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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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更多的人陆续退休，大家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西区，虽然经过几十年，家中父辈留下来的房产绝大多数已经不在手里，他们还都住在从前法租界拥挤破旧的洋房里，炼出了在堆满杂物的黑暗走廊里灵巧穿行的功夫。他们的咖啡聚会到了淮海路老大昌的楼上，四周围是棕色的火车座，当时年轻人谈恋爱最好的去处。他们坐在中间的桌子边。那时老大昌有奶茶卖，装在发黄的钢化玻璃杯里。那时已经陆续有了海外亲戚的消息，也已经小心翼翼地通信。参加聚会的人，家家有人在海外，常常说的，是他们的消息，好几家人都同住在纽约的法拉盛区，他们说那里很好，没有黑人，可是没有说，那是纽约人眼睛里的贫穷移民住的地方。

　　　　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学运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地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土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镇压。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六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一九二五年的事。朱老先生是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人相信圣约翰的人为爱国会做这种事。多少年，有谁真正提起了这件事。”

　　　　张老先生是一九二七年进光华大学念会计专业的。一进大学就知道是从圣约翰分裂出来的大学。在他上学时遇到太平洋战争，他一个只知道好好读书、对得起家里供自己读书的一年一千块袁大头的单纯学生，只要学生会一声令下，他也跟着去睡铁轨，也跟着去枫林桥市政府所在地请愿。光华大学继承了五卅的传统，常常组织学生游行，张先生总是跟着去，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应该为国家做学生该做的事。“当然人人都是爱国的。我们读了英文，也不是就不爱国，我们总也是中国人啊。”他说。

　　　　老先生们都说：“我们老了，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事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现在我们就要安安定定，每星期可以到这里和老朋友碰碰头，吃吃咖啡，说说话，解解厌气，就可以了。”

　　　　要不是我问，他们不会说这些事，不管是那五百学生的事，还是“改造洋奴思想”的事。他们在一起，说梅龙镇的三鲜汤不错，说十元钱可以买到一只吃口好到底了的烤鸡，说下午的卫生麻将到谁家去叉，说二十号有老先生要做八十九岁生日，请大家吃中饭，大家都年事高了，晚上出来不那么方便。也说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日元的贬值，日本钢铁价钱会比中国低，这样宝钢会出现失业问题。当然也说戴安娜，红颜薄命的女子让巴黎从令以后添一个旅游点。现在一生都停止了，只是背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度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到十点多钟，大家就陆续散了。有人搬得远了，在梅陇那里，每次也搭地铁过来，只是要早些回去。走的时候，总是互道珍重。现在，每年总有十来个老人，下一次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永远不来了。早餐聚会的老人们从不去参加大殓，但会订鲜花请人送去。然后，红宝石面包房的早餐桌子上再不会有人提起这个人，白发之聚，及时行乐是基本原则。

　　　　张爱玲的公寓

　　　　　　　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那种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我远远地骑了一辆自行车，在一棵一棵又大又老、枝上在春夏时分生着绿色刺毛虫的法国梧桐下向它去的时候，想起来的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个黄铜的好莱坞粉盒，那是过期了几十年的好东西，有时候我打开来看看里面没有用完的粉，就是这种颜色的。那盒粉再也不能用了，可是也舍不得丢了它，那里的一面老镜子，水银定得那么好，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考究而微微发黄。

　　　　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我打开水龙头，“嗡……赫赫赫”，一样的轰隆轰隆而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她在她的文章里写到的特别多心、特别复杂的热水管系统，隔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发出来的声音。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

　　　　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

　　　　过了五十年以后，我听着，仿佛死尸还魂的诡奇而顽强，像是要喷薄而出。

　　　　从浴室到了张爱玲从前住过的客厅，当年胡兰成到这间客厅里来的时候，曾被它的一种华丽而不羁的气概而慑住，被他称为一种兵气。现在它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间小小的储藏间兼饭间，和一间一家三口的卧室。从前，张爱玲是在这里爱上了胡兰成。

　　　　外面就是他们的恋爱和结婚以后总盘桓的大阳台，他们在阳台上看过上海黄昏时的红尘霭霭，看到西边天上有一道云缭处，清森遥远。那时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胡兰成为日本人做事。那一个夏天的黄昏，他们说到了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像汉乐府里说的那样：“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

　　　　那时候，她走进房里去给他倒茶，倒了茶，拿出来。他上去接，她的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

　　　　现在，张爱玲有爱的笑在哪里了呢？人是早早就仳离，果然，大难来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命，胡兰成不要张爱玲了。多少年以后，有人在纽约看到张爱玲，是一个在街上沉默着走过少有笑容的老妇人。有谁知道，如今她在纽约的家，是否也有一个大楼高处的、似有兵气的客厅？

　　　　我站在阳台的一角，看着那长长的、还是老的铸铁扶栏，那是张爱玲从前说着什么的地方吗？

　　　　有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陪着我，她在张爱玲的时代是个年轻的牙医生，也爱看《流言》。我和这个娟秀的老太太，中间隔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年毛主席说以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一九九二年经济起飞，这么多这么多，说着张爱玲的小说。

