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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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看的狐步舞。
我们这一代人可跳不来这么好看的狐步舞。我们是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巴黎已经成了偷偷流传的野史。外滩的夜晚黑成了一团，银制的刀又在旧货店的角落里堆着，一角五分钱一把，犹太大富翁的大理石宫殿的草坪上竖立着短发的刘胡兰像，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我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清教徒，从诅咒里知道有一个花花世界。在我们跳狐步舞的时候，眼前滑过的，是一些幻想，一点点的奢迷，到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照亮了红缎子的贵妃榻为止，一点点的色情，到黑色长裙背后的一大块雪肌被一只手轻拢着为止，我们在音乐里屏住呼吸想到它们，像在钥匙孔里偷看。
就是那张画里从朦胧的黄色的边缘表现出来的东西。
画画的人是我不认识的，当时在上海的万家灯火里，谁能知道有多少家的窗帘后，在开家庭舞会。刚刚松了绑的上海，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动，悄悄的家庭舞会有时会被警察袭击，报纸上把它叫做“黑灯舞会”，非法，是流氓行为的一种，阿飞。我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老实，可许多年以后，渐渐听到我们那一代当时度过青春的人，都多少有同样的经历。
这画让我们回忆起那些寒冷漆黑的晚上的音乐，那些再也没握过了的洇着热汗的男孩子的左手。还有我的大学里的食堂舞会，在丽娃河边上的红顶平房里，因为食堂的地面不光滑，学生会的同学在上面撒了一层从食堂大灶上拿来的细盐，我在大学里的第一支狐步舞，是在细盐的沙沙声里跳起来的。我是第一届考进大学去的学生，许多人对我们这一届学生说，将来我们的前途无量。于是很容易就做了梦，从食堂的玻璃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文科楼的罗马式大柱子，在暗夜的夹竹桃阴影里隐现。那是从前大夏大学旧址，我想象了一些从前风花雪月的大学生活。
后来，我路过的时候，就进画廊去看一看那幅画，它被挂在那里出售，像一个清纯的乡下姑娘独坐在荐头店里，等着人将她雇回家去，画廊主要的生意都是与台湾人和韩国人做的，他们要小幅的风景和异国情调的女子回家装饰墙面，他们看不懂这小小的黄色的油画。就像大陆以外的人，没在七十年代未度过青春的人不会懂为什么要喜欢邓丽君的歌一样。说起来，那可真是个上海少有的纯真年代。
“我来看看它。”我对朋友说。
“我也不急着卖出去。”他说，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
我们一齐经历了穿毛衣跳舞的时代，又经历了穿呢子长八片裙和老式西装跳舞的时代，再经历了穿尼龙无跟袜和高跟鞋、用古龙水、去顶楼旋转咖啡座跳舞的时代，上海真正的又灯红酒绿起来，有时真的可以看到妖娆的女子了，欧洲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当月就可以在上海音乐电台里听到了，可是，没听说有人再在家里开一个家庭舞会。
不是不被允许，而是没人再愿意跳狐步舞了。现在人的娱乐是唱歌，跳迪斯科，打牌，泡酒吧，吃饭，看半裸的俄国姑娘，听夜总会里什么话都敢说出口来的歌女献唱，加班挣钱，谈生意，上网，看盗版法国电影光盘。大家都在忙，上海彻夜灯火通明，又是一个不夜城了，连午夜的石门路，都会塞车。这不是一个奢迷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空想的时代，卷起袖子来，速战速决吧。
有一个周未，有人请我去他家，说有一个舞会，老朋友在一起吃吃茶，跳跳舞，刚听到时惊喜他说好啊，好久没有跳舞了呢，可是那天终于是没有去，想到整整一个下午跳舞，觉得会累，也会无聊。
因为现在不会在一段舞曲里开无轨电车。红缎子的贵妃榻可以买来放在小客厅里，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倚在上面看书，将它放在那里，就像一个证明那样。证明在我们年轻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多么奢侈的时代，有过多么闲适的情怀和旖旎的心思。那个时代，在发红的暗淡灯光下，风情万种地独自跳着狐步舞。
后来有一天，我去画廊，发现那幅画没有了。被人买走了。
我的朋友看着我说：“你看，我还是个商人。”
“那个人是谁呀？”我问。
朋友说是一个在美国定居了的上海人，和我们差不多年龄，可他早早地谢了顶，想想，要是一片树叶子，落到地上，想要长成一棵大树，那有多少的不容易！那人说回去没有带什么东西，所以不用把已经绷好的画框拆下来，他能连框子一起带回去，他说，那黄黄的小油画，有着俄国画派的技法，是他找不到、留不住也忘不了的上海。
白皮时代的往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开过一个会，主题是译文与上海青年作家之间的关系，那天我边上的女作家穿了一双深绿色平跟凉皮鞋。会上的男作家发言踊跃，大都说到自己受到译文的极大影响，说到比起中国古典文学来，更认同翻译作品的感情、句式和那些由翻译家根据外文创造出来的词。会上的女作家相对地沉默，那双绿色的漂亮鞋子默默相叠，又放平，将平跟没到地毯里面，它的尖头像起飞时的747一样，斜斜地伸向前面的圈椅底下。那张椅子上坐着瞿世镜，重病之后犹有病容，他是伍尔芙专家。
