力量，她希望时间能弥合一切。去美国的船票已订好，即将赴新大陆的留学生活使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里里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一一去做。
在宾大
１９２４年６月初，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美国。这一年，徽因２０岁，思成２３岁。
７月的美国，阳光明丽，空气清爽。徽因和思成到了康奈尔大学，利用暑假的时间补习功课，调整身心，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准备９月份再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注册。与徽因、思成一同到美国的还有思成的清华同窗好友陈植，他也准备学习建筑。
７月７日，思成给北京的亲人写信。他告诉父亲自己和徽因已经按预定计划在康奈尔大学安顿下来，开始了功课补习；徽因选了户外写生和高等代数两门课程，自己选了三角、水彩静物和户外写生三门课程。他告诉父亲：“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美极了！”
他们租住的公寓有个小小的阳台，黑色的雕花铁栏呈半圆形。站在那个小阳台上，可以眺望绿色的山谷和明亮的河水。白天，他们背着画夹出去写生，盛夏的太阳和新鲜的空气沐浴着他们。傍晚回到宿舍，他们喜欢舒展四肢倚在阳台上聊天、看书，一直到绚丽的夕阳被暗下来的山谷渐渐吞没。
一个多月的补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徽因、思成和陈植三人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报道时，校方告知他们：为了便于学校的管理，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呆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
徽因和思成商量后，改报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
思成迅速地适应了学习生活。他在这方面十分像他的父亲，一旦投身到学问中，就会忘记周围的一切，专注而认真。
一天，他兴奋地告诉徽因，他选修了高年级的西方建筑史课程———讲授这门课的是阿尔费雷德·古米尔教授。他从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有意思的学问。
从此，思成在完成了各科的学习和作业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他的面前是英文活页笔记本和各种图书资料。他根据教授的讲授，一一分析和研究了西方建筑史所记载的重要建筑，从各种书籍文献中，他摘录下有关这些建筑的重要数据和评论，并根据这些建筑的照片在笔记本上绘制成一幅幅钢笔画。
这些钢笔画线条活泼，精美而严谨，所有的笔记全用英文记录。思成笑称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
这种费时费力的“笨功夫”耗去思成许多心血和时间，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中国一代建筑大师的扎实基础。
在思成找到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忘我地投入时，徽因的成绩也同样不俗。
徽因虽说早就立志学习建筑，但她在绘画、制图方面并没有什么基础，不像思成，毕竟还有清华美术社的底子，徽因几乎是从头学起。但徽因悟性极强，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使她对线与型的把握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教绘画的老师对她的这种能力十分赞赏。
徽因在美国的穿着还和在国内一样，浅色的中式上衣，深色的裙子，她美丽轻盈的身影吸引了校园里的许多目光。
精神充军
徽因学习是努力的，思成无言而无处不在的关心也时刻温暖着她。但这种学习生活并不能使她感到满足。毕竟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毕竟基础学科的训练是刻板而近乎枯燥的。每当奔走在美术教室和建筑教室之间时，每当节假日美国的同学都外出度假或回家时，她就会抑制不住地想家，想北京，想父亲和娘，想互相有说不完的私房话的表姐妹们，还想新月社的友人。
在给胡适的信中，她用“精神充军”来形容在美国的生活。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徽因写道：“……我的朋友，我不要求你做别的什么，只求你给我个快信，单说你一切平安，多少也叫我心安……”
徐志摩接到这封信，产生了许多联想和想象。他飞快地赶到邮电局，给徽因发了一封电报。出了邮电局，他恍恍惚惚走在大街上，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街上的一切他视而不见，只有徽因的模样在眼前晃动。不知不觉中，他又回到了邮电局，要求发一封电报。邮局的职员疑疑惑惑地看着电文，小心地问道：“先生，您半个小时前刚发过一封和这一样的电报，该不会是搞错了吧？”徐志摩这才清醒了过来。
星期天，徽因在宿舍里给父亲写信。几个同学来邀徽因外出野餐，徽因一口答应，但要去叫上思成。同学们笑道：“我们谁也请不动他，就看你的了。不如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把他请来，今天外出就什么事都不要你做。”
徽因从图书馆找到绘图室，终于找到了思成。思成正在绘图板上绘制着古希腊神庙的局部。徽因一眼就看出，那是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圆柱和卫城的爱奥尼亚圆柱。
思成一抬头看到了徽因，高兴地指着图纸说：“徽因，你来看，这柱子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希腊早期建筑那种大方块式的呆板。柱基和柱顶过梁的一点点改变，就使十分稳定的建筑获得了极优美的仿生物体的动态。你再看这爱奥尼亚柱，柱式多么雅致，线条多么流畅，柱体凹槽的生硬被柱顶的涡卷形装饰大大抵消……”
徽因赞同地看着，点着头，待思成说完，她讲起了今天的野餐计划，讲起了和同学打的赌，她强调：“你不能让我输给他们！”
思成这才注意到，徽因穿了一双外出旅游的短皮靴，一顶遮阳帽斜斜地戴在头上，显得十分俏皮。他迟疑了片刻，带着歉疚对徽因说：“今天我还计划有好些事要做，你还是自己去玩儿吧！”
思成的语气很轻柔，但徽因知道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把思成从绘图板前拉开了。也许真正温和的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野餐时，一位美国同学说：“当初刚和你们认识时，真有些担心，生怕一不小心触犯了你们谨严的规矩和宗教，想象着以后不知道要听多少孔夫子的道德经，想不到和你们在一起是这样轻松。”
徽因笑道：“其实，从孔夫子庙到自由女神像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我的房东太太就是极好的证明。她是位虔诚的教徒，我画的极寻常的人体素描曾经让她受了惊吓。我的男朋友来找我，从来只能在楼外站着。如果我们坐在楼梯边上说话，到了十点半，她是一定会咳嗽的。”
笑声四起。
笑声中，徽因禁不住地牵挂俯身向案的思成，隐隐地，还有一缕失落在心底升起，隐隐约约又挥之不去，像湖面上淡淡的晨雾。
父亲猝然遇难
徽因和思成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启超原打算让思成回国“尽他应尽的孝道”，没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赶，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梁启超又给思成拍电报，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后事由国内的亲人料理。
每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梁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里，梁家上下无可回避的是：思成的母亲生前一直对徽因这个“现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思成的大姐思顺，在母亲病逝前的半年里，从菲律宾回到国内，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对母亲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顺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８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于李夫人身体不好，长时期以来，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启超都习惯于征求思顺的意见。在失去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