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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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长大了一点，喜欢用零花钱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像只有坐在外面餐馆的桌子上，才表示我们都长大了。去的那家上海西菜社，在梧桐深深的淮海路上，里面有褐色的火车座，在那里我吃到了罗宋面包和乡下浓汤，一种有番茄沙司、卷心菜、土豆和红肠的俄国汤。餐后还有一道俄式的冰激凌，里面没有一点点冰渣子。听说，那里的大师傅还是小时候从俄国人手里学来的。
有时候还到岳阳路上去，没有了普希金雕像的街心花园绿树葱葱，路上经过那白俄女人的琴室，里面再也没有她的琴声，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的门上也落满了雨痕。那时的岳阳路，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在寂静的空缺里，少年时代的我，感到了在俄国民歌里的那种温柔和忧伤。
那时候，离上海人那么难忘的四十年代的好日子已经远极了，上海人还是不肯喜欢俄式的东西，迷死了租界的人说：“我其实不喜欢俄苏的东西，我喜欢的是上海的租界。”可是，那个留在越来越老的老人嘴里的租界，在我们看起来，就只看到蓝顶的房子和红汤了。那时候不再有白俄女老师教孩子钢琴课，可是走在马路上，还是随时可以听到有孩子在家里的窗前学琴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传统和从前这里有那么多钢琴老师的历史，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关系。
后来“文化大革命”没了，普希金像又重新竖了起来，有一天特地去看它，普希金变矮了，甚至鼻子也不那么尖了，仰望铜像的时候，在心里吃了一惊，原来这里的天不是瓦蓝瓦蓝的。
上海人慢慢地变得有钱了。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那时候，任何从外国来的旧衣服，都能在被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园和蓝顶的东正教堂夹在中间的华亭路上，卖一个好价钱。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围巾和微笑，好像从来就是他穿的。那时候，苏联正在打个不停，苏联的女孩子在为一双丝袜子而献身。
华亭路上来了苏联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里面有他们的望远镜、手表和照相机。他们想用它们换中国人的衣服和袜子回家。那是个小伙子，高高的。那一次，我才真正看到了在书里看了那么多次的亚麻色的头发，和那头发下的蓝色的眼睛。
白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普希金的雕像。赤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布拉吉的梦想。现在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来了。
华亭路上的人笑嘻嘻地看着那高大的小伙子，有一个中国小伙子跟在他身后，大声对每一个摊主说：
“苏联人没有钱的啊，他拿了东西来换，就是没有钱买的意思，别看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呢，你们好好地杀他的价，从前，人家都叫他们罗宋瘪三的呢，”
外滩的轮车
晚上到外滩去，能看到沿着江面的从前黯淡的大楼群，如今被新装上的照明灯照得雪亮。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楼，巴罗克式的，青春艺术式的，芝加哥式的，罗马式的，几经沧桑而不毁，在上海发红的夜空下默默伫立，带着一种好像是哀伤的气息，即使是被照明灯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样的夜晚，也不能挥去这样的气息。它们总是要让人想象。
外滩从来是上海人的骄傲。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沿江的尖顶大楼，梧桐树。从外地来的人，要是不到外滩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到上海一样，就像到了北京而没有去长城。
晚上的外滩，刮着潮湿的风，在那里走了不久，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潮了。一盏一盏地经过立柱的铸铁路灯，那路灯是最近修外滩的时候，仿着从前租界时的欧洲街灯的样子新造起来。仿造的，不知道在哪里，就让人看出来它的不结实、不老和不精致。虽然它也亮着，它也站着，它也是黑黑的，可是看上去还是像话剧里的道具，罗密欧和朱丽叶小小心心地站在三夹板钉起来的阳台上歌唱爱情，他们一动不动，生怕不小心踩裂了外面画着石头的阳台。听说从前外滩的老铸铁路灯，在五十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把它们都推倒了去炼钢铁，当时人们以为这种租界留下的旧东西，有去炼钢的机会，都是它们的幸运。而现在它们的膺品在有雾的夜晚大放光明，一些年轻人靠着它们照相，那是新从法国时装杂志里学来的情调。
