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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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结实，油光可鉴；看到厚重结实的房间门，褐色的好木头，上面的黄铜把手，细细地铸着二十年代欧洲时髦的青春时代的花纹，用了上百年了，还纹丝不乱；看到浴间有妇女专用的清洗盆，水流像喷泉一样从下而上；看到走廊的一面嵌在墙里的穿衣镜，在暗处照着人，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
那时候，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从前的上海，是有过精致的好日子啊。
只是你真的走在那里面，坐在那里面，还要闻到陈年的油气，旧木头气，灰尘气，食物气，马桶前面的一小块地方日久积累下来的尿臊气，浴缸下水泛出来的肥皂水气你还要看到高大雕花的天花板上黑白莫辨、花纹里全是灰尘，像耳朵眼里全是耳屎、宽大的厨房里通体全是黄褐色的陈年油烟，遇上的灰尘，就在上面一缕缕地吊着，像圣诞树上挂小东西的绳子——
那时候，也是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怎么把房子住成了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在初冬的雾夜，街上的人静下来以后，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老城一带慢慢逛，他说，那时候，夜色把老房子的颓败掩住了，雾模糊了许多东西，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几十年以前的上海，一切都是新的，好的，美丽的。他就是那一类上海怀旧的年轻人，心里满是为自己故乡而起的沧桑。他们当然也知道怀念租界时代是不对的，于是他们不说这个词，他们说“三十年代”。
上海的每栋老房子的拆除，淮海路被移走的每棵梧桐，美国快餐在上海的每个分号的开张，他们都是最坚决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们不被年老的上海人所理解，有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时期在法租界住的老上海就说过，那时候他在街上玩，堵了走过来的外国人的路，曾被那个人“去”的一声，好像是赶狗。那个声音给了少年的他深深的侮辱，所以他说，不知道那样的心情，怀什么旧。
是的，看上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看到过从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真正生活在那样把外国人当作一等公民的故乡，他们怎么可以怀旧，又凭什么怀旧呢。
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外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也没有看到从前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平。他们看到的是从前留下来的房子，是最美的；从前生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是最精致的。而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女人没有香水、男人不用讲究指甲是否干净、街道上没有鲜花的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对旧东西的想象而成了怀旧的人。
这城市破败而精美的建筑，就是他们怀旧的理由。
上海法国城
来了一个台湾人，是我朋友介绍来找我的，说是他从小崇拜上海，上海在他想象里充满了传奇。说是那个台湾人生在台湾，可是拿了一张回乡证，到他家几辈子都没有人来过的上海旅行。
所以，我领着这个人在上海玩。
绿树森森的复兴中路口上，我等到了那个人，他的脸上有一副从前博仪时代的墨镜，他的眼睛在那后面东张西望的，看到我就说：
“哇！上海是一个那么有传奇故事的地方。”
“什么传奇？”我说。
“沙逊，黄金荣，白俄舞女是公主，穷人靠当买办发了大财，还有租界的花花世界。”
我带着他开始玩。
从淮海中路和复兴中路交界的申申面包房出发。这是当时法国租界里最重要的、也是最美丽的两条马路。在法国和西班牙四处可见的梧桐树，一直伸向马路的尽头。我们在面包房买了早上新出炉的法式小羊角面包，那种小羊角面包柔软而微甜，是住在附近的欧化的上海人爱吃的早点。那是三十年代的法国人传下来的配方，还是上海人凭着记忆学习的呢？那台湾人问我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说，在上海久居的西洋人，常常抱怨买不到一块真正的面包。
从申申面包房出来，向第二个弄口去，走进一条在上午很安静的上海弄堂。在弄堂的底部，夹杂在各种呆板的灰色的建筑里，有一栋完全不同的南欧式样的房子，有红色的瓦顶，窗子的两边，有藤蔓般卷曲而上的柱子，小而细长的、深陷在墙里的窗子，那就是上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法国城的遗迹，西班牙式的房子。
如今这些遗迹，像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杯一样，片片撒落在小街的深处。
