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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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而对上海来说，关键的词是“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个脖子优美地长长伸着的黑女人，在两手的大小包包里拧着圆圆的屁股，一队休学旅行的美国孩子排着队从一个大商店的门口拥出来，开了眼界的孩子们一个个反戴着棒球帽，通红着心醉神迷的脸。右侧有一个香水店，里面一种香水只占手掌大小的一块地方，上面有一瓶试用的香水，一个名字，像“蓝衣公主”之类的，还有一些放在小盘子里面的厚纸片，比火柴大不了多少，那是让人可以将香水滴在纸上闻味道，而不用滴在手腕上弄混了自己身上的气味。不那么风雅的南美客人常常一路看香水牌子，一路胡乱想象自己的百变之身，然后把两条手腕统统伸出来接那店里几百款的香水，等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一个香水商店一样在路上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集合到这条大街上来了，就像全中国的人常常都集中在上海的南京路上了一样。
巴黎的外来人常常要在晚上到香谢丽舍来看花花世界，而上海的外来人常常会在晚上去外滩，那是中国最西方化的一条江岸。七十年代时，沿江的堤岸是有名的情人墙，一对对无处可去的情人站满黑暗的堤岸，悄悄地亲热。七十年代中期有一支日本的电视小组来上海拍摄了情人墙，这没有烛光和玫瑰的爱情，在外国人的眼里有种中世纪式的浪漫。那时来上海的外地人，也常常晚上到外滩去看情人墙，那是当时中国夜晚最有颜色的一块地方，常有人说来这里开开眼界，本地人则称那里是13频道——一个当时没有开通的电视频道。后来，上海渐渐恢复了夜生活，情人们去有高背火车座的咖啡馆，去设双人座的电影院，去酒吧，去保龄球馆，去台湾红茶坊，去跳舞，去唱卡拉OK，情人墙渐渐被外来的青年站满了，这里的历史，这里的上海气息，对外来的青年说，也是想象中的花花世界。
丽都歌舞厅门口的街面上有一小群东方的旅游者围着电视看今晚的歌舞表演预告，他们扬着脸，紧张地、害羞地、振奋地、痛苦地、渴望可又恐惧地望着那些美丽的欧洲乳房在玻璃后面起舞，他们是一个从陕西来的代表团，晚上要到这里来看表演，他们的导游站在一边安慰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晚上的节目，晚上看得比现在多。”他们惊觉地收回脸，彼此看看，摇着头说：“真邪了门了。”
上海的夜总会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开始营业，上海比较害羞，小姐们穿着泳装和高跟鞋跳舞。在夜总会唱歌的小姐才是精华，她们爱穿银光闪闪的裙子，希望自己拧起身体来有一种蛇的感觉。捧场的客人可以花钱定花篮给自己欣赏的小姐，花篮是夜总会公用的，这支歌送给这个小姐，下一支歌还可以由另一个客人送另外的小姐，只是夜总会和小姐按事先说好的比例分客人买花篮的钱，说是送一个花篮，只是为了比送钱面子上好看一些。收到客人花篮的小姐，会在唱下一支歌前对客人说些好听的话，大庭广众之下，调情的话从小姐手里的麦克风里回响阵阵地传出来，让大家都提起神经，客人被一盏追光灯照着，被美丽小姐骚扰，分外有面子。这里的客人大都是生意人，夜总会也大都是谈生意的一部分，被追光灯照亮的人，常常来不及换掉白天严谨的深色西装，可脸已经松下来了。对手常常成为同好。
巴黎的歌舞厅曾经是城市文明的骄傲，曾经有许多知识分子对歌舞厅津津乐道，他们以为歌舞厅的演出对巴黎的绘画、音乐和文学都有过有益的影响，而上海的夜总会则没有人这么夸过它，就是那些商人们也不赞美它们，只是他们到了晚上常常离不开去那里的念头。
