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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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要求，对她们来说，真的是最高的要求了。
《平安夜》：
每一年，电台直播室里都会贴出新一年圣诞的警示条子：“圣诞是宗教节日，各位主持人不要在节目中直接提及，”就像来自监制人的圣诞卡片。
整条淮海路上的各个商家把橱窗都布置成红绿和白的圣诞色，大减价也开始了，巴黎春天百货门前的鹿拉雪橇不停地绕着圈子，外地人和孩子们站在前面照相。
辛苦练习好了一致的声音，到底要给谁听，要做什么去？练习好了，总是为了给别人听。别人比自己听得仔细。排练好了一支歌，几个声部合起来时，在电台工作的人会从包里取出采访机来举过头，为大家录下来听，侧着头，惊喜地听从小小录音机里出来的歌声竟然是自己唱出来的。那时想要让别人听到，就像做好了菜，总希望家里人都在桌子前等着。于是大家商量，要在圣诞节到大酒店里的圣诞晚会上去演唱。这时，大家已经在一起唱了一年的歌了。将一支《平安夜》、一支《天使报佳音》唱得感动了伴奏的老师。
那天白天，大家还是都去上了班。
一个丈夫，是自由职业者。他怕那天红玫瑰会脱销，特地一早就去花店定了红玫瑰，还让人把花枝上的刺全拨了去。本来想为每一朵玫瑰买一个小玻璃纸的套子，可没有买到。傍晚时，他笨拙地抱着一大把玫瑰到酒店外面，合唱队的人发出欢呼，连他的妻子都没有想到他是真的去买了花来分给大家。
许多人是第一次在圣诞节得到一朵红玫瑰，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有人举着没有了刺的玫瑰说：“我对他明示暗示，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可是他就是不送我一朵玫瑰。他说什么事，要是强求就没有味道。现在我总算是有了一朵花。”是不期而遇的，表示了爱惜之意的花。
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朵红玫瑰，换上白色长裙，走上去。白色的演出裙是借来的，仔细看，袖子破了，裙摆也是脏的。
在酒店的大餐厅里等过人，吃过饭，采访过，只是唱歌给别人听，是第一次。
上海的圣诞节，吃圣诞大餐是市民最重要的内容。
歌声响起来，喧闹的大厅曾经静过一静，然后又自顾自说起来，吃起来。
幸好没有人真的为了钱去那里唱歌，只是想把自己唱得好听的歌与人分享。
幸好手里已经有一朵玫瑰在握，那高大的人已经对她们说过，要是她们在路上唱歌的话，就是最闹的路边，也会有人停下来静听这一无所求的歌声。
幸好本来就一无所求。
《你送我一枝玫瑰花》：
又有了第二次演出的机会，仿佛是要让大家得到尊重。是在上海音乐厅，与在萨尔茨堡唱歌剧的女演员同台演出，非常古典。
大家请到了服装设计师来为合唱沙龙的人做演出服装。一套白色的长裙，一套黑色的长裙。白色的有膨出来的肥大裙摆，像郝思佳，黑色的在左面开了长长的口子，露出整整一条左腿。
从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衣服穿。也从没想到自己会为了上台唱歌而做衣服。那是真正的演出服装，就是去参加最正式的晚会也不能穿那样戏剧化的衣服。只是自己的孩子太起劲了，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到婚纱摄影沙龙里去的女人才能穿这样的衣服，他们心里多少有一点遗憾自己没看到妈妈结婚时候的样子，他们以为这下子得到了弥补。
白色的裙子里有纱做的衬裙，试衣服时，大都觉得自己的上身太肥大，于是不少人都对在嘴角含着些大头针的裁缝说：“可以紧一点。”
试完衣服对别人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郝思佳要在穿裙子的时候说‘紧一点，再紧一点’了。从前我们觉得是表现她性格里的虚荣，其实是因为裙子的关系，下摆太大了，总让人觉得自己像大象一样胖，能紧的，也只有上身那一点点地方。”
上台以前，大家化了浓妆，穿了紧紧裹在身上的白色长裙，在灯光暗淡的女化妆室里走来走去，楼梯对面的小化妆室里传来花腔女高音练声的声音，外面的楼道里有雕花的天花板，让人想到佛罗伦萨的宫殿，大镜子里有着年久以后的水渍，从那里面看到白裙子沙沙响着走来的人，轻易认不出来就是自己。有人带来了照相机，为自己和别人留了影。闪光灯照花了眼睛，再看四周，恍如做梦那样的昏暗。
老师穿了蓝色的西装，很好看，召集大家再开开嗓子。这次选的歌是大家都不那么喜欢的一支爱情歌曲，歌里的女子太一往无前，实在只是一个小姑娘而已。可现在唱起来，好像不那么肉麻了，渐渐的，心里的活泼与自得化了冻一样恣肆开来。“我要嫁上一个比你还强的，就会刺痛你的心。”歌里是这么唱的，可怎么可以这样。
《甜蜜蜜》：
大家决定要唱自己真正喜欢唱的歌。大家想要把自己喜欢的歌唱给别人听，那个别人，最好是懂得听的、想要听的人。
在上课以前说起这事，大家都眼睛亮亮的。