　　　　“蛮好看的。”她说。

　　　　“蛮好看的。”我说。

　　　　我到这楼上来访张宅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也是正对着大门的电梯。我一下子想起来的，是张爱玲时代的那个对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都是一本清账的电梯司机。天热的时候，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要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烫得溜平的仿绸小褂，才出来。

　　　　走进去，我看到了一个纹了两条蓝细蛾眉的女人，在电梯里的木凳子上精明不可欺地看定我。

　　　　我说：“六楼。”

　　　　她不响，卡拉拉地拉上电梯的铁栅栏门，那是老式的德国电梯，地上的铁，被多少年的人的鞋底子，磨得雪亮。像张爱玲当时形容的一样，人字图案的栅栏外面，一重重电梯井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如今衬着那交替的黑暗，我看到的，是这女人梳得整整齐齐的市井发式。

　　　　到了六楼，我敲开胡兰成书上说的那个门牌，把我的来意说了，我感到那电梯里的女人在听，隔着打开的电梯门，雪亮的电梯灯将她的端坐的影子长长地拖过来，像是在垂帘听政一般。

　　　　过了一下，她在里面沉着他说：

　　　　“你错了。”

　　　　她出来，看了我的证件，要我仔细地陈述了找张宅的理由，然后说：“那个门牌错了，是对门的一家。”

　　　　对门的一家是张家的亲戚。

　　　　我大喜，问：

　　　　“什么亲戚？”

　　　　她说：

　　　　“你自己敲门进去问，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她代我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看到老太太接待我了，她才下楼。我听到我身后的电梯栅栏“哗啦”的一声响。

　　　　下去的时候，老太太和老先生送我到电梯口，老先生点给我看电梯的牌子，“奥斯丁，现在也是好牌子。”老先生说。

　　　　所以，再次看到电梯女人，我好像气也壮了好多一样。

　　　　我们看着那老旧的棕色的红棕色的黑暗，一路下去，那时候，我知道时光不再，就像楼上的客厅和大厨房已经改了几十年了一样。一家住户把大厨房改充房间，一家人从阿小她们那样的佣人楼梯上下，张爱玲时代的风气早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她似曾相识。

　　　　她说：

　　　　“老是有人来问张爱玲张爱玲什么的，他们都找错了，那些台湾人什么的，还在错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样。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为什么？”

　　　　“要看人家自己愿不愿意告诉你，老太太要你进去，我才能说。人家家里的事情，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哗啦”一声，底楼就到了。

　　　　在底楼的小门厅里，我看到了一排旧信箱，小小的，隔着一些自行车，我看到它们落满了发白的灰尘。现在，从南京来的，胡兰成的信，再也不会在这里面的某一个信箱了。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了张爱玲写过的那家电车场。它还在那里，下午的时候，有公共汽车进场，可是现在不用她的时代的电车铃了，汽车一扭一扭地到了它的那一长条地方，那地上流着黄黑的污油，然后扑的一声放掉气，好像放了一个又大又臭的臭屁。

　　　　路边也有一辆车子停了，像张爱玲五十年前在上海的这条路上看到过的一样。那时候，这民国女子说，它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现在我骑着一辆旧车路过它的身边，看着它，想起了一条死得绝绝的、发着水和肉的腥气的大鱼。

　　　　颜文梁的客厅

　　　　颜文梁在上海的老宅子，在上海的新康花园。那是一条宽敞的大弄堂，西班牙式的两层楼房子一律刷成了绿色，失去了白墙红瓦的西班牙房子那种开朗和火热，以及温柔的悠闲，被一棵棵高大的雪松掩盖着的小绿房子，像波兰南部森林里的小矮人一样，一个，一个，独自紧紧裹着衣服卧在树下面，有种恍惚中乱穿衣服的神秘。大弄堂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就听到自己的皮鞋跟在身后的墙壁上笃笃地响过来。我从小在这条大弄堂里走来走去，从来不知道这里有颜文梁的家。

　　　　绿色的房子有棕色的木头大门，门开了，里面是老房子的昏暗和老宅地里面的特别气息，混合着老人的呼吸、油画布上松香水的辛辣、热过剩菜以后残留下来的气味，旧书落了细尘的干燥纸页，还有老家具返潮时把樟脑和木头的芳香一点点散了出来。玄关上有一盏老老的玻璃罩子灯，做成一朵金黄色倒挂着的铃兰花的样子，用微微生锈的铁环吊下来，让人想起巴黎的世纪初，从梯也尔血洗巴黎中走出来以后风行的新艺术风格的灯饰。可这灯不是颜文梁当年从巴黎带回来的。当年他从巴黎带回来的是一万多册美术书和五百多具著名雕塑的石膏复制品，没有为自己家带什么回来。

　　　　客厅里很暗，开着日光灯，壁上有两面金框围着的镜子，上面蒙了灰、水气和餐桌上散过来粘上的油腻，当把镜子边上的金色长蜡烛灯点亮时，镜子里朦朦胧胧地反射出一只齐胸的、精致地雕刻着花纹的袖木架子，那是从前为一套法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