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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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我。我刚想张嘴，他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这就是老师！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和王莲终于和老师混得熟了，得到了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在老师的写字桌上，我看到了一个用硬纸做的钢琴键盘，黑键白键，像真的一般大小，甚至还做了一块琴牌，上面用钢笔小心地描着一行外国字。那天我才知道，他爸妈在抄家之前，把指导的琴卖掉了。从此指导就在这个纸做的钢琴上练习手指。他的琴声就是他嘴里的歌声。当我和王莲惊奇地看那架自制的硬纸壳钢琴的时候，指导在我们身后一声不吭，他的阴沉而且恼怒的脸色，使那时的我心怀歉意。
一样的神情。
我走上去招呼他，他装作才认出我的样子，说：“这些年你成作家了，我看过你写的一些东西，发表在晚报上的。”
我点点头。
他又说：“你有王莲的消息吗？她到美国学声乐去了，一家人后来都去了，寄过圣诞卡来给我。”
我摇摇头，王莲自从我们离开少年宫上中学，就不再有联系了，当时却是知心的朋友。我看看老师的四周，他的身后有一个打开的旧纸盒，做得很精致的纸盒，里面的白纸都发黄了，白纸上搁着四把餐刀，刀柄上雕铸着复杂的花纹，寄售价是六百元。老师随着我的眼光看了看说：“这副刀卖得真便宜呢，你看看它的做工，是正宗的西洋产品，我看现在连他们也未必能做得出来。”
我听得笑了起来：“老师还是老样子。”
老师也微微笑了起来：“我很骄傲做，”他的鼻翼虽然由于年龄的关系变得丰厚了一点，可仍旧是敏感而骄傲的。
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傍晚，一辆大客车把合唱队的同学和乐队的同学送到黄浦江旁边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大客车中央的过道里堆放着乐队同学的大提琴、小提琴和手风琴。乐器的盒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乐队的同学都有点骄傲和娇气，仿佛是在显示我们虽然前途迷茫，但却气质高贵，看上去有点与我们指导相似的落难的味道。他们悄悄打量着我们指导，他们也听说他叫“安德烈”，这使合唱队的女孩有点骄傲。
海员俱乐部有着老式建筑的那种厚重、华丽，高大、褐色的木护壁板的大堂里，放着小小的褐色圆桌，圆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子中央，一个酒杯里点着一根蜡烛，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那烛光奢侈地摇曳着。我们将在这里和外国海员联欢并演唱。“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爸爸曾经带我来过这里，但我只记得和爸走丢了，打开一扇门，房间里是空的，打开一扇门，房间里又是空的，高大厚重的橡木门和几乎没有家具的高大房间，让我感到噩梦似的恐怖。
我说：“从前我和我爸爸来过这里。”
王莲点点头。从前她爸是个舞蹈演员，可“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舞蹈可跳，他就不能控制地大胖特胖起来，以至于最后完全像个大水桶。她是听她那失意的爸爸讲着“从前”长大的，所以一听到说从前，就乖乖地、稔熟地点头。而她自己却非常乐观与单纯，而且快嘴快舌，我四下看看说：“如果在外面看到了这种地方，还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她点点头，四下看了看：“资本主义还真不错。”她有一双很干净的眼睛，只要你引导她，她就会大声说出你想说出来的感觉，而且比你在心里感觉的还要准确和坦白。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旁边坐着指导，指导把双手交叉着放在桌布上，正浅浅笑着看我们，显然他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俩吓了一大跳。当时所有的人说所有的不满，都是说在早上挤得转不动脖子的公共汽车上听说的。而我们却赖不成。那时我们心里有点着慌，我们知道应该说谎，但只是常常要忘记这一点。撒谎使我们感到难堪，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撒谎的时候，我就紧闭上嘴，光看不说话。我们看着指导张目结舌。
指导竖起食指摇了摇，又像是警告，又像是赞赏，又像是安慰我们不要害怕。
指导身后的天花板角落里，有一个白色的裸体的小天使，欧洲小孩子的脸看上去真是精美，真是甜蜜。指导端正地坐在褐色圆桌旁，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如鱼得水地用指头慢慢在桌面上转动着泡着茶袋的茶杯。青黄的颜色缓缓地从茶袋里流泻出来。然后，他把茶袋拿出来放在茶杯下的小盘子里，他啜一口茶，深深地向后仰去，埋进宽大的沙发椅的椅圈里面。
