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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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外国有多少著名品牌进出上海，小街上的裁缝店永远是被需要的：他们承担着改造的重担。杜小姐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许多上海女孩子一样，读好书，学好外语，了解活色生香的都市女子生活，听流行歌曲，按时在洁白的单人小床上入睡，是她们的大部分生活，她们不会做女红，不会自己做衣服，但她们有天生的空间感，对着新潮的裁缝，能把一件衣服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改造，说得充满创意。她常常和裁缝在被各种衣料磨得发光的木台板上挑剔地工作着，他们应该是在世界潮流面前最知己知彼、不卑不亢的中国市民。
欲望的车站
小但是不至于让人觉得寒酸的开间，不再是方方正正的镜子和固定在地上笨重的理发椅子，让人仰躺下来的黑色假皮的洗头椅子，长长地伸到黑色的洗头池子里，这就是现在在上海到处可见的发廊。在里面，你能听到时下最流行的台湾歌曲，有一阵子，是一个带着气声的男人温柔的责备：“你总是心太软，心大软。”唱得正小心凑在你耳边、用小剪刀一缕缕地为你削头发的那个高大、消瘦、穿着黑色沙宣广告衫的年轻理发师傅忍不住也跟着哼起来。他常常在为人理完发以后，将女客人周到地送到门口，递上一张薄薄的名片，那上面有他的BP机号码，他的名字叫克力，那是个自己起的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把自己称为发型师。就在客人穿上外套的那一小会，他还最后打量着那新做的头发，他向后仰着头，就像一个画家在检查自己刚刚画完的作品，然后用手再去拢拢，吩咐客人说：“过一个月再来修一次，头发养得长了，可以修得到位。”只有听他说了这么多话，才能听出来他的外地口音，他从江苏的一个小县城来，读完初中，到上海来打工。
差不多每个发廊里都能见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刚来上海的时候，有着一张稚气的脸，两颊红红，那是农村的大风大太阳留下来的。他们怀着闯世界的激情和初中生的浪漫情怀以及发家致富的梦想，在上海的一个角落里留了下来。一开始，能找到的，总是最下等的活计，在小饭店里帮忙，做钟点工，帮人送货，什么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都是他们来做。刚刚开始的日子最辛苦，一下子没有了亲人，什么都要自己当心，自己以一颗稚气的心去面对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常常几天都找不到一个平等的眼神，城里人不那么喜欢他们，路上的小孩子背着书包，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因为大人告诉他们，外地的民工常常做人贩子的，那些孩子仰视着的眼睛里也是冷冷的。这时候，在路边走着，要是不巧听到灯光明亮的店堂里传出来想家的歌声，就是已经很懂得要木着脸，心里自是一派苍茫。
而他们是千千万万这样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可在上海人的生活之外的打工者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在大街上发现了灯红酒绿色的生活和鄙视的小孩子，也发现了美容美发夜校。他们懂得要在大上海干下去，要挣钱，要不在上海的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要有一门手艺。于是，他们用挣来的钱去学习。男孩子学理发，女孩子学洗头和按摩。大概这是一生中学习最认真的夜晚了，他们夹紧身体，坐在小学校局促的桌椅里，紧紧盯着老师的脸。白炽灯把老师的脸照得发青。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天，他们走进在门口的玻璃上贴了红纸的小发廊，找老板应征红纸上的位置，发型师，美容师，是这个讲究外表的城市少不了的人。于是，上海的许多街道上，有红蓝条子幌子的新店面越来越多，不知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小发廊，还是有了小发廊才有了他们，总之，上海人慢慢地，开始从总是怠慢他们、又剪不出新花样的国营美发厅离开，把自己要紧不过的头发送到这些殷勤而努力的孩子手里，他们那么努力地学着上海话，常常你不一定能听出来他的乡音。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上海的生活里，通常他们在发廊的工作是工作一天，从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然后休息一天。
到发廊里洗头剪发，常常能得到惊喜。小小一个开间的店堂，收拾得干干净净，贴着大幅的沙宣发型广告画，很是不俗，也不落伍，甚至常常可以说是简装的时髦。又不是富贵逼人，让大款外的许多人觉得舒服。
