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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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被孩子孤立的经历，有几年，我只能在家里，出不了门。生活很迷惘，对生活也很不满。在看《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就觉得亲切。在那时我记得自己的感觉是看到了精致和有智力的说法，可以这样来谈论人的生活和精神。看到了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聪明的见解，那使我对修正主义刮目相看，觉得修正主义是聪明人。当时我还有些不解，这些书看起来有点异端的，怎么会流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没有被清洗出去呢？
其实我觉得那些书让我们思考的是共产主义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要向何处去，这样的政治化的问题，所以后来对它的兴趣就不大了。记得那些书当时许多青年都看过，后来我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非常热衷讨论青年问题，有人在讨论中会大吼一声：“你们到底要什么？”
现在仍旧留下好的印象的，只是当时对青年的灰色情绪的描写。
我的对译文的亲切感在白皮书时代的初期就形成了，不光是白皮书的影响，那些书的文字真的不错，是我当时能看到的最好的文字。当时还有一张报纸对我文字的影响力很大，就是《参考消息》。每天我爸爸下班把报纸带回来，所以他回家以后，我总很着急去翻他的包，找《参考消息》看。我的中文是从那上面学来的。还有《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的文字基础，而到了可以看到加缪和卡夫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找到了影响自己的文学，那是在十年以后了。
我天生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不喜欢《红楼梦》，我不知道拿起来多少次，可看不完，我总想要把它留到老了再看。实际上也不喜欢外国古典文学，不能忍受莎士比亚的那种造作，对中国传统的隔膜，我不知道是不是与童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险恶环境有关系，总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在什么地方与自己的精神需求不相宜。对的，就是不相宜，合不拢。
回想起来，对我的情感成长影响最大的，在那个时代，是《斯巴达克斯》，而白皮书是影响了我精神上的成熟。
那个时代，对西方的东西真的是如饥似渴的。不光是书，还有音乐。我在广播站工作，能够找到旧唱片来听，真的是不得了的大事。提前约好了人，然后拉好窗帘，关上所有的门窗，屏息听夏威夷吉他。对性的体验很奇怪，是在那吉他声里体会到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许多人回想起来也是一样，是那柔软的吉他声带来的。对我来说，还有绘画，那时我学了绘画，看到建筑学的书也会如获至宝，因为那里面总会有一些图片，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精致优美的东西，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并没有少读书，只是不那么方便而已，可还是非常饥渴，每一次找到了什么，都很激动，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件。
草婴：翻译家
那是七一年的时候，我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大牛鬼蛇神，被关了起来，我的妻子也被关起来了，家没有了，书全部被抄走了，我的小女儿那时不到十岁，一度一个人生活。后来就是我的胃大出血，动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差一点死了。等我的病好一点以后，就去了奉贤干校。我种菜。住集体宿舍，是草棚棚。
我没有参加《多雪的冬天》的翻译，参加了后面的书的翻译，那时大概因为我在上海编译所的时候是学习组长，所以翻译连的时候，我也做了大家的小头头，所谓最终通稿。
当时是上海图书馆308房间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小组，都是“四人帮”信得过的人，懂外文，他们可以去看外报外刊和最新的外文书目，由他们选择了翻译什么样的书，当时主要是俄文的，然后送到干校来，让翻译连翻译。所谓翻译连，是十五个人，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的，做翻译工作的，来翻译。我们这些人，不能看那种外报外刊，只能是叫做什么做什么。当时没有地方翻译，因为干校连大点的房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在集体浴室里工作的，那里最大了。
三个人一组，一共五组。将一本书拆开来，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讲故事，用这样可笑的办法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然后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干校里连字典都没有，工宣队的人逼我们要在二十天里交四十万字的翻译稿出来，他根本不懂，瞎指挥，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的《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那样精神上没有那么紧张。不管怎么说，这还是脑力劳动。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修万里长城的奴隶，不是我们要做，不是做我们想要做的，我的心愿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而不是翻译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不因为自己翻译了它们而觉得自豪，它们浪费了我的生命，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那些书的出版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轮不到我们来说、来想，你说，这怎么可能让一个搞翻译的人接受？从前我翻译肖洛霍夫，就是吃了那么大的苦，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是自己选择，而且喜欢的。
我们当的是翻译机器，他们要的是我们翻译，而不要我们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我们在做自己的翻译专业的愉快心情。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