八十年代疯狂阅读重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人，还没开始写作，外国文学作品像奶粉，中国翻译家是奶瓶，我们在喝。淮海路新华书店外面，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简陋的木头门里白炽灯放着淡灰色的光，灯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书，简朴而庄重，就像那时的人心。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
那天我想到了在此以前，当淮海路书店的书架上一片红色，人们不能通过书店买到浩然式读物以外的文艺书时，我还看到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淡黄色封皮，黑字，或者蓝色灰色的封皮，黑字，因为没有封面的装帧设计，所以被称为白皮书。也有人称它们为黄皮书。《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爱情故事》，还有摘译丛书以及《世界史》。总是在紧急而紧张的气氛下读到这些书，那时我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在哥哥看完以后抓紧时间看上一遍，常常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在我看书是快的，像安徽饥民吃粥一样。
有一次问哥哥在看什么书，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说，我要知道你在看什么书。他还是问：“你到底要什么。”我以为他是在装聋，再问，他终于大吼着说：“书的名字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等他晚上出去以后，我就开始看那本白色封皮的书，里面写到了苏联青年对社会的失望和他们消沉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心情，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比我们要奢侈一些，显出了一些颓唐的美，像落英。而我们粗陋的日子则更像是黄菜皮。这就是关于《你到底要什么》。
还有一次在书里看到一个退休的州委书记的故事，他失势以后，回到老家，那是农庄。他的心情不好，就像是我父亲当时的情况。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独自到地里去，躺在被阳光晒暖的新翻的松软土地上，他闻到了阳光里的泥土的“潮湿的芳香”。这一段没有说他抑郁的心情，只是说到了泥土的“潮湿的芳香”，它打动了我，以后在我写什么的时候，常常回想起那一小段，想到我要找一找这样的词，陪着自己写到的那个人。这就是白封皮的《人世间》。
那是一个尘封已久的读白皮书的时代，当它被触动时，我感到了自己对它们的感激之情，大概也像安徽饥民对救济粥的心情。于是我开始了对白皮书时代的人与事的访问，开始也许只是为了找到当时的翻译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访问开始以后，初衷像木船底的一个小钉子洞一样，将海水出其不意灌注进来，事实渐渐变得不可收拾。最后，只能将访问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写出。
无名氏：翻译家
我想要找到当时的翻译者，可一直没有找到，译文社的老人只说那些书是七十年代初上海奉贤干校的翻译连翻译的，可他无法提供我可以访问的人。最后，找到一个后来进入翻译界的译者，他一口答应，而且他觉得自己能为我很快找到。进入翻译界以来，他从来没有问过白皮书的事，可他觉得有些人当时做过它们的翻译，他说，当时在一片寂寥之中读到《落角》，眼前曾为之一亮。
可第二个电话中，已是抱歉。他说，只用了一刻钟，他就找到两个当时的确参加了翻译白皮书的人，现在是很有地位的翻译家，从前也是好手。可他们都拒绝见我，不愿意让我知道他们是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一段生活，更不愿意接受当年一个读者对他们的那些作品的谢意。而且，他们以为当时那也不能算是他们的作品，因为当时的许多白皮书，都是集体翻译的，一个人翻一章，然后有一个人统稿，那不是创作，而是流水线。他们觉得自己有过那一段生活，是耻辱的。
“有些事大概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干校翻译连的人不能想象的，那时的环境对他们的伤害，还有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含蓄地解释，“请你就让他们安静吧，大概不会有人愿意回忆这些事了。”
于是我称他们无名氏。那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回忆自己被迫害的往事，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多人回忆自己在那时对人的帮助与体恤，那么深情。伤痕文学成为一个文学时段，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忆？
姚以恩：俄文专家
我自己没有做白皮书的翻译工作，我知道这事，在当时能算是大事了吧。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套白皮书留着。当时也是要那些在“四人帮”看来没什么大问题的人、也可以用用的人才能参加翻译工作，那是不得了的政治任务，说起来也是光荣的事啊，是他们看得起你了呢。只是他们具体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们都是同行，都认识，但不敢串门，什么都是自己管好自己就算了，怕人说我们反革命串连。
我当时在高校的干校里，我们在凤阳，苦得不得了。劳动繁重，生活很苦，没有肉吃，而我是不吃素菜的，我只吃肉，所以我在那里更苦。食堂的老师傅都知道，到了吃肉的那一天，总是在我的碗底下先放上一块肉，再在面上给我一块。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差不多是白皮书出来的那时候，工宣队来找我回上海，一路上什么也不对我说，把我吓得半死，我以为我又有什么罪过查出来，要斗我了呢。后来是让我回学校去把《俄汉大词典》最后审完，好出版。那是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开始的工作，现在重新起动了。
