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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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感觉与在欧洲那些小城的感觉实在是不同的，在欧洲的小城里，一个黑头发的人总是被人笑着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说到中国，就常常听到一声口哨：“那么远啊！”有个西班牙北部的小孩子看着面前那张奇怪的脸不肯回家，问：“妈妈，你说她是法国人吧？”就是在萨尔茨堡这样的旅游城市，在莫扎特故居对面的小烟杂店里，也买不到一张够寄到中国去的明信片邮票。店主人笑着说：“我的天，我没想到在我这样的小店里会来一个人，要买寄到中国去的邮票。”
而纽约，只要你上街，就看到黑人的脸，华人的脸，高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德国人的脸，荷兰人的脸，俄罗斯人的脸，印度人的脸，犹太人的脸，全世界各地人的脸，它们在你的眼前晃，像在大色拉盆子里面正在拌酱的西红柿、土豆、洋葱、生菜和胡萝卜，开始可能你好奇，听到一声像宁波官话似的声音会回头去找，可你看到的是一张从南美来的棕红色的脸，他在说他的家乡话，然后你的头很快就昏了，对不同人种的好奇渐渐淡去，迎面走来穿得再怪的人，他们发出再怪的声音，都泰然处之。
于是，纽约让人觉得能为所欲为，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个头高大的新移民，在第五街梅西百货店灯光灿烂的门口张开他的手臂，踮起脚来，纵情大唱一声：“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那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歌。果然，在街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停下来看他，也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两眼，大部充耳不闻地走过去。这和上海公共汽车上有时会看到的情形一样。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能看到头发花白、手指粗大的一对夫妇，合坐在一张单人座位上，老太太几乎坐在老公的腿上，面对一车厢的人，她纯朴的脸上又害羞又陶然，还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定是看到年轻情人的放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从前在家乡，想必是手也不能拉着上街的，周围的上海人脸上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但与纽约人一样，在没有危及自己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说。而要是你像在纽约或者上海那样无视红绿灯，与汽车抢马路，边上很可能会有一个推小孩车的妇女严肃地对你说，希望你至少不要在有孩子在周围的时候这样做，因为你在无形中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破坏秩序的榜样。她的额头都涨红了，因为她很恼怒，而且不得不说出来。
因为背景复杂的外来者带来了不容易被理解的举止风俗，大家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打开自己的眼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懂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做人，也懂得不求一律地做自己。从欧洲到美国，我觉得自己突然不那么被关注了，从遥远地方而来的吸引力骤然消失，只是一个在街上走着的任何影子。所以，从俄亥俄来纽约的红脖子男孩总是抱怨纽约的冷漠，想念家乡小镇上居民亲如一家的紧密关系，就像从无为县来上海的女孩子感到非常孤独一样。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外来者而特别在意他们，甚至他们这些在都市中出生长大的人也不像他们爱家乡一样在意自己的城市。
在新泽西干干净净的中产阶级小镇上不敢把糖纸乱扔的我，到了格林威治村，晚上从地铁站里出来，看到风将地上的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吹得在街心团团转，立刻把一路上在手里捏着的冰激凌纸往树下扔过去，一刹那间，就恢复在上海的习惯。上海和纽约一样，是无论如何也弄不干净的城市，安徽民工把建筑垃圾往马路上乱倒，四川女孩吃完盒饭把大排骨头丢到花坛下面，从外地来的人只知道自己是离开了家乡为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在乎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也来不及在乎。有一个早上，在延庆路上，我看到墙角有一大摊消化良好的成人粪便，能看出来那人吃得很好，身体也好，只是匆忙中找不到出恭的地方，于是趁着夜色，就地方便。这不会是在上海有家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这移民的城市有时就像是一个大中转站，总是在流动着，总是在到来与离开的匆忙之中，那里的地上全是脚印子，那里的窗台上常常被人放下喝光的可乐瓶子，那里的垃圾被人随手乱扔，就是这样。这是都市的冷漠和自由带来的，也有人就是爱这样的自由气息，像小孩子常常因为穿新衣服有太多的约束而宁可穿旧衣服，他们看到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在街心随风飞舞，会突然觉得身心俱醒，将自己从循规蹈矩的轨道里脱离出来。