幼儿园时代的《梦见毛主席》、小学时代的《生产队忆苦歌》、中学时代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学时代的《甜蜜蜜》、以后的《茉莉花》、《昨天再来》还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以及《狮子王》。一支一支说着唱着，大家都发现原来那些歌，从来没有真正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过，它们只是睡着了，现在，它们一个个从自己没有发现的地方站了起来，带着一些个人的历史烟尘滚滚而来。
要有一些解说词说出上海女子放进了履历表里的歌曲和它的时代，那都是大时代，一个接一个地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可是它们也造就了平凡女子的生活。
要有一盏小小的台灯，一张小小的桌子，一个人说点什么，一些人唱着。虽然是平凡女子的生活，可这也是一份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
还要用一个幻灯机，把大家贡献出来的小时候的底片打出幻灯来。
那样做，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
上海的狐步舞
上海舞厅的基本情况（摘自上海档案馆资料）：
甲·租界时代：跳舞原为西洋人风俗，他们认为跳舞是一种正当高尚的娱乐，除了须领执照外，无其他限制，亦无任何捐税。
乙·敌伪时代：这个时期的舞厅，特别繁荣，其原因由于上海人口畸形增加，伪政府的腐败，投机的盛行，一般市民在生活上糜烂，莫不以舞厅作为交际场所，此乃舞厅行业的黄金时代而失去了真正高尚的意义。
丙·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市民满以为敌伪打倒，祖国重光，从此可以过太平幸福日子，而舞厅商人也以为可能重复过去的自由经营，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情形更坏，制服军人、地痞流氓，在舞厅打架，吃白茶，勒索敲诈，日有数起。闹得商人实在无法安心营业，苛捐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反动派军事失利，前线紧张的时候再加上禁舞未成，冠以“寓梦于征”名义，在各种捐税以外又加征百分之一的兵役捐，使舞厅遭遇到空前的磨折。
丁·解放以来，由于舞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健康性的、脱离社会客观发展现实的行业，因此受到限制，而且经过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提高，生活上的俭朴，加上大家都正在以百倍劳动热情进行社会大规模的建设，于是舞厅里的消费力量大为减低，差不多家家都是亏损。在今天舞厅商人的思想中，也希望早日能结束这个行业，所主要而无法解决于行业的不景气，颇多拆账。
一九五三年，具有规模而备有一定条件者，有的业已转业，或将转业，如目前的“仙乐”，意要在毋须巨款投资装修基础下，转业为书场。但市文化局，因须全面性地掌握各种文娱事业，对其申请尚考虑中，并未批准。而一般中小舞厅，颇多的，负债超过资产，转业，条件不够，歇业，职工问题无法解决，而自认为只有“饮鸩止渴”硬挺下去，一直拖到不能再拖时候为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倚赖思想，被动地等待着政府的取缔。而在舞厅资方的思想中，舞厅业没有前途，决不是新奇的事儿，他们都认识到，已很久了，从谈话中，经常听到，他们正为这个负担而积虑，把舞厅看成一个无法摆脱掉的历史包袱。
上海舞厅从业人数亦年年减少，一九五○年有一千五百三十一人，一九五一年一千三百零九人，而一九五二年至九百八十二人，至一九五三年时仅存五百五十人。
有一次去朋友开的一家小画廊，那一年，艺术市场上正好在时髦乡土热，画廊里挂着的画，大都是乡俗的题材，也有一些没落的年轻女子，穿着绸缎的大襟衣服，在画上把着一张纸团扇。
这时，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小小的油画，简简单单地画着一盏用报纸遮了光的灯，电灯的光亮把那张报纸都烤黄了，灯下，是一对相拥起舞的人，男子把灯下模糊的脸靠在女子的头发上，女子有一个穿着肥大上衣的背影，她梳着笔直的短发。灯下的一切，昏黄，简单，而且模糊，从画里都能看到当时的电力不足，电灯光是发了红的。画的视角很小，好像是从老式房门上的钥匙孔里看到的情形。
画的是七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生活吧。
冬天无风的夜里，马路上又黑又冷，九点以后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很潮湿，有雾，路灯远看上去一团一团的，像梵高画上的星星。天那么阴冷，室内没有暖气，所以家家都紧紧关着门窗。上海的住房那么紧张，所以常常一家人都挤在一间屋里，玻璃窗上流着一条条水蒸气。是那时的上海。
暗夜里走在街道上，看到从前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洋房，那曲卷而上的西班牙石柱，那英国式的长长扁扁的烟囱，那门楣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夜色掩去了它们失修的老旧与局促，显现出它们那异国的美，和被小心抹杀去的历史的神秘，是那时的上海。