年轻人不去这样的地方。到了周未，明天不用早起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去迪斯科舞厅，去音乐开得震耳欲聋的地方，那里的DJ常常吸足了大麻，将音乐做得像开飙车。上海的通通迪斯科广场，挤满了这样的年轻人，在什么也听不见的地方，常有人特地买了蛋糕庆祝生日。到了半场时，走到外面的走廊里看一看，出来透气的全都是身上瘦瘦的半大孩子，拉着脸，冷漠的样子。要是那一季正在流行穿短衣服的话，在女洗手间的大镜子前补妆的女孩子，个个露着自己的肚脐眼。它们还没有完全长好，有一些略为突起的，是婴儿期爱哭的人。像上海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巴黎女孩子也总是比男孩子成熟得早，要是女孩子刁难，她们能把蠢蠢欲动的男孩子看得走起路来同手同脚。
普通市民也不去那里，当然他们也不去通通迪斯科广场，因为去了就知道，挤在那些发疯的孩子堆里，自己会像隔夜小菜。在临近红磨坊的蒙马特高地，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人常常在半山热闹的街道上散散步，然后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那样的小咖啡馆到处都有，暖和，灯光柔和，蒸汽热奶的机器大声喧哗着，可以坐在那里看早上没来得及看完的报纸，喝一点红酒，听听音乐，说说话，平凡的人生常常必须为生活付出大部分人生，可这不表示平凡的心里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白天被办公室拿去了，晚上则是自己的。街角小咖啡馆的藤桌子上，喝点自己想要喝的，想起自己愿意想的，卖玫瑰的人走过桌前时，花一点点钱给老婆买枝花，这是个人的自由。巴黎的咖啡馆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开在街道转角的那些店，窗上垂着白色蕾丝的腰帘，温暖的烛蜡一滴滴流到绿色的酒瓶子下，堆了起来，让人想到烛光下的漫长晚上，那烛光下影影绰绰，在外面看着都觉得自在。
巴黎小咖啡馆的凡俗、自在和随意，大约与上海的饮食店相当。年轻的父母晚上推着婴儿车去咖啡馆吃饭会朋友，一点不用担心会有儿童不宜的事发生。而在上海的咖啡馆就要隆重得多，晚上进上海咖啡馆吃简单晚餐，再和朋友一起喝点什么的人，通常都是年轻赶时髦的白领，在外国公司工作，领到不同于大众的薪水，有与大众不同的压力，当然也想晚上有与大众不同一点的生活，他们的口味不那么中国化，喜欢咖啡，生菜沙拉，意大利烩画条和爱尔兰黑面包。在普通人看来很不合算的价钱，他们安心地付出去，那是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一部分钱是付给了咖啡馆的红白格子桌布，浮在玻璃碗里的红蜡团，英文歌，暖气，和一种异国情调。在上海的咖啡馆里，大多数人是小心打扮过了才去的，在绝大多数上海住家没有中央供暖设备的冬天，不少女孩子脱了大衣以后，里面是短袖毛衣和短呢裙。她们是怀着好好款待自己一晚上的心愿来的。
上海的普通人不会去咖啡馆，二十五元一小壶咖啡对他们来说太不实在。可他们也并不早早上床睡觉，在上海的不少街心公园里，到晚上都会有自带录音机和卡式磁带、找一块平坦的空地跳交谊舞的人，他们骑自行车来，只要天气不反常，就跳上一晚上老式的舞曲，到九点多回家睡觉。他们常常是上海早起的那一类人，上班的地方远，乘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需要预留时间，所以一些家务要在早上完成，晚上才能及时让一家人吃上饭。对普通的人来说，许多事不得不做，不敢不做。但那些街心花园里的舞会被一年年地坚持下来，成为一个网络，甚至每个街心花园的舞会还有自己的特点。在上海无风的冬夜，看到那些整天在街道匆匆而过、被淹没在生计里的身影和着音乐默默起舞，会让人猜想夜生活对平凡人生的意义。
那一夜从香榭丽舍街回来，我路过卢森堡公园门口，看到两个男人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脸对着脸喝酒，卢森堡公园里的树、花和湖水发出夜间森然的气息，在月光下发白的小路边能看到弯弯的椅子。那两个人舒舒服服靠在铸铁栅栏上都不说话，那两个背影像方糖一样，投进清香的茶里，它们就眼看着软下去，小下去，化了。