你只要在被翻得软软的外国发型书上指认了自己喜欢的发式，很少会被拒绝。越是那一季时髦的发式，越是会在你头上精益求精地得到实现。要是你要冷僻的，大多数也会有折扣地得到实现。常常，还可以得到关于你的脸型和发型之间扬长避短关系的忠告，它们常常是实用而新潮的，让人放松了剪发以前那患得患失的心情。
然后，会有一个年轻女孩子为你洗头，穿着时兴的高腰短衫，紧吸在腿上的黑色窄腿裤，常常在淮海路上的EX店里能买到这样的衣服，时髦而质次，就是为了穿一季用的，黑裤子一下水，布里面劣质染料就黑了一盆水。毛衣洗一水，就走了样子，软塌塌地挂在身上了。她比上海女孩结实，也比上海同龄的女孩敢穿，她小心仔细地为你按摩头皮、脖子和肩膀，当她把你的头轻轻按在自己的胸前揉你前额的穴位时，你能闻到她身上用过的香水，也是幽幽然的那一种。她会用心工作，要是你是个女子，有时她也会提一些护发和修理面容方面的建议，建议你修一修眉毛，“不要太细，那样太艳了，不合适你这种清秀型的，可稍微修一下，人就显得精神。”她的脸已经露出白白的肤色了，也许用过店里的德国彩色焗油膏，她直直的短发上有一层暗红色，是上海时髦女孩子发上常常可以看到的颜色，清爽里面带着一些不羁。有时她会说：“我们老师说年轻女人不要常常按摩，这样会每个月量多的。”颇有来历的口气。
再后，一个年轻男孩子为你剪发，穿着也是时兴的俄罗斯小领子的衬衣，懂得把袖口的扣子扣好，米色的底，墨绿色的隐条，还有米色的长裤，腿上有些小袋袋，像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他高大清秀，是女客人暗自会放心的那种人，拖过高脚凳子坐下来，拉开架势，像是要好好大干一场一样。是那长长伸出来的脚上，穿着一双现在上海孩子早不再穿了的绛红色丝袜，才让人想到小县城里潦草的情趣。也有扮相狂野的发型师，是为年轻人准备的，他们把长发染了不同的颜色，耳朵上挂一个银耳环，一身的黑色，手腕上套着一条亮闪闪的蛇环，扮作朋克相。上海孩子也有这种扮相的，可与他比起来，总是驯良了一些，不及他身上的忿懑与狂飙，这真是由人的经历造成的，那在城市文明中的挣扎，不能融进社会的孤独和愤怒，突然就让一个乡下孩子接近了对中产阶级反叛的装束，使他乍一看像从纽约的苏荷区走出来的发型师，全没有正经穿西服和套裙、从内心深处被勾出来的乡土气。
这些挤进城市来的孩子，算是从靠出卖体力生活的大军里冲杀出来了。他们小小地领导着上海女子发上的潮流，为了发廊的生意，机灵地拷贝大都市里刚刚流行开来的发型，揣摸着客人的地位、身份，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
因为和这个城市的时髦相关，他们自己也尽量得体地城市化了。到了春节过后，到发廊去洗头就能常常听到他们谈到家乡时候那矛盾的口气，他们想家，可是一旦回到家，又是许多的不习惯，不习惯家乡的脏，慢，因为电力不足而发红的灯光和闭塞的生活，以及街道上过时的流行。回到上海，他们在某个程度上是松了一口气，不管这是不是属于他们的城市。
上午的发廊是客人的好时光，刚刚开始一天的营业，很干净，客人也不多，在吹风机嗡嗡的声音里，电台的音乐节目播着热门歌曲，总是忧伤而抒情的城市歌曲。等客人的年轻发型师，也许和洗头小姐调笑，那时他们说着家乡话，突然就把身上的矜持丢开，个个鲜活泼辣。村野气的谈话里。女孩子常常被吃了豆腐，于是，在那里逼着他们中午请客去肯德基吃鸡大腿。
在发廊里，常常也能看到那些眉眼画了又画的女孩子，让人想起风俗女。发廊里常常爆出风月案子来，是本来做洗头小姐的女孩子，到了大城市，看到了女人的好日子，又接近了来洗头的中产男人，在隔天的休息天里，到淮海路上的商店里逛了一上午，就在不能属于自己的漂亮东西里伤了心人比人不是能气死人的吗！说起来，这些女孩子还是单纯软弱的，对自己的生活总是心有不甘，于是心头一急，用青春去换。发廊慢慢就成了她们的生意场，从这里，她们和努力上进的同伴一样，也走上了不归路。
有人也许和着电台里的歌声唱上两句，他们能把流行歌曲唱得字正腔圆的了，可不会唱曲调，也许是没有一点点乐理知识的缘故。
有人就默默地坐在笑闹的同事中间，一个人在音乐声里望着大玻璃外的街道，平静的脸上能看出一点点落寞，电话铃响了，女孩子去接，那落寞的人直起了身体来听，可那是个预约烫发的电话，女孩子放下听筒对他说“不是小梁的。”
他问：“她到底来电话的时候说了什么？”
女孩子说：“就说叫你不要打电话到她店里，老板娘骂了，她以后得空了就打给你。”
他问：“她怎么说的？你学给我听。”
女孩子打了他一下：“你痴了啊，我告诉你有五十遍了呢。不说。”
他不作声了。
那女孩子看看他，转身去拿了隔夜的晚报过来，在他面前的长椅子上铺开，点着中缝里的夜校招生广告给他看，她说：“还是多想想你的正经事吧，小梁要的广告我带来了，上面有一个隔天上课的电脑班，还有文秘班也是，外语班是隔天晚上上课的，我选了一、三、五的，你们选好了时间一起去上课就是了，还不等于是隔天就能见面。”
他们接着谈起了什么夜校交费少，可学得多。他们已经懂得，要真正在上海这地方住下去，得学更多的东西，去换更多的机会。
那一次，当店堂里唯一的男客付钱的时候，特意把手里的一张五元钱收回去，换了十元的纸币。这是店里的第一笔生意，账台上没有零钱找。那穿隐条子衬衣的男孩子拿着钱有点不解，可什么也没问，只是说：“那我到外面店里去换一换。”
