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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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突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在悄悄保留着自愉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邀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他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的额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磋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样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她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着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大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皮克夫人
我是在维也纳见到皮克夫人的，她是现在著名的维也纳大学中文系最老的教授，为中文系工作了四十年，其中有十七年，她是整个维也纳唯一的中文老师。曾因为一生帮助奥地利人学习中文，她的学生遍及奥地利汉学界和外交界，而被奥地利政府授给共和国金质勋章。她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用英文和德文，教人中文。
那时我们一同坐在靠近维也纳森林的一个安静小镇上的一家中国餐馆的桌子前，为了我们说话方便，主人把我和她的座位排在了一起。那个春天的中午很好，阳光灿烂，空气芬芳，森林的草地上开着勿忘我。她的白发在太阳里泛出了淡紫色。我们在吃中国食物，在长桌子上把沉重的大陶盘子递来递去，每次我捧着盘子问她要不要，她大都点头。
她吃得又多又好，完全不像是八十岁的中国老太太，食量更像是欧洲人，大块吃肉，也喝小镇上新酿出来的葡萄酒。
我夸奖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像上个时代的上海人那样，是娇小的，穿在精致的淡粉色的毛衣里，依然有着温馨。她说：“不啊，我只有几年时间了，我知道，我的血管都坏了，晚上，我有时觉得血不能流到上半身来，我的日子不多了。”
她边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边大声说，可看上去并不自怜。
我和她说上海话，我想象里，一个远离家乡四十年、将要终老他乡的上海女人，会喜欢有人和她说说家乡话，会喜欢有从家乡来的人告诉她那里的事，可不一会，我发现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把上海话换成国语。
她出生在上海郊区的南汇，在上海启明女中上中学，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学国文，毕业后在上海做与英文相关的工作。在这时，她认识了从奥地利逃难到上海来的犹太工程师，然后他们结了婚，她从徐小姐成了皮克夫人，接着就去了欧洲。像许多上海女子一样，她们远走天涯之前，并没有到过本国的多少地方。我想起她在维也纳的学生。从欧洲人薄薄的嘴唇里说出来的，也是她的那种有点口音的江南国语。
她甚至也不那热衷向我问起上海的情况。
直到我问她是不是想念上海。
她说：“现在你的上海和我在的那个上海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是一个真正的外乡人，我听了你说的上海话，连话也有所不同。奥地利是我的家，它是我的家乡，我一生大多数时间住在这里。要是说想念，也许我有时会想起从前我的年轻时代，我的小时候，而不是地方。”
她是第一个我看到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思念故乡的中国人。
而且她大声把它说了出来。
我有些吃惊，而她说，生活不是人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那时抗日战争爆发，烽火四起，她无法到原来受聘的福州女中任职，所以去了上海女中教书。
原来她可以像大多数上海女子那样教书，直到结婚，成为某条租界大弄堂里小康人家的主妇。可很偶然的一次，一个她中学时代的同学要借她学校的礼堂开会，说是一个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会议。因为她是学校职工，所以请她联系。会议开了一天，可到了学期末，校长不再给她聘书。这时别人才告诉她，那天的会有许多左倾的人参加。只是因为不知情中帮人一个小忙，她失去了工作。
她进了一家时事月刊做翻译，原来也是为了一份工作而已。这时欧洲战争爆发，通过每日翻译的稿件，她开始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和他们“到上海去”的口号，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量，帮助被战争迫害的人。于是她转到上海的英国新闻处做翻译，翻译反纳粹的宣传稿到中国报章上发表。
她那样的年轻女孩子，在离乱欢歌的上海，努力过快乐而正直的生活。在翻译之余，为《新闻报》写影评，常常晚上去看最新的欧美电影，在当时，英文和电影是上海的时髦事，想来那样的生活真的是她所说的“顺适”。
又是很偶然的，她给一个流亡到上海来做雨衣生意的犹太工程师做中文老师，他们常常晚上一齐吃饭，喝咖啡，用这时学中文。然后，她成了皮克夫人，犹太工程师的太太。
上海女孩子和外国人在一起，常常让人想到这个城市崇洋的气息，大战中的本地女子和流亡的犹太人在一起，常常又让人想到同情和奉献。
而皮克夫人说：“我和我喜爱的男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说所有的问题，没有什么我们是不能说的，也没有什么我们是不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