要是实在要说在翻译连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后来在下面实在无法工作，于是我们比大部队早了半年回上海，天天可以回家，看到家里人。
直到“四人帮”粉碎，上海要把放在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拿出来，成立上海译文社，本来想要我去做总编辑，我没有去，因为我那时真的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就是翻译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我做一辈子俄文翻译，这是我的心愿，此后二十年，我就做这件事，现在完成了。
周克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我是九二年才到译文社来做编辑的，在此以前，我做了二十八年的数学教授，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而且实在喜欢翻译，才在中年改行。
白皮书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是母亲从出版社拿回来的，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甚至也不记得故事，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说起来，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在那样的年代读到，心里觉得很愉快，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
影响我的外国文学肯定不是这些白皮书，而是更早，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六四年以前读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只是在那个什么书也找不到的时代，白皮书总还是你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子，比起当时的中国文学来，它们总是好些。
刘绪源：作家
那时我已经在工厂了，非常喜爱文字，那时候凡是看到一点点好看的文字，心里都会激动起来。我还记得那时在街上看大字报，看到写得有理有据、文字干净的大字报，会很高兴。
那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书，只是渠道不同了，我看的许多文学名著都是在红卫兵组织里打了介绍信，说是为了批判用，然后到上海图书馆去借出来的。我那张介绍信的日期写了三十天，所以我在三十天里看了许多书，那时我实在喜欢茹志鹃的小说，想起来，是因为喜欢她小说里当时在中国小说里少有的心理描写吧。
在工厂时，我已经非常热衷小说。
后来就出了白皮书，对我来说，也许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向外国文学打开眼睛，从前看过一些古典的作品，但是也是泛泛而看，没有震憾我。这次不同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摘译丛书，叫《苏修短篇小说选》，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总是在“四人帮”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书里有一篇小说，写了两个兄弟，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人打了，另一个追上打人的壮汉，要打还他，可那孩子不是壮汉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了。那人向前走了不久，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又追上去，再打，再被打倒在地。反复了几次，孩子已经伤痕遍体，比自己的兄弟伤得重多了，可他还是一次次追上去，再打。后来一直追到那人的家里，那个人最后跪下来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后来，那孩子打上了壮汉几下，也没能怎么样，但孩子心里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走开了。
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种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非常少，几乎没有到达这样的精确和有力。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文艺摘译，当时是期刊，那里面作品的心理描写总是给我许多启发。
我想，在八十年代以后，在读到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和现代哲学时，会很快接受，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是白皮书时代打下的基础。
孙甘露：作家
我没有印象了，那时我应该是十二、十三岁的样子，我想我是看到过它们的，因为我对书名有模糊的印象，大概是在朋友家看到过，或者翻过。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故事了。也许因为时间太急，那时候问别人借书看，是以天来记的，总是一晚上还，或者一天就还，大概是怕别人不还，还有就是怕传来传去惹出事情来。
我还记得那些书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中间的，不是公开出版物，后面打着“内部发行”的小字，让人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那个年龄我读的是自己家里留下来的书，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什么的。要是我看到过它们，也好像是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一扇窗子，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我瞥了一眼，就算了。也许它们对我精神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可我看不到那种戏剧化的巨变，要是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时代，我有印象的是在提篮桥的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康德的《宇宙论》。我喜欢这本书，可这不证明我懂得它，可能现在我也没有懂得它，别说那时候是个孩子。我常常会在房间里大声读它，是朗读，它听上去很好听。
而我最热衷读的，是当时的电影广告，报屁股上的，现在我对它们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些书，是我喜欢而且记得的，《人，岁月，生活》，《近于无透明的蓝色》，可我不能确定是白皮书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初，它们已经被混在一起。
荣如德：翻译家
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