多年以来，指导的那张脸上被跳跃的烛光映照的那种表情一直被我记在心里，我童年时代许多被触动但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的人与事一起封存在我的回忆中，跟着我一路长大。一九八三年我从学校毕业到杂志社工作，那时编辑部每个月都买电影票、戏票或者音乐会票让编辑去进修。那时候编辑部的老老小小就在编辑部集合了一块去，说起来也很奇怪，我的编辑部也在一栋殖民地时期造起来的小楼里，那小楼也是做成一条客轮的样子，也有一些旧了的白色圆窗。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极胖的老编辑，新式电影院里灵巧的椅子总使他起坐困难，有一次，全场静听印度吉他大师弹吉他时，他坐着的椅子突然断裂，随着一声巨响，他像阳光下的雪人一样缓缓深陷到扶手之间，半天都挣脱不出来。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一家从前的兰心的老剧院看戏，那老式的椅子结实宽大，他坐下去的时候，脸上出现一种终得其所的松弛。在烛光照亮的旧欧式大厅里面，指导脸上的样子在那天得到了最好的解释：终得其所。
合唱队的演出其实只是极短的三分钟，然后大家又坐回到自己的桌边，小提琴小组的曲子，叫《云雀》，在形容云雀一飞冲天的时候，我们的小提琴总出不齐弓，声音乱糟糟的又尖又扁，此起彼伏。每当听到他们这样，他们的秃头发的指导都会“噗”地吐出一口气，把头歪到一边不看他们，那是合唱队的同学唯一可以大肆笑话他们的地方。
我和王莲决定出去看看。
临江的院子里，充满了夜间潮湿的水腥气，大房子灯光明亮，窗上遮着白色的窗纱，打开的大门里，能看到一些旧旧的淡棕色墙纸，还有一盏很大的复杂的老式吊灯，那繁花似锦地垂悬着无数发黄的玻璃片，被灯光打得陈旧而晶莹，从那里传来断续的音乐。那情景，在七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不寻常的。
仿佛那是第一次我感到了，当夜晚到来后在昏黄的街灯和春天晚上的薄雾里面，上海的那些殖民地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在阳光下曾经又旧又乱的房子，就像死灰复燃的木柴一样变得生动而明亮。好像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只是一件衣服，被它在夜晚脱下来，呈现出遥远异地的浪漫。它就像在大海里夜航的大船一样，一边显出着它的美好，一边不可阻挡地缓缓离开。那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贫困而禁锢的日子，经过了那么多年对私人幻想和隐秘的精神生活的残酷铲除，心都变成荒凉的空地，但我们站在那荒凉的地方，还是幻想别的世界，那世界我们从未见过，任何有着细致不同的柔和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心里引起热烈的反响，我们望着那房子，怀着惊叹和心酸。
“安德烈！”王莲捅捅我。
指导正从旁边一条小路里踱出来，他也在远远地看着那房子，听着那音乐，以一种故地重游般的亲切。在我们没打定主意躲还是不躲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我们于是说：“我们出来找厕所。”
他点点头，然后说：“这房子真漂亮，对吧？”
“是的。”我们说。
他说：“这是世纪初欧洲的建筑。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房子，那是大户人家住的，不像我们这里，变成什么俱乐部。”
那时候，欧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词。二十年过去，我在春天上海刮风下雨的四月去到维也纳，走在旧城的Ring上，我看到许多使维也纳人自豪的老房子，世纪初的高大结实、装饰而又节制的老房子，黄黄的颜色安静地从我眼前向前延伸开去，Ring上走着旧式的马车，马车夫穿着红呢的衣服，戴着高高的黑帽。我在那街道边走着，想着指导在江边的夜晚所说的话，他那样说起欧洲，声音含糊不清，好像是忍不住要说一个关系非常亲密但又必须保密的朋友，“欧洲，欧洲。”他轻轻地亲昵地嘟嚷着，但他那时并没有到过欧洲，他是一个住在一九二五年欧洲人盖的小楼里，听着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伟岸而浪漫的音乐，小小心心地收藏着欧洲人年代不明的旧咖啡杯，拿一只写着salt的盐瓶当笔插的七十年代初上海的青年，小心地收集着点点滴滴来自欧洲的碎片当星星点缀自己的天空。
是指导，把他心中象征着全部无法形容也无法想象的生活的美丽欧洲，像树根一样从他的心里插进我的一片空地的心里，使它疯狂生长，盘根错节，以至于永远不能收拾。
那天，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黑黝黝的冬青树丛的旁边，听着春天时冬青树硬朗的树叶落下的萧萧声，像隔着一面橱窗看里面用最好的东西装饰成的世界一样，我们看着黄浦江边灯光暂时通明的大房子。
是不是有一点像老师现在和我一块看着橱窗里的那套旧餐刀的样子呢？
我们说起从前，午后的旧货铺子里只有那两个外国人，轻声用他们的家乡话讨论着一个清朝民窑瓶的价钱。老师当年从少年宫出来，又在家耽了好几年，然后就是满街的人买螃蟹吃：打倒“四人帮”的那年秋天来了。后一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老师进入了一间中学做音乐老师，然后在上海宾馆附近探头探脑地出现第一批私人老板经营的酒吧时，老师去到酒吧唱歌，拿了一把吉他唱披头士的歌。有一次，公安局来检查酒吧时，把老师的行为报到老师所在的中学，老师就从那里辞了职，老师一生的变化似乎总也离不开那些旧歌曲。老师和别人跑过汽车生意，也去参加过报社办的流行歌曲大奖赛，也到酒店大堂里去弹过琴，准备了一套黑色的西服，弹的时候穿上，脱下就回家。这时候我作为一家儿童杂志的记者，去采访黄河漂流队到达上海，作为封二的文字编辑，坐在摄影记者的绿色自行车后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寻找介绍上海的角度，在武康路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缠满了常春藤的棕红色的小楼和突兀在外面的小阳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小段文字，叫：“罗密欧的阳台”。写完之后，彼此欣赏一番。以后，让编辑部主任退了回来，他笑笑说：“开什么玩笑。”