弄堂非常安静和窄小，向前经过神学院，那里本来是一个小的天主教教堂，有一个说英语的西班牙嬷嬷，她在三十年前不见了，教堂倒塌于一次火灾，同样是呆板不堪的灰色建筑的神学院，就建立在它的废墟上。经过它的外墙的时候，可以听到有人在钢琴上练习赞美诗，清晨有学生的歌声。
从1412弄出来向西去，在永福路上，左手的方向，有一些被刷成黄色的西班牙南部的建筑，它们也是突然在杂乱无章的房子中出现的。走进积满了灰尘的拱门里去，在拱门的深处，有一个应该有一百年的西班牙式的喷泉，嵌着细小的瓷砖，肮脏而斑驳，早已被废弃。用一个手指在上面拼命擦，拼命擦，然后，在眼前就出现了一小块白底蓝花的小小的瓷砖，一百年前的坚固的釉，还在闪闪发光。
从那个院落出来，再向西走，可以在十分钟内到另一条安静的马路，像英国一样有那种来历不明的雾，或者纽约天阴起来像一大块铁，上海也是一个阳光不多的城市，常常是灰色的。这条武康路，像一只灰色的袜子一样。那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些西式的房子，小小的、突出的铸铁阳台上，攀满了微微发红的长春藤，带着真正古老的欧洲情调，江河日下的精致。它又有一种远在东方的奇异气氛：陈旧、隐秘和被遗弃的东方式的多愁善感，这是欧洲那些被精心保护的老房子所无法表达的。
中午，从武康路上126路公共汽车，沿着淮海中路，可到新乐路上的葡萄园中餐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它本来是一家私人开的小饭馆，像在这条路上的不少小饭馆一样。也许是它提供干净而惠价的上海风味的食物，也许是它的家族服务有着上海人的风格，随和而时髦，铺着施特拉斯堡小铺子一样的红白方格的桌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洋泾浜英文，和你讨论菜单。总之这个饭馆永远是有人在外面等座的，那里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常常碰面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种语言，还有至今为止仍旧惠价的新鲜食物。
然后，我们去了在新乐路和襄阳南路交界处的圣母大堂。这个东正教的白色小教堂，是法国城时代逃亡在上海的俄国人怀乡的地方，想学俄语的上海青年，可以在教堂外面墙上的俄文布告栏上，找到一个说地道彼得堡贵族俄语的家庭教师。教堂有比上海的晴空更蓝的洋葱式的顶。
只是你无法看到一个幽暗的、有画在木板上被烛烟熏黑的神像的俄国教堂了，如今里面是一家证券交易所。
那些患了怀乡病的白俄，早已不在上海，也再不会回到上海这个他们暂时的避难所来了。
从教堂向南去，又可回到淮海中路上来，越过它，到上海音乐学院，在那里的高大树木下，一路都是弦歌声。
这就到了法国城中的俄国小区。在岳阳路的三角街心花园里，有俄国人为普希金竖立的铜像，被矮矮的、黑色的铸铁栅栏围着，像在俄国的公墓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那样。
上海的法国城，在当时充满了俄国的情调，俄国公主在舞厅里跳舞，俄国的音乐家在酒吧里弹着在家乡学会的法国小调，小饭馆里有真正的俄国大菜，面包房里可以买到真正的俄国列巴，俄国人在到处散发对优美的西方文明忧伤的怀想。
上海人也因此染上了古怪的怀乡病，对永远不属于他们的西方文明，从街心花园出来，沿着衡山路走十分钟，可以看到一家栅栏里的私家花园，据说那是上海如今最大的一个私家花园了，那里有美国四十年代流行的美式平房，如今是主人的私人画廊，沿着地砖斑驳的台阶而上，画廊里陈列和出售主人所画的小幅水彩，在上海法国城里的旧洋房，在上海的薄薄的阳光里面，破败而温情。
有时，主人播放他自己编辑的音乐，那是他的咖啡音乐，下午的音乐。是法国城时代的四十年代的西方音乐。
晚餐去了锦江饭店，一个老式的大旅店，有不少东西还是上个时代的式样，比如长长的走道里的灯，以及温厚而熏黄的灯光；比如褐色的门以及套房的小回廊；比如楼上餐厅的雕了花的高大护壁板。那是一个有许多桌子的大餐厅。有烫过的发硬的白色桌布，精致的食物放在蓝花的中国瓷碗里，你可以看到上一个时代的人的奢侈。可惜的是，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吃，像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出生的年轻人心里的老上海一样，徒有其表。而我和那台湾人，不想扫兴地吃了好多，还说不错。
上海的夜晚常常是有雾的，空气潮湿的，也许是一种特别的诗意，也许是由于大气污染，也许是大城市人口拥挤的关系。法国城没有明亮的路灯，路灯在梧桐树叶里暗淡地照亮着近旁的东西。
这是连歌里都唱着的，上海法国城的魔法时刻。夜空的暗影里，英式的烟囱上隐约的一个S，那是在白天很容易被忽视的，大露台由于看不到白天的积尘和裂纹，而好像焕然一新，时代和时间被抹去，老旧的小楼里灯光明亮。
在复兴中路上，有一栋法国人在五十多年前盖的小木楼，如今它的地基已经随着上海的地面下沉而下沉，减去了两级台阶。那个法国人盖了一个简朴的、东方化的法国小楼，在里面做了一些褐色的嵌在墙里的家具，代替桃花心木，它的楼梯舒适而窄小，被漆成了白色。可是不知为什么，法国人很快卖了房子，回法国去了。当时买下了房子的中国人，住了以后的五十年。世事变化，可是那些被嵌在了墙壁里的法式家具，留了下来，还有住在里面的人的习惯：喝加奶的红茶。
法国城是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一直有某种东西，有生命似的在暗中无声地蠕动着，不能名状，不曾相识，可毫不陌生。
那个台湾人，很陶醉地问：“法国城遗址是不是有许多东西，好像就在眼前了，可就是看不清。你说这是什么？”
我说：“不知道。”
有普希金像的街角