客人摇摇手，说：“你也上了夜校？”
男孩子说是，是去学形象设计，他想进一步学学。
客人说：“剩下的五元给你做小费，我当年一个人去美国上学，学费也靠客人的小费，五元十元地存起来的。”
满屋子的年轻人都笑着，目送着客人拉门离开。
街心花园的舞蹈者
淮海中路过了繁华的商业区，一直向西去，就到了住宅区，从前有一些空地留着，还有许多年以前留下来的街心花园，小小的，在街口，有一些树围着，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城市雕塑站着。行人走到这里，心里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来，终于看到了树，在淮海中路向乌鲁木齐路走进去，向衡山路方向，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小街心花园，四周住着的孩子和老人，在有太阳的下午，到这里坐着晒太阳。
不太冷和不太热的晚上，有人在这里跳舞。走近了可以听到他们的舞曲从一只旧录音机里放出来，沙沙的，机器也老了，磁带也老了。
晚上这里安静下来，行人不多了，路过的人可以看到一些不时髦也不年轻的人，和着旧磁带里的舞曲跳舞，平稳的，缓慢的，小心的，甚至有时是沉思着地转动着，不太年轻的女人和不太年轻的男人。圈着树上的圣诞节彩灯一年四季地亮着。细细地听那些曲子，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舞会用的曲子，《送你一支玫瑰花》，《大海啊故乡》。那是许多年以前人们的爱好了，这时才想起来，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单位再把大家纠集在一起跳舞了，那些狐步，圆舞，年轻人觉得老朽，不年轻的人觉得内麻。
当他们转到离影影绰绰的小彩灯很近的地方，被灯光照亮的一张张脸，是静静的，专心的。当灯光照亮了他们的背影时，路上走着的所有默默的辛苦讨生活的背影，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跳舞，也没有去掉背影上的那个忍字。商店大减价时买来的短甲克风衣，国产的运动鞋，求的是温暖实用。
看到一个人不大会跳，她跟不上步子，于是，那一对停下来，她的舞伴“一、二、三、四”地喊着拍子，她害羞而努力地跟着握着她手的男人，一步一步，有点踉踉跄跄的，刚刚像回事，可曲子完了。她仰起脸来抱歉地笑笑，可手还搭在舞伴的肩上。她的舞伴也没有松开，他们就那样站着。等下一支曲子响起来，像两只鸟一样，他们侧着头听了一会，辨别出节奏，然后又跳了开去。
走过他们身边的人，会大声鼓励着说：“不错不错，很快就会了。”
跳到出现快三步舞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停下来，对他们来说，太快了。
停下来的每一个人，都背着一个不同的故事。
有人是家庭不幸福，离了婚，孩子也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带而给了对方，自己的生活一下子空了，因为不带孩子，住的房子当然也给了对方，自己回到母亲家去挤，可是那不是从前，住在自己的家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外人，小心翼翼的，心里不免烦闷，于是就出来散心。
有人是十七岁去了农村，总也想回上海，可总也回不来，因为总想回来，一直坚持着不结婚，没有想到，一年又一年，希望时远时近的时候，就老了！外地的小厂，不景气，提前退休，终于回到了上海。这时候，发现理想实现了，可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什么，干什么，好像也跟不上趟，于是，来跳舞。
有人是从来身体不好，不能上班的，在家里养着病，也不能想婚嫁这回事。慢慢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了，同学一个个忙自己的生活去了，好像是活着，又好像是死了一样的，没有一个集体，也没有家庭，更没有社交的圈子，像一个透明的人。于是来找一些人，知道自己的名字，看到会笑着问声好的。
这里的每个人，也都有共同的东西，那是没有钱，除了跳舞没有其他目的，不想在这里挣钱发迹。
上海现在是不比过去了，是有许多人有了钱，钱越来越重要，要是原来，他们安分守己的日子只是有一点旧，而现在，别人的生活亮晶晶的了，就显得自己暗淡起来。许多人拼命也要把自己的日子擦亮，日夜都在忙，而他们没有竞争能力。
他们没有钱过都市的夜生活，可也不愿意在家里过晚上，他们还想在自己的晚上有一点音乐，有一点社交，有一点与平凡的夜晚不同的盼望，他们还是想和一个异性跳舞。无论生活是怎样的无奈，到底还有一点点东西是吸引他们的：在都市淡淡的星光里，在树下，和一个人慢慢地跳一支舞。
只是这样，没想到灰姑娘什么的。虽然上海这地方，有无数投机的机会，让人有时觉得会有奇迹出来，现在外国人中国人，都到这里来淘金，可他们没有这么盼过。可要是说到上海风情，这也是一种真正的上海风情，从最暗淡的生活里转出来的一支圆舞曲。
大上海的许多小街心花园里，都有这样的舞蹈者，有时他们也去别的地方跳舞，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