到了夜里，人人都想为自己活上几个小时。
在巴黎，深夜也有人舍不得睡觉去。塞纳河附近的那些莫辨南北灯光通明的小街道上像散场一样热闹，一家餐馆紧挨着一家，家家门口站着笑脸相迎的男人，叫卖自家的特点。漆成了蓝色的希腊餐馆门边养着红色的大龙虾，用铁杯子喝热过的希腊酒，露天的莫纳哥餐馆，桌子上放着盛着蔬菜汤的陶罐子和金色的蒸小米，漆成绿色的意大利餐馆里有人在吃比锅盖还要大的比萨饼，热忌司从那人的嘴里到饼上拉出来一掌长的丝，中国餐馆前挂着大红灯笼，一开门，里面一股甜甜的古老肉气味，越南餐馆里的人呼闪着黑色的长裤，用乌木盘子端出来一个小小的陶罐子，里面是放了红辣椒丝、笋丝的酸菜鱼汤，让人想到那个地方的温和热。而阿拉伯人的小店里竖着的一大棒子烤肉已经削得只剩下贴着铁棒的一圈了，还是吱吱地冒着牛羊肉的香味。妓女站在路边抽烟，大学生们将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旅游者一脸激动地东张西望，紧紧捂着脖子上的照相机，吃饱了夜宵的人站在街口，雄心勃勃，四下里找着用武之地。
在上海，下半夜到黄河路去，听说远远地就能听到人声，出租车在街外排成一溜，等着送吃了宵夜的人回家。腌笃鲜汤，浦东成草母鸡，佛跳墙，蛋丝小馄饨，东坡肘子，萝卜丝饼，大闸蟹，烤鸽子，什么菜式都有。有人专门去那里看吃宵夜的女人，据说能从她们点的食物上看出她们令夜的生意如何，在下半夜，咖啡馆的小姐，夜总会的小姐，KTV包房里的小姐大都下班了，这些点缀着别人夜生活的人，这时开始过自己的夜生活。咖啡馆的小姐常常会一群人一起来，那是因为有客人请了她们，小姐们把客人拥在中间，高高兴兴地吃着，说着，常常，客人和某一个小姐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和巴黎一样，这里的灯也亮过白天，音乐兴致勃勃，厨房炉火通红，不停地有人在街口下车，高跟鞋余兴未了地咯咯走近，此时，天亮以前的最后一轮夜生活正在开始。
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
从夜晚格林威治村街上随风翻飞的白色塑料袋上，看到移民都市对周遭的冷漠，从上午曼哈顿街头响彻着世界各地的方言里，听到移民都市四溢着对自身的梦想，就像上海。
纽约的地铁开着开着就会成了轻轨铁路，开到地面上来，一条紫色的七号线，经过罗斯福大道的波多黎哥移民区，看到大屁股的老女人披着方巾，拎着一只大红塑料桶，举着肿得像小腿一样粗的脚踝摇摇晃晃地从花花绿绿的廉价小店前走过。像南市的老城厢里，生过许多孩子、吃过许多苦可很强悍的苏北老太太，落了一身的风湿病，可一点不偷懒。
它离开曼哈顿岛，远离中央公园后的高级住宅区，那里的大道中央也种了树，那里的门人都是穿在笔挺白制服里的黑人，他们有时站在公寓门口，庄严地望着街上来瞻仰富人生活的行人，一脸礼数周全的不亲切，比在里面住的人还要矜持。要是他们的脸不那么黑，鼻子不那么宽，嘴唇不那么厚，就很像徐汇区静安区的许多门卫的脸。它也离开上城的哈莱姆，那里街上晾着许多洗干净没有好好拉平的衣裤，全是不能穿进写字楼的，从窗子外看去，许多家的窗子上不用窗纱，街上总是有不少年轻力壮的黑男人无所事事地走着，站着，歪在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天天都是休息天，像到杨浦区的一些居民区常常能看到的一样。
它离开上城的布朗克斯，那里在冬天时有许多人家在窗台上放了一个犹太教徒用的九头烛台，过一天就点亮一支，直到九支全亮起来，那时犹太人的光明节就结束了。这和在春节以前你到传统的宁波人家去有点像，他们家朝北的亭子间窗下，一定会挂一条风干了死硬的鳗干，用筷子撑开了它的肚子，宁波人家在春节时用它来烧肉吃。到春节过去，那条鳗干就一点点地短了，等天暖和，也吃完了。它也离开了下城的唐人街，那里当街有卖各种中国小吃，春卷是全世界的人都欢迎的食物，从油锅里一捞出来，香飘万里，伊丽莎白大道上闲逛的白人也学着华人的样子当街买了趁热就吃，可在买的时候，他们把它叫“蛋卷”。像乌鲁木齐路拐角山东小姑娘做的大白馒头和大肉包子，常常是上海本地人去买了当晚饭，上海本地人说话不分馒头和包子，一律称为馒头，让那山东姑娘常常抓错。