在岳阳路上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街心花园的中央，有一座普希金的铜像，那是从前沦落到上海来的白俄竖起来的，不过，在我出生以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外国去了。他们住过的房子，俄式的，还在那里，红色的、有着白漆斑驳的窗子，门楣上还有一百年以前的石头浮雕，半圆的灰色石头上，雕着有藤蔓的叶子和花。
现在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当然是中国人了。一些老人，有时候还会说起他们的故事。说他们中有许多酒鬼，喝啊喝啊，喝了就用罗宋话唱他们的歌，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上海冬天的晚上，在淮海路大商店的门廊下，他们就那么嘟嚷着睡着了。说他们中的女人，说是什么什么公主，在DDS当舞女的，也卖身，跳舞裙子里，什么也不穿，只要人家为她买一杯酒，就行了。俄国的女人，绿色的眼睛斜斜的，身上像冰山。说起来，上海的租界里，倒像是一个奇怪的俄国城市，餐馆，衣服店，面包房，舞厅，到处都有俄国人，剧院里上演着俄国芭蕾，梧桐树下贴着从彼得堡来的诗人亲自面授正宗俄文的告示。
那时候，这有普希金雕像的街角，就是法租界的俄国小区的中心。说这故事的人，老了，他们说从前他们管这些俄国人叫罗宋瘪三。他们说：“不要看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外国人要是瘪三起来，比中国穷人还有瘪三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瘪三。”
老人的眼睛里，有一种笑意，我想，那应该就叫幸灾乐祸。
小时候，常在塑像下面玩，仰望那铜像，只看见童年的蓝天下，有一个又尖又高的青铜色的鼻子，忧郁而诗意地指向前方。小时候常常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风筝落到了普希金的肩膀上，望着这个外国人深深的眼睛，就是不敢去用力拉一拉细细的风筝绳子，大哭着放弃了新风筝回家去。
因为怕惊动了这个被人打死的人，会有报应。
在我家和普希金公园的中间，要经过一个街面房子，那里终日响着钢琴声，教琴的，是一个又白又胖、像一座有洋葱味的雪山一样的俄国女人，我常常听着她的琴声走远，可是不知道她在弹什么，那些曲调在一个小孩子听起来，就是阴郁的。
有时候，趴在高高的、有陈年雨痕的窗子上看着暗暗的屋子里的女人，看到她走过来了，马上就逃开去，逃得飞快，像有鬼赶着一样。
因为这个雕像，所以我第一个记住的，就是这个外国人。也爱读《金鱼和渔夫》的小书。哥哥学校里读的是俄文，他教我普希金的俄语读法，可是他自己学不会卷舌音，发出来的声音像吃多了安眠药的呆子说话。那时候最好的学校里好像都让学生读俄文，因为那里是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乡。那时候，有人唱着苏联歌，唱莫斯科郊外晚上的一个好姑娘，那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大哥哥和中学里的一个女孩子恋爱了，那女孩子穿着布拉吉在黄昏的大院子里走过，露出了麦色的锁骨，让院子里所有的小女孩都看傻了眼，以后，我们这一代女孩子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在一个黄昏穿上露出了锁骨的苏式的布拉吉。
追究起来，上海是一个挑剔着崇洋的地方。在有比较的时候，从前的年轻人把在上海的俄国人叫做罗宋瘪三。而到了楼下大哥哥的时代，他那穿布拉吉的女朋友，就成了我们的理想。像一个感冒的人，塞了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只好侧面躺着，让上边的鼻孔把鼻涕流到下面的鼻孔里去，就整夜地用一个鼻孔，呼哧呼哧地吸气不已。那时候的上海人，紧紧捉住唯一的外国，那是苏联。
后来，“文化大革命”，将普希金像敲碎推倒了，苏联也没有了，它成了修正主义。
那时候我长大了。
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自己冲洗相片，常常和同学结伴到向阳公园去照相。那里有一个最好的背景：蓝色圆顶的东正教堂。数不清有几张照片是以它们为背景的，从镜头里面看着蓝天下面退色的蓝色圆顶，和顶上小小的黄色圆点，真觉得它是那么浪漫那么悲伤的房子。站在上海那不蓝的蓝天下，好像在怀念什么遥远的东西。那时候，我知道那是白俄留下来的房子，他们到了礼拜天，就到这里来，这一小块地方，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这里唱歌，在这里哭，俄国人才有的那种广大温柔的忧郁，就这样子在上海的蓝顶房子上留了下来。
后来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读书，从四面八方弄来的书，大部分是俄苏文学，书中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夹着法文，在书页的下端，有那些法文的译文。因为俄国人对法国，有种深刻的、像怀乡似的崇拜，就像上海人对租界文化。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点，喜欢用零花钱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像只有坐在外面餐馆的桌子上，才表示我们都长大了。去的那家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