所以我只去了很短的干校，就回上海，做本职工作了。这一点是比较幸运的，也让留在那里的人最羡慕。凤阳那地方实在是太苦了。
我的工作是看词典，说起来比翻译白皮书要好，除了词典里的例句有时会有什么政治性错误的可能以外，还是很安全。那时候做什么事，都如履薄冰，让人扣了什么帽子，不得了的事。他们翻译就危险了，那可是白纸黑字，你自己写下来的，他们那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觉得是不好过。
要说那时候是在做自己的事业，没错。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抱负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吧。后来我去参加《列宁全集》的修定工作，一生就是这些了，而我从来喜欢的，其实是翻译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我做了四十年，全是业余时间。
李天钢：上海史专家
我是十四岁左右时读到这批书的，哎哟好看好看。
那时候有一部分书是我家楼上的邻居从他工作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借给我的时候总是叮嘱我一声，不要到外面去乱说，因为那些书总不算是当时提倡的书，有一点点地下色彩的，就是说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父亲从他工作的纺织科学院的资料室里借回来的，当时好像这些书单位可以到书店的内部供应点去买。我父亲给我看这些书是觉得那时候男孩子看了书，可以不到外面去交坏朋友，拿书来把我关在家里。
当时我曾经很希望自己将来是打篮球的，我是中学的篮球队长。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书比我同时陆续借到的古典外国文学作品要好看，因为那些书里有许多贴近我们生活的地方，而中国的小说里从来不会像《落角》那样写我们的青年，还有腐败阶层的产生，那时我在中学的学哲学小组里天天学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看到《人世间》里那贪污又读职的经理，我也想，难怪要说他们是修正主义。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过《多雪的冬天》、《人世间》，那里面的惆怅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而古典作品则离开我们的生活太远了。我以为白皮书比屠格涅夫要好看。
我知道出版这些书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也许也是为了“四人帮”巩固自己地位以及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用的吧。当时在上海出了一大批白皮书类的书，我觉得不光是为了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用的，他用不了这么多。
后来我还看过美国的《爱情故事》，那是我看了杰克·伦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现代作品。听说那是因为尼克松推荐这部小说，中国要和美国建交了，也翻译出来看看。我还记得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情形，那时学校都放了假，告诫学生都呆在家里不要出门。而我正好在学校打球，就回不去了。在学校里，看到车队经过，许多黑色的小轿车，无声地飞快地开过窗子前。
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白皮书里的历史书。我看了《朱可大元帅回忆录》。我非常激动，那种对元帅的英雄主义的记录，战争，个人生活，我觉得这部书直接影响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好感。从此我喜欢看历史书。
我父母都是科学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我父亲在七四年去世，他对我的遗愿，是希望我将来有可能的话，就做工科的事。可是一到“四人帮”粉碎，可以考大学，我选择的即是复旦的历史系。
现在我做上海史的“文化大革命”阶段的研究，我以为白皮书对上海七十年代的读书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读书和思想都没有完全被阻断，包括那时被写作组用的翻译家和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他们至少是没有完全与自己从前的专业隔离，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而不需要恢复。
我是感谢白皮书的。
张献：剧作家
我是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看到白皮书的，当时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管着厂里的图书馆和广播站。新华书店每个月来单子，在上面画勾，然后就可以去买。我对当时的历史书最有兴趣，看到《欧洲简史》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如痴如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可以把历史说得这么精彩的书，我大概看了有七、八遍，可以背了。还有美国的三本《世界史》。
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被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