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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5章

小说: 上海的风花雪月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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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东西。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厚厚的锈,可还用着。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房间门上。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印子合上了。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煎馒头的香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死在上海了,可以睡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墓地虽然小,可不必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常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犹太人在上海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的尖叫声。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身份证。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只是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那些葬身上海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子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在这里。”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听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我和朋友小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毛,狗也老了。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台唱队老师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满街全是上海春天看上去仿佛有雾的阳光,我去华亭路做一个采访,短短的一条华亭路,满目都是对旧屋和旧事的发现,令我惊奇。

    小时候看惯的旧而安静与秋天老黄的梧桐树混成一体的街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华丽的大屋,完全的欧陆式样,世纪初欧洲最流行的明黄色,漆得雪白的木百叶门窗,阳台上三张古欧洲人严肃脸容的浮雕,像一朵落在阴雨黑湿的梧桐败枝叶中的鲜花一样,在四周的旧屋子里,散发花香一样散发着修整的强烈油漆气味。汽车飞快地掠过,但我却步步退回到从前,小时候攀进院子里去采别人院子里五月盛开的花,小小的紫色的,可是盛开在五月欧洲土地上的丁香?小时候常站在大屋对面的街角等约好的人,那用孵石嵌起的墙面,紧贴地面的地方,常出现一扇深陷的窗,窗里有时会有一个人在拉琴,我曾把它称为海顿的窗子,因为那架大提琴永远是在拉海顿,深陷入地下的窗,散发着居家的食物和家具的气味和音乐,像一个童话中的洞穴。那个式样的房子,可是来自法国?和在斯特拉斯堡的安静广场边的房子,去除了中国多年风尘和法国孩子涂得五颜六色的鬼脸图画,有完全的相似。

    突然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的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华亭路被法国人强占为租界,外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更多的吗?记起来小时候,常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玩,那是一排用生锈的洋铁皮盖起来的房子,里面有旧旧的白陶咖啡杯,又小又浅的那一种,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上,人们也有用这样的咖啡具喝着淡而清澈的欧洲咖啡。还有旧旧的藤摇椅,放在洋铁皮屋子的昏暗角落里,它的旁边有一旧钟,咯啦咯啦,响亮地走着。旧货店里的店员,在我的记忆里是最和善和忧郁的,他坐在轻尘飞飞的柜台后面,不太理会我用手去试那张摇椅。回想起来,在洋铁皮房子里卖着的,是华亭路附近在一九四丸年之后逃跑的外国人家里的东西,银餐具,坏掉了发条的钟表。

    于是我要回到华亭路来采访,我想知道小时候没有看懂的东西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

    站在华亭路上,看到多年失修的院落里,那株我小时候偷采过的丁香树,又满枝满树地开着花。那花紫紫的,硬硬的,又小又瘦,越来越像野生的了。

    洋铁皮房子里的旧货店,如今搬到拐角上去了,那大约是原来的一楼,只是多年以来房基下沉,一楼的门陷在人行道之下。像三十年代人们在淮海路上开的店常做的那样,他们也在黄色的砖墙上支出一块黑色铸铁做的椭圆牌子,用遗有欧洲风格的曲卷枝蔓的铸铁环绕着的,是他们的店名:新新旧货店。

    店里的光线像在洋铁皮屋里时差不多暗,旧货店里总是有那种气味的,那种闻上去干燥的、混和的并且生动的特殊气味。

    两个外国人垂着金灿灿的头,在看玻璃柜台里面的中国玉。

    然后我听沙沙的响声,间或还有扑扑的声音,愣了一会儿,听见有音乐传出来,才发现我又听到了老式的密纹唱片里的音乐,噗噗的声音,是唱针在唱片上划过的时候碰到了那上面的灰尘,一个瘦瘦的男人坐在柜台里翻一些封套发黄的唱片,那些歌星的脸,有一种隔世的甜腻与欢快,那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人脸和气息了,男人的头上打着凡士林,光滑得像冬天的山坡一样。

    那瘦瘦的男人看上去面熟,只是头发稀了,脸上的皮肤松了、肿了一些,眼睛里还一样的有种孤独而敏感的神情,有时它会变化成陶醉,有时它又变成为不屑,或者刻薄。

    他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少年宫合唱队时的合唱指导,合唱队的女孩叫他“安德烈”,一个苏联电影里的名字,那是个亲吻妻子,并说“面包会有的”的英俊男人。