然后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从俄亥俄来的、或者是无为县来的人，这里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小时候总是拖着两条黄龙鼻涕，数学考六十分，你爸爸妈妈曾在春节里大打出手，你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女孩，可那女孩把你写的情书在班级里公开。你突然没有了过去，只是一个现在在都市里找自己梦想的人，没人理会你怎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梦想，来到了这样的城市，就像进了浴室，轻松就将你身上的所有痕迹洗掉，然后，你可以像新生的婴儿，在这没人知道老底的地方再生活一次，找你想要的、不同于从前的生活。很可能你是失败了，可你找过，做过，到老了，你的心像是一本百科全书，这也是你这一生的收获。
但是，各种版本的成功故事总是在纽约或者上海的人群中流传着，就像神话故事在各个民族中用一种惊人相似的形式流传一样。你可以说一个买烂水果的麻脸青年后来拥有了庄园一样大的别墅的故事是发生在纽约而不是在上海，你也可以说一个家无四壁的犹太难民后来能将办公总部设在第五大道帝国大厦里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不是纽约。还有了个没有工作而身怀一技的聋哑人在上海终于名利双收，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建立了自己的家；还有一个青年到纽约时只有二十九美元，而当他十年以后回家时，他已经是可将自己的油画拍卖到天文数字的成功画家。这些故事总是在上海或者纽约的人们中传来传去，成为移民城市中生生不灭的童话。
然后你发现在曼哈顿说着千百种有口音的英语，或者在外滩说着有口音的上海话的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梦想来这里的，虽然梦想也有千百种之多，他们都不是束手待毙的人。街口匆匆而过的行人走向四面八方，带着同一种不在乎一切怪异的神情奔向自己的前方。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午休时，杜小姐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摊开眼影粉盒、胭脂粉盒、眉笔、眼线笔、唇线笔、唇膏和黑毛小刷子，化妆盒里的小镜子在手里摇摇晃晃，在天花板上反射出了一块块明亮的圆圈。打扮好了，她站在摆满了旧写字桌、还保留着午餐的食物气味的办公室中央，像在平庸的居民区里，缩手缩脚开进来一辆新的凯迪拉克车。
她这是散步去，办公室离淮海中路很近，这是她喜欢自己办公室的一个原因。她穿过一小条马路，就到淮海中路上。冬天的阳光从高大的梧桐树秃枝上照下来，街边房屋整齐，行人的皮鞋很亮。这里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最贵的商店，最好看的商品都在这里闪闪发光。常常可以看到高挑美丽的女子拎着名牌店铺里的牛皮纸大袋袋，有的人真的像是从时尚杂志的照片上走下来的。上海本地人总是说，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更和上海人的胃口。一走上淮海中路，杜小姐就自然了。
她穿得少，冬天不穿棉是许多上海女子的传统，因为不愿意失去身体的线条，所以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她们不伸手出来与人握手，因为那手像冰一样。
一个面色菜黄的女子，穿着一身一针针精心织起来的马海毛绛色长裙，上衣领子设计成一个小披肩，用马海毛做了一圈流苏缝在边上。她穿了尼龙的长袜子，尼龙袜和毛线裙子摩擦出的热量，将裙子紧紧地吸在她腿上，像一根没有拧紧的油条。而她就这样皱皱巴已，但非常隆重地在路上走着，夹着福建出产的劣质黑色小包。面有菜色的女子虽然使杜小姐暗暗发笑，可她带来的隆重和渴求让杜小姐喜欢而熟悉，这是淮海中路这样的大街的气氛，就像台上的明星看到下面的人戴着白金项链、穿了夜礼服来看她跳舞，心里头的自珍。
杜小姐愉快和刺激地经过她的身边，她瞥到那女子在纹黑了眼线的眼皮下打量着自己，情状黯然而不甘。这个情形，就像玩军棋，敌我两方出棋，两只棋子背靠背碰在一起了，然后，亮出底来，小的一个，立刻出局。淮海中路上的小姐们，文文雅雅地走在路上，可眼光如电，常常与迎面走来的女人碰个你死我活。
她常常在午休时候到淮海中路的COSMUS时装店去看新上市的女装，店里的人总是说他们的女装是直接从香港拿来的法国时装，他们的小格子薄呢是从英国进口来的，在八十年代末的上海，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说法。
店里的春装已经上市，有一款全棉弹力的红白条子窄身裙很是出挑，当然也是外国进口的。她一眼就看到了它，就向它走过去。她经过一个女子身边，是个高挑的女子，披着半长头发，穿人字呢的大衣，手里握着黑皮手套，她在看西装。她知道那个女子是不会现在就瞪大了眼看她的，她也知道那个女子一定会仔细打量她的背影，她身上正穿着COSMUS的那件红隐条黑西装，肩和腰那里都做得很伏贴。
