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_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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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所以那么泰然，除了绝望，还有他内心一个“必然”的声音支持着：原
来这场莫名其妙的诉讼震动出了他意识中深藏的“罪恶感”，使他醒悟到：
他在国家法庭面前固然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
官员，在正义法庭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有时也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哀
哀求告的穷人，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庭对待他那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构
成整个社会“异化”力量的那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在恶的社会总量
中也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份。那么，他的逮捕和被审判不是合乎天理的吗？
卡夫卡这个负罪的观念是一贯的，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
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行动。”①
因，此他经常提到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挣脱出来”，②而跳出来的唯一可能
就是死亡。难怪，约瑟夫·K 虽然看到法院内部的极端腐败，却看不到任何
一个有罪责的法官。原来罪责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这种观点，如从社会学
观点去看，不仅模糊了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界线，而且冲淡了反动统
治阶级的罪恶，或者说，把它的罪恶分摊到全人类的头上，仿佛造成人间一
切痛苦的罪恶人人都有份。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律不见了，从
而堵住了人们去追寻他的人物“被抛掷”命运的剥削根源。这样，卡夫卡用
文学手段揭开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部分真实，又用二律背反的逻辑方
式重新给掩盖起来了。但若用现代哲学来解释，则负罪感是现代人自审意识
的出发点。
卡夫卡笔下还有一些“虐待狂”的形象，他似乎要通过这些人物一直掘
进到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挖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一种残忍的本性。给人印
象最难忘的是《在流放地》中那个既象中世纪时代又象法西斯式的上尉军官
的形象。他用一台特制的行刑机器极其残酷地处死他的士兵。但后来流放地
来了新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一刑罚制度。上尉军官则毫不犹豫地、而且泰然
①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
②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563 页，1951 年版。
自若地躺到同一台机器底下，让它来折磨自己……这里卡夫卡刻画了一个既
是虐待狂又是殉道者的形象。
人格结构
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
卡夫卡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他的犹太民族的身份
象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卡夫卡又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因而，受歧视的
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直到后来，他在向他所钟情的女
子密伦娜表达爱情的时候，仍掩饰不住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感叹道：
您想一想，密伦娜，我是怎样走到您的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
样的 38 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
①
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
的。在写给密伦娜的另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
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的难堪
处境。这处境对于卡夫卡是不可忍受的。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
尔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
完完全全无家可归，非发疯不可，日益虚弱，毫无希望。②
这番话当然是由于在休养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直接引起的，是牢
骚话，但根据他多处流露的情绪，尤其是在其他书信、日记里记述或提及的
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歧视、欺凌的情形，这番话不啻是对他的民族境
遇的一种慨叹。晚年在给密伦娜的又一封信里，表达了对对方有祖国的羡慕
和自己“寻找一个祖国”的渴望：
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
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
（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
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有谁生下来就没有祖国呢？绝无仅有的例子偏
偏发生在卡夫卡身上！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
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
验。因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
小说主人公 K．欲进城堡耗尽了毕生精力，最后仍未能进去。这番描写反映了
他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失落感。作为犹太作家的勃罗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
② 卡夫卡：《致菲莉斯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1982 年版，750 页。下同。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3 页。
德，他对《城堡》的这一层意思看得还要深刻，他说卡夫卡在《城堡》“这
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
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②
以上论及的还只是我们考察卡夫卡的“失落感”的第一个层次。事实上
卡夫卡的失落感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为没有祖国或找不到民族家园的“异
乡人”身份在几百年欧洲犹太人中间不是卡夫卡特有的境遇。卡夫卡作为“异
乡人”的特殊境遇是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
不合拍的，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
习用的是德语，操这门语言的人在布拉格城只占很小的比例（本世纪初约十
五分这一左右），因此从语言环境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跟
他的同胞中的其他出类拔萃者，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海涅、弗洛伊德等就
大不一样了。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卡夫卡身为犹太
人，学的却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因
此他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自由选择学校甚至专业，中学还可以在专门的德语中
学学习，大学则必须在布拉格大学的德语分部。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家乡不通
过翻译就难以传播，他的社交活动和与文学界的来往基本上也局限在德语的
范围内。我们不能把“环境决定论”绝对化，但卡夫卡所处的那种“孤岛”
般的环境对这位“异乡人”的失落感或异已感所形成的胎记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他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也许还可以弥补上述的缺憾。可惜这又
不从人愿。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
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跟“法”有关的
职位。但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而且视创作为他“唯一的幸福”。他
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
不能得一以当时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过自己写
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
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刨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和必需，