它远远地离开了下布鲁克林的犹太区，那是一些窄小破旧的街道，房子死死贴着房子，消防楼梯挂在红色砖墙外面，好像随时都会有贼握着枪从上面逃下来。这和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居住区那些拥挤肮脏的老式平房也算是相像，都是现在城市中心的人不再住的，百年以前的老房子。夜里老鼠会在角落里行军。我被朋友再三告诫，天黑以前一定要离开下布鲁克林区，那里常常有夜晚的暴力。而且一定要把照相机的绳子绕在手腕上再照相，曾有人在那里照相，正对着镜头，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景物居然两个眼睛都能看到，他站在那里，怎么也不相信，然后才发觉原来手里的相机不见了，一个青年站在滑板上飞快地消失在前面的街口，他拿着自己上好了胶卷的日本自动相机。这个情形，就好比是上海警方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总要到城郊结合部去肃整治安。那里的人刚到城市里来，总是找便宜的地方，而且能找到同乡帮助的地方落脚，穿着家乡带来的衣服，还没学会城市的斯文，所以在街上大声说着家乡话。等渐渐熟悉了，找到工作了，就开始早出晚归。再等挣到了钱，学会了城市口音，就开始从这里搬出去，脱胎换骨，做纽约或者上海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总是着急要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在纽约，人们说“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像苹果派一样地道的美国人）。犹太青年剃掉他们两鬓的长胡子，换名字叫约翰或者琼。华人的年轻夫妇就是在卧室里也说英文。在上海的一家山东人家里，母亲不得不在饭桌上说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因为她的那些孩子不说一句山东话，小时候他们个个都会说，现在再也不愿意说了。
它到了小康的皇后中心站，那里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街上走着穿蓝布裙子的东方少女，老人推着小孩车，小伙子飞车在街道上穿行，前斗里装着大白盒子，里面是外卖的热比萨饼，从窗子里看过去，一脸肃杀的高丽男孩穿着白大褂，在大房子里练空手道。那里有一些房价不贵、社区不错、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好的地段，像森林小丘区。这里是在美国站住了脚的新移民喜欢置业的地方，特别是重视孩子教育的华人和犹太人家庭，在第一代人住进了自己的套房里松一口气时，第二代人正在刻苦读书，要过桥住到曼哈顿的大房子里去，这就是美国梦，只要人到美国就会有。
七号线最后到达发拉盛，这时车厢里大多是东方人的脸了，这里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社区，超级市场里能闻到东方食物的复杂气味，教堂里的牧师也是黑头发扁鼻子。高丽人的脸上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杀气，他们就是不说话，也让温和的江南人看了心里发毛。晚上回去，出了地铁站，绕过商业街，我住的地方要经过高丽人的社区，看着迎面而来那些严峻的人脸，我常常心惊胆战而过，然后听到台湾人家的客厅里潘美辰厚厚的歌声，才松下一口气来，觉得自己差不多等于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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