老师听得哈的一声笑出来。
最后，老师到了旧货店，成为一个卖寄售旧唱片的人，老师用他有了许多皱纹的细长手指，有力地敲着柜台面说：“我好像这才回到我应该耽的地方。”
老师说着起身去换停了许久的唱片，他点点那堆寄售的旧唱片，转头对我说：“现在还有这么傻的人，把保留了这么久的宝贝拿出来，就为了几个钱卖掉，现在的人，真正是想钱想疯了。你看，o，”他翻出来一张给我看，一边死命地摇头，“连‘文化大革命’都躲过去了，还有什么躲不过的？不过如果他不寄售，我也听不到。”
而我想，会是那些买到了最好的音响和激光唱盘的人换代的遗物。
o开始唱圣诞歌曲。往外看一眼，旧货店外面的阳光，强烈得像雪一样覆盖在地面上。老师踩住音乐的节拍走过来，一副飞扬的样子，我心里又响起那时合唱队的女孩子说他的话，老卡拉。他真的是我们见过的最爱那些世纪初的甜腻流行曲的人。在二十年前，少年宫顶楼有着许多扇大窗户的合唱队教室里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他反反复复弹着令人心里起雾的曲子，以致我能像他一样哼出来，却不知道它的名字，直至后来自己去听音乐会，那时的曲子是《少女的祈祷》，是《如歌的行板》，是《梦幻曲》；那时在老师的小屋里听的沙沙作响的盘式录音机里，是《蝴蝶夫人》，是《卡门》。他从少年宫顶楼上的有点走音的旧钢琴前侧过身体来，细长的男人的干净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大大的Ｏ，一半恳求，一半威胁他说：“你们小心听，听里面的灵魂，好的曲子都有灵魂，灵魂在音乐里唱着歌，小心听，小心听。”
那时他说那些曲子是阿尔巴尼亚歌曲，当时只有一丝欧陆的风可以刮进来，就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和音乐。中国与那个山国友好，因为毛主席说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指导他真是疯了，他来不及想到他的灵魂也裸露在琴声和“阿尔巴尼亚歌曲”里，琴声飞到楼下，楼下不光只有一个女孩，那时我常也磨蹭到最后在楼梯里听指导在楼上弹琴，那时还有一个宫主任，她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让那女孩有一段充满音乐的回忆，但却使自己最终也倒了霉。
指导给我们分了声部，练习了许多无词但曲调优美的歌曲，我们那一班同学坐在梯形椅上，静静地看着他，朦朦胧胧、深深浅浅地体会着指导那时飞得很远很远的一颗梦想美丽的心。
后来我翻译《彼得·潘》，我在杂志社那小而安静、堆满了书的小书库里将稿纸铺在膝盖上，一边翻译，一边读它的时候，有时想起指导。他那时也像彼得·潘一样带着我们飞越七十年代初沉睡的城市和生活，去莫名其妙地怀念非常遥远的地方和非常陌生的生活。
后来有一天，上课上到一半，有外国人来参观，那天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客人，所以宫主任穿得整整齐齐，连衬衣的第一粒扣子都端正扣好陪着上来。指导正给我们练习在兴头上，眼看两个声部就能合起来了，虽然看到来开门的人已经上来，这是一个信号，示意合唱队同学准备，可指导想了想，还是忍不住让我们再唱一遍。我们还没唱完，宫主任就到了。她楞了一下，看着指导有无限深意地笑了笑，指导的脸木了一下，他草草应付着让我们唱了几支歌，把参观的人打发走，然后，他从琴凳下拿出新歌纸来，让我们唱。那是一支很革命很激情的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里面有轮唱，唱得像两个声部在吵架，轮成一片铿锵的歌声使我们兴奋起来，指导却心不在焉地划拉着手为我们打拍子。
以后的几次活动，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帮我们练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像霜打了一样，直到我们有了去海员俱乐部与外国海员联欢的任务。宫主任说让我们排一个比较抒情好听的歌，我们才换了“金瓶似的小山”。
老师摇摇头说：“你听这是多么好的音乐。”
我问：“你真的喜欢这里吗？”
教师尖锐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要喜欢什么？你们这种记者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请吃？”
我连连摇头：“那倒真的是没有，如今记者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这一类，是最纯洁的一类。”
“我做汽车生意的时候，倒是吃得不少，”老师收回他尖锐的眼光，“一天到晚海鲜酒家，弄得好像当渔民一样。我最恨海鲜酒家，什么乱七八糟的生猛海鲜，完全是沿海渔民的作派，乡气、土气、不知天高地厚，全有。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东西现在竟然成了上海的时髦了。本来蛮像样子的上海人，倒过头去学那种小渔村里暴发户的憨腔，什么商标做在西装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