换句话说，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个岗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一份固定的、
优厚的薪俸，又有一个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但是创作需要时间，需
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对于卡夫卡甚至需要紧闭在“孤寂的世界”的环境，这
就使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放
弃这一岗位是我的强烈愿望”，①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
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②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使他觉得“几
乎听见了我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粹的声音。”③1913 年，
卡夫卡的创作欲趋向高潮，职业的干扰给他带来的痛苦便更加剧烈：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既
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
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
② M。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载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81页。
① 卡夫卡：1917 年 7 月 27 日致 K。沃尔夫函。
② 卡夫卡：1911 年 3 月 28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2 年 12 月 3 日致未婚妻 F。鲍威尔的信。
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
中走向灭亡。④
有时他甚至感到，这个该诅咒的职业，等于在他具有“幸福天份的身体
上挖掉一块肉”。⑤
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强烈的了！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裂着他：一种是
要求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
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
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地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
受这二重分裂的痛楚。于是，白天他在办公室虽然“克尽职守”，而且与周
围的同事们也能合群，但这在他看来只是浮在“生活的上面”，他的内心依
然是孤寂的。只有夜晚，在写作的时候，他才能把“重心”沉入生活的“深
入”，但这点时间是以牺牲睡眠为代价的，实际上是在损害健康，剥蚀生命，
① 而这点时间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创作欲，或者说充分表达他的“庞大的内心
世界”。
如果他有个温暖的家，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②便能得到温存，甚至融
化，但他没有。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凭自己的精明强悍、体格健
壮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
女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在家里非常专断，要求家庭成员对自己绝对服从，
动辄暴怒、斥骂。这给卡夫卡从小在心理上就受到很大损害，性格也因此向
内倾斜。他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关心儿子，但更懂得服从丈夫。
在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让父亲胜利。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
心情压抑的。他前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判决》、《变形记》等，可以透视
到他的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这两篇小说问世后不久，卡夫卡在 1913 年 8
月 21 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
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
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
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
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爱情，也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他认为：“没有
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
脚。”②为了婚姻，他曾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七年（1912—1919）的时间里
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1919 年卡夫卡在
《致父亲》那封长信中慨叹：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事情。”
他的后半生在他为婚姻问题而争斗的中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也是悲
剧性的爱的插曲：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少妇，
④ 卡夫卡：1913 年 8 月 21 日记。
⑤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于 1917 年开始患肺结核，1924 年死于喉结核，天年仅 41 岁。
② 卡夫卡：1912 年 2 月 5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319—320 页。
② 卡夫卡：1910 年 7 月 19 日日记。
她是布拉格长大的前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
进，倾向苏联。他十分赞赏卡夫卡的小说。1920 年初，她打算用捷克语翻译
卡夫卡的作品，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从此她一见钟情，不久就开始了频
繁的书信来往。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很快达到从未有过的热烈程度。但卡夫
卡对密伦娜的幽会要求总是怀着“恐惧”感。而密伦娜却是个典型西方式的
开放性的女性，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她是受不了的。半年多以后，双方基本
上友好地断绝了通信。
到了晚年，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卡夫卡才与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
多拉·迪曼特产生了爱情。1923 年 7 月，即卡夫卡逝世前不到一年在外地疗
养时才认识多拉。由于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并且非常热情、诚悉心照料
着他，深深打动了卡夫卡的心，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多拉最终成了他真正的
生活伴侣。卡夫卡曾写信给她的父亲，要求父亲同意他与多拉的结合，并表
示为此愿意皈犹太教。多拉父女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父亲根据犹太教教
士的意见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多拉一直陪伴他到死，成为最后一个在坟
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尽管如此，按照当时的西方习俗也不能算正式夫妻。
卡夫卡对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屡屡失败显然感慨多端。1922 年 1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喜欢正在爱恋的人。但我自己不能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
究竟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在自己，还是在别人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在一
则笔记里，卡夫卡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曾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好象是她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矛头朝外。只要
我向她走近，我就去撞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
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风，也就是向着我。假如向那姑娘挤过去，
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尖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了。①
总之，在别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在他便成了问题，一切都是“可望而不
可即”，这就是他的境遇，他的命运。
就象前面讲到卡夫卡的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