她自己有许多次相同的经验，上次她在老大昌门口看到一个女子穿了《罗马假日》里的公主穿的那种裙子，大大地从宽腰下面撑开去，像倒扣的香摈杯子，淑女式的风情万种，她也不会瞪着眼看那条裙子，那是乡下姑娘才有的真挚。她只是一眼一眼地膘着，吃那裙子的冰激凌，等那人走过去，才转过头去看，那时的眼睛里，飞快地生出一只手去，拉开裙子，检查它的裁法与做工；捏一捏布料，了解它的质地；摸一把腰头，看看有没有秘密可以揭短。常常有人为了一条美丽但不合体的裙子，吸足了气，缩起肚子，提起肋骨，拉长了腰，就像把一块面团拉长，就会显得比较细长那样，一切都为了把自己塞进裙腰里去。她的身体是在那裙子里吃足了苦头，可脸上是笑。
那眼睛里生出的一只手，是淮海中路上丽人们的利器。那里面包含着的欣赏、检验、向往、斤斤计较、微微的嫉妒、不动声色的比试和从善如流的学习将上海女子吸引到那条路上去。对于上海女子来说，从淮海中路常熟路到淮海中路西藏路，这两公里梧桐树下的人行道，是她们的罗马纳沃娜广场，有时是现代的纳沃娜广场，现在意大利每年在广场做时装发布会，而她们在路边向上海发布一季的女子时髦。有时是古代的纳沃娜广场，罗马人在广场竞技，她们在路边比赛。
当然这不是全体上海女子的嗜好，有充分的高尚社交机会的女子和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随波逐流了的女子不那么在意淮海中路上刺激的散步，生活在两者之间的女子，就常常会打扮好了，怀着一颗向往而不甘的女式虚荣心，去淮海中路走一走，让别人看，也看别人。
这是一大批人，每一代都有这样一批人，她们带动和参加着大众的时髦：七四年的时候穿大尖领子的上衣；七五年的时候穿家制的卡其喇叭裤；七八年的冬天穿把蒙着尼龙布衬一层定形棉的外套做得又长又窄、用缝纫机在上面踩出许多菱形的小格子；八二年的夏天她们穿一开到底、钉上大扣子的布裙；然后，是黑色的紧身踏脚裤，是露出肚脐短衫，是今年冬天黑色窄腿裤子、意大利式的鸭嘴头皮靴配上宽大的呢短外套，将头发染成棕色，笔直，嘴唇不那么通红。她们也是前赴后继地在街上散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对手，见到自己的同志，享受相克相生的亲密关系的乐趣，砥而情趣和品位，坚持关于物质的梦想。淮海中路对这样的上海女子有着特别的意义。有时，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
那些最后去到了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上海女子，最终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欧洲时装，巴黎香水，她们穿戴整齐了，到第五大道去散步，才发现当她们有了资本以后，却没有人像在淮海中路上一样地吃她们的冰激凌，不再有女子那么在行地关注她们了。打扮起来的乐趣，这时少了太多！于是许多人在国外不再注意自己穿什么，可以穿上儿子穿不下的运动服就出街，心里还说，那些外国人，他们怎么懂得欣赏！杜小姐后来去了日本，每次回国省亲，总是穿着在日本精心选好的衣裙，用细细的唇线笔勾出精巧的嘴角，到淮海中路上去散步。那里才是真正看得懂她的大街。而所有的男子，哪怕再解风情的，都只是个陪客，是个外行观众，只会在一九九○年以后埋怨说：“从前淮海中路上的那些漂亮女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啊？都到外国人的怀里，到外国大马路上去了吧。”所有的人都以为淮海中路上的气氛是紧跟在外国时髦后面的，可只要有空，在淮海中路上的咖啡馆里，找一张面对大街的桌子坐两个小时，看来往在大玻璃外面的上海女子，就能知道自己其实错了。
街上的人常常是穿着当年欧洲时兴式样的衣服，那些彩色的细腿裤紧紧包着腿，和宽大的衬衣敞着怀；也常常看到韩国橙色一族用的那种化妆，银色的唇膏，把两片嘴唇画得像新鲜小带鱼，以及不一样颜色的头发；一九九五年，眼见得一些细长的女子冷着脸，穿了重新横扫欧洲的喇叭裤和厚底鞋，让人想起了三十年以前那些踩在厚底鞋上的狂飙的青春。在淮海中路上走的外国人，常常会说：“这城市看上去不是中国。”
可是仔细看，你能看出来上海女子常常选择不那么鲜艳的九分裤穿，也不真正紧绷着腿，欧洲女子要买小一号的时候，上海女子常常是要买大一号的，她们的裤子比较窄，可有更多空间，让自己的腿有一点朦胧的余地；上海女子的头发也常常染色，可不会选择橙色，而是含蓄得多的棕色，或者只是使头发看上去有一点点发红而已；至于那些喇叭裤，女孩子的脸上更多的是矜持和自得，为了自己在穿一件全球时髦的裤子，在华盛顿DC的乔治城里的年轻人商店里卖得贵比意大利新款时装。这样的女孩子并不在意那蓝色的迷幻药、甲壳虫乐队、性爱自由风暴和反抗金钱的喇叭裤精神，她更不是狂飙青年，也不是他们晚生的追随者，她们只是将它在淮海中路上改造成昂贵和新潮的时髦，她不愿意弄脏了它，才将裤脚整齐地卷起来。看上去洋气的地方，其实已经被沉着的上海女子小心改造成了自己的风格，她们真正懂得按照自己的质地和标准取舍并改造事物，不管是中国本土的，还是外国的，然后将它们综合成为自己度身定做的淮海中路的时髦：中庸而别致。
不论外国有多少著名品牌进出上海，小街上的裁缝店永远是被需要的：他们承担着改造的重担。杜小姐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许多上海女孩子一样，读好书，学好外语，了解活色生香的都市女子生活，听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