有人急急从路上走过，敲门，笃笃笃，声音在长长的弄堂里传出好远。
门开了，楼梯很黑，有黄芽菜炖小排骨汤的气味，那是冬天晚上常常吃的家常菜。
走进房间去，里面拉严了窗帘，遮暗了灯，贴着墙放了一些椅子，椅子上坐着人，椅子背上搭着外衣，女孩子们穿了毛衣的样子，因为在外面看不到女孩子那样紧勒的线条，所以她们此刻看上去有骇俗的美。她们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眼睛和牙齿，在发红的灯光下像猫一样亮。
因为事先把大床拆了，为大家空出地方来；所以房间一下子变得有点陌生。
五斗柜上放着老式的唱机，和一大叠密纹唱片，用牛皮纸做的套封。
常常有人带来刚刚时兴的日本立体声录音机，三洋牌的，一面一个大黑喇叭，像乡下女人涂在大宽脸上的胭脂粉。里面放着邓丽君的歌，那时候人的耳朵还没有适应这么柔软的声音，听得人会发愣。常常也有朋友带了自己可靠的朋友来参加，有人带来了设法转录来的英文歌，要是谁能为大家翻译歌词大意，就一定会有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男孩子在那一刻爱上能听懂英文歌词的人，许多七十年代未的爱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许多后来学习英文的人，也就是从一次家庭舞会的一首英文歌开始的。
回头一望，才发现黑灯瞎火的时代，也有着它自己的那一份默默的浪漫情怀。
“画的是上海啊。”我对我朋友说。
他说：“是啊，开家庭舞会的那时候。”
一支曲子响起来的时候，舞伴在下面算好了，是三拍子还是四拍子，然后才起身，走到屋子中央，有一点害羞的，开始跳起来。没什么人真正是跳得好的，很容易看出那些新手，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觉得它们那么大，像是鸭子的。畏首缩脑的，像是鸡吃米。一支曲子没有跳完，两个人相握的那只手里，汗已经融和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人是天生的傻大胆，在音乐里走大步子，像军训时候练过的正步走。”隆重地抱着他的舞伴，像军乐队里的司鼓抱着他的鼓。
还有女伴比男伴跳得好的，恨不得带着男伴走，不一会儿就乱了步子，于是他们一边跟着韵一边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男伴常常也不会送女伴回自己的座位，一曲终了，两个人马上松了手，男伴就走了，女伴跟在他的身后，彼此像不认识了一样。而且大家就是学习了怎么跟着音乐跳舞，却常常没有学怎么跳渐渐慢下来的舞曲结束部分，到曲子变慢下来，就有人停下来，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尴尬，除了没受到良好社交教养的粗鲁以外，还有一种罗密欧时代的害羞，不能无端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着一个女子不放。
那时的冬天常常穿家织的毛线裤过冬，到了室内，顶多把外衣脱了，就显得下身比上身要胖许多，腰身那里出奇的细。
没有大裙子，没有黑色的礼服，没有邀舞的鞠躬。
大概从一八四三年交谊舞传到上海以后，这是最不符合规矩的时代了，当年是在江边的礼查饭店，现在到了一间地板吱吱响的卧室里。可并不能让大家泄气。调低了的音乐是那么美好，随着音乐与一个异性在一起晃动身体是那么让人心醉，华尔兹让人想到了浪漫，狐步舞让人想到遥远的花花世界，老人们常常以一种拥有的自豪怜惜地望着我们，说：“你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繁华的上海了，你们现在成了乡下人。”而老天有眼，我们还没有老，又能跳从前的舞了，虽然是穿着家织的毛裤在跳华尔兹。
渐渐的，头顶上传来了一种焦味，那是灯泡把紧贴着它的报纸烤焦了，于是，主人爬上去，换一张新报纸，怕失火。那时我们喜欢不要在太亮的灯光下跳舞，一些是因为情调，另一些是因为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
我童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做过舞女的女子，她小小的个子，梳着长波浪，有巨大的屁股，走起路来摇摆有致。童年时我交过一些受到冲击的成年人，她就是里面的一个。从他们那里我学到许多东西并得到宠爱，让我懂得怎么和上一代人说话。我喜欢听她说她早先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她坐在底楼刷得发白的地板上，抽着劣质香烟，样子非常阿飞，那种带着些背景的妖娆真的迷着了一张白纸的小姑娘，只有当她为什么事破口大骂的时候，我才在她的脸上看到红尘。
后来，我去找她学习跳舞。她教了我狐步舞。在音乐里。她的身体突然迷人地软了起来，她侧着脸，扬起下巴，说：“这样，看着你的舞伴靠你这一边的耳朵，不要脸对着脸看，只看他的耳朵。”她只有一间屋，在小圆桌上铺着烫平的花布桌布，床上罩着条子泡泡纱的自制床罩，天光暗淡，穿衣镜变了形，使她的人影像一个大梨。她半环着手臂跳舞，抱着假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