    我十三岁的时候,是七十年代的初期。那一年曾经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关闭的少年宫又恢复开放,我考进了合唱队,那一年我刚刚开始发育,人突然又瘦又高,笨拙得像一个长脚鸳鸶。

    不久,我们的合唱队指导突然换了单位,临时找了一个新指导来管我们合唱队。新指导还没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已经打探到了老师的底细。老师姓杨,是里弄里的社会青年。从前,他是教育学院音乐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班的同学统统分到山里的一个军马场里去,但是他不肯去,就留在家,管管街道里小学小分队的比赛演出。同学们坐在梯形椅子上传着这样的消息,以至于大家看他的眼光,在挑剔和崇拜里夹着一点轻蔑。

    他站在一架旧钢琴那儿,手臂放在打开琴盖的琴上,他又高又瘦,蓄着略长一点的柔软的头发,他不像从前的指导那样笑嘻嘻地寻问同学的情况,一副与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他只管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像随时准备转身就走的样子,我那时也悄悄打量老师,他有一个鼻翼很薄的尖尖鼻子,使我喜欢,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因为那样的鼻子看上去很敏感,很聪明。

    前排的一个同学悄悄回过头说:“这个人老卡拉(color)的,”那是一个上海殖民地时期用的英文词,意思是,很风流,很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初的意思则是颜色很多,不单纯。

    指导说要试试我们的声音和耳朵,他教我们用“咪——呀——”的发声唱一些音阶。他坐在琴前,按一个和弦,然后我们跟着那曲调唱。指导瘦长的手臂向我们非常漂亮地一挥,他阴沉的脸在那时也豁然开朗,变得充满激情,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的腿非常细长,膝盖又小又硬地鼓起来。坐在琴前面,比原来的指导不知道要合适多少倍。那使我们刹那之间就有了一种非同凡响的很专业的感觉,大家都伸直了脖子往高处唱,因为那时在孩子的概念里,谁唱歌能吊得高,就是谁唱得好,指导长长的手指做着一个O型,一边说“开口要圆,不要让声音扁掉。开口要圆。”

    他的眼睛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久久地盯着我们,神情振奋,那是我们都看出来的事实,这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真不错。那一天临结束的时候,他宣布要比较系统地训练我们,给我们一些无词歌做练习:“这样你们的声音才能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有声部。”他说。

    那天活动结束后,指导慢慢地收拾东西,让我们先回家。少年宫别的小组都已经结束了,一扇扇门都关得严严的,走廊变得又长又安静,走在里面,有种柔和但不真实的感觉。楼梯拐角的宽木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色植物,红砖的花盆和白色的圆窗,使我怀想一些过去了的美好事物。那些事物大都生存在想象中,像养在金鱼缸里的美丽的热带鱼。

    这时候,我听到了有钢琴声从楼梯上沥沥流下来。一开始迟迟疑疑的,间断的,重复的,但后来就自如起来,畅快起来,短短如歌的曲调,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仿佛还有人跟着它唱歌,但细听,又没有了,好像是黄昏时分的幻觉。

    我返回去,顺着楼梯走上去,从三楼通上我们合唱队的平台,那截楼梯由于通向平台显得有些荒凉,——没有木扶手,没有楼道窗,天花板也是斜斜的,那样的楼梯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午,我也是怀着一种猜测,一级一级走上通往顶楼平台的楼梯的。黝暗的楼梯上,钢琴声隆隆而来,的确有人跟着琴在唱歌,他唱:“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跟随我前往。”

    大教室的门开着,是指导在那里弹琴,在那里唱歌,唱着一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歌。他唱得不经意而且含糊,混合在琴声里如水流下,那真是奇怪的声音,许多年来,有时在红尘滚滚里回首往事,我想起指导那个黄昏的琴声,那歌声沉浮在琴声里,就像一双眼睛中的眼神。他瘦长的身体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音乐声里摇晃着,摇晃着,摇晃得像一棵水草在波浪里面。他唱:“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夜莺在放声歌唱,玉莲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他的手指有时按出与歌声不合拍的声音来,这时,他的歌声就顿一顿,然后他重新哼唱一遍,手指又跟着弹第二遍。

    在旧货店的旧唱机旁边,我的指导还在跟着音乐轻轻地晃动着身体,所有的岁月好像都像大水一样在我和他之间汩汩有声地退了下去,我的合唱队指导,二十年前的老师,还在同样的音乐里用同样的姿势摇晃着身体。

    他看到我。我刚想张嘴,他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这就是老师!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和王莲终于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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