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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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欧美日本的服饰名品店在华亭路周遭开业时，华亭路的服饰市场日益萎缩，如今一半华亭路已经拆除了服装市场。那些失修但仍旧美丽的小楼和花园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也许等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类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三十七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也经常来往于华亭路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华亭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
福佑路旧货街
上海老城厢的福佑路，不知为了什么，慢慢发展成了一条旧货街，窄而旧的马路上，有着燃烧什么的气味，让人想起炊烟和大铁锅的气味。听一个到这里来淘中国旧货的欧洲人说，这种气味，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特殊气味。
星期天的一大早，天麻麻亮的时候，旧货街就开始做买卖了。卖货的人站在上街沿上，两腿之间夹着一个旧包，手里一只拿着手电，一只托着玩意儿，在灰灰的天色里，叽叽喳喳他讲着价钱，鬼鬼祟祟的。这个旧货市场，开始时不被政府允许，地方警察曾经去没收过东西，可人们还是在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有的为了钱，有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有的为了发现一个真正的古董而发财，有的为了好玩，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
遇到初冬大雾的清晨，一路上看过去，人们托着朱红色的江南老式细藤篮子无声低语的情形，影影绰绰，为那些老东西凭添许多神秘和风险。街区破败而拥挤，小小的木头楼梯在暗中像直线一样升上去，像是话剧戏台上的一道布景，不是人可以真正靠它生活的。而在它们的前面，两个男人，想来应该是买主和卖主，把头亲密地紧紧挨在一起，各自向一边侧去的脸上，有紧张与戒备的表情，他们在听一只一百多年以前的老式瑞士怀表，是那时候到上海来淘金的外国人遗落在这里的，过了翻云覆雨的许多年代，那表竟然还响亮地、古典地、垮哒垮哒地向前走。
再走进去，发现有人在把玩从前老太太用的牙剔子，以及发黄的象牙挖耳朵勺，它们小而精巧地被串在一起，尖尖的头上，微微地黄着。让人猜想，大约从前的人，用完了没好好地洗干净。
另外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磅蟋蟀用的小秤，装蟋蟀的，是个象牙做的小笼子，极细的一根象牙，温文地一弯，那是小笼子的顶门杠。小笼子有好多小洞，拿到手里仔细看，才发现上面雕的竟是无数个万福。可见从前的人斗小虫子，也有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象牙的小玩意和老而弥坚的瑞士表，放在木房子老楼梯的后面，让人觉得这里面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对比，使所有来这里的人会有一种异样的心情，好像自己走进了什么秘密，那是走进一个灯光通明的古董店所没有的。
那时候，做生意的人们并不招呼你，只是拿眼睛审度地看着你，他们的眼睛里有着鸟一样警觉而尖利的神情，他们是在看你值不值得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就因为这样，本来不想买什么的人，也会觉得要是不挤上去买点什么，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在街上和人还价钱，为了一块小小的青而温润的玉，玉雕成一个小葫芦。葫芦上面弯弯曲曲地盘着一条蛇，青蛇小小的口里还吐出一条信子来。因为这是一个地下的市场，没有规则可以依靠，所以大着胆子说话，还假装在行。价钱从四百还到两百，两百还到一百，我忍不住捏了那块玉，问：“你这到底是什么？”价钱像大水一样，说涨就涨，把阴沟通了，说落就落掉了，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放了玉走，回过头去再看，那个卖主的裤带上，一二三四五，吊钥匙似的吊着不同的王，拨浪鼓似的在他的腰间晃来晃去。
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希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人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城市镜子里的家乡人
一个人无法自己看见自己，只有站在镜子前面，才靠着本来和自己没有相干的玻璃和水银，发现自己的眼睛原来不是书上写的黑色的眼睛，而是深棕色的，只有瞳仁是黑色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