到圆明园路街口，暗暗的老式路灯下面，看到了一个老人骑着一辆红色车身的三轮车。路灯浑黄，把两座高高的旧大楼下没有一棵树的窄街照得像一个深壑，老人和他的老三轮车，停在和平饭店和银行大楼的裂口中，好像是从历史书的缝隙里不小心落下来的陈年灰尘，红色的木头车，黄色的油布篷，车夫挥汗如雨，那是三毛漫画里的旧上海，车大的后背上坐着一个飞扬跋扈的美国水手和一个鞋头尖尖的女郎，那是劳动人民在没有翻身得解放时候的痛苦生活。我想起来一个记录片里说过，全上海现在只剩下最后七辆从旧上海过来的三轮车了。
老人用一条看上去白花花的毛巾用力打了打座位，望着我们响亮地说：
“坐在三轮车上白相夜外滩，味道才好。”
座位用白布蒙着，按上去硬硬的，好像里面还是油布的座。从前的人一定都瘦，所以两个人坐上去，紧紧地挨着。
老人伸出两个手指，要二十元钱，从灯塔到外白渡桥，回来走圆明园路，看老房子，最后到云南路吃小绍兴鸡粥。
“二十元，比出租车还要贵呢。”我们反驳说。
“出租车算什么东西，你坐在里面什么也看不到。我这个车子，你要快，用脚踩一踩踏板，我就会快，你要慢慢地看，吃吃瓜子，看看风景，我就慢慢地踏。从前的小姐，都是这样子的，把脚跷个二郎腿，坐相好看得不得了，美国玻璃丝袜的一根筋，一点也不歪的在后面横好。街上的人也看你们，好像是看风景。”
我的天，那是从前长三堂子出街。
“碰到有太阳的时候，小姐啪地撑出杭州绸布伞，花露水香了半条街。”
还很是香艳。也许就是他车上的女子，把《子夜》里那个从乡下来上海的老太爷惊得到上海第一天就中了风。
老人在此刻是不能抗拒的，他鼓动的笑容为我们闪闪发光地展开了一个时代。对从小看《旧上海的故事》、《新上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来说，那是个多么神秘、多么似是而非、多么纸醉金迷的时代，如今我们眺望着它，像破落地主家穷大的灰孙子看从前的家谱。
三轮车在荷兰银行边拐了一个弯，上了靠江边的大道，风湿湿地掠过我们的脸。海关的铜门在灯影子里，像拉洋片一样，从我们眼前无声地掠过去了，老人伸手点点钟楼说：“这只钟是英国货呢，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东风饭店外面挂着好多小灯，看上去热闹而又贫穷，小孩子手里拿着吃剩下的可口可乐红纸杯从里面出来，那里现在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吃美国炸鸡的地方。
老人说：“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那时候这里干净啊，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像现在，弄成这种瘪三腔调。你们是没有见过，上海从前兴旺的时候，你们的爷娘大概还拖鼻涕呢。”
“你进去过吗？”
“我们这种苦力怎么进得去，我们的车子都不好在那里停的，人家都有私人轿车开过来，司机戴好白手套，像那么回事。”
“那，你现在高兴了，想进去就进去。”
“有什么好高兴的，进去的是那个地方，可不一样了啊。从前是什么气派。现在我都不要进去，我儿子结婚时候喜酒办在那里，天花板上还洇出水来的。”
老人的背像大鸟一样耸起来，把手撑在龙头上，两只脚一吊一吊地骑着车，是纯熟到了油滑的骑法。他从十六岁开始踏这辆三轮车，现在已经六十年。从前他是一个从苏北乡下来的小伙子，现在，他是一个两腿暴满了青筋的结实老人。
“从前我们也会看山水的，看到时髦的人嘛，说哈罗哈罗，外国人在车上，用斯笛克顿顿脚踏板，就说Hurry，Hurry，就是快的意思。”
我们在车上惊倒，他也会说英文！
老人脸上笑了笑：
“客人下车了，就说古德拜，Sir。”
一盏路灯照亮了老人的笑，那是非常老于世故的笑容。
看到旧灯塔了，它小小的，百无一用地坐落在外滩的尽头，再过去，是四九年以后慢慢扩展的新外滩了。那个早已被废弃的灯塔黑暗着，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从前，它是为进港的船引路的，船带来了四面八方来上海做发财梦的人。骑车的老人也是坐船到上海来的，只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发财，但这没有影响他对上海的回忆和怀旧。可为什么他怀念从来不曾属于他的那种上海世面？
老人像大鸟一样的背影，无声前行的木头老车，有雾的灯下，我们好像跟着他在飞。从来都没有人这样热衷地对我说过从前的上海，这样惆怅地。他为什么是热衷的呢？好像是他失去了根，好像是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好像是他终于能在缅怀里得到什么。
“从前外滩到底什么样子？”我们问。
“比现在干净多了，外国人领着小孩，在这里散散步。黄浦江里，有钱人的游船呜哇呜哇唱唱。是有钱人来的地方。”
大家现在向往着的，想念着的，以为自己从前有的，就是这种日子么？
“那从前到底好不好？”我们问老人。
“你有钞票，就是好。没钞票，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好。”
这就是从前像我爸爸这一辈的浪漫的学生革命者说的社会的不平和革命的动力么？
“要是你有钱呢？”
“人生在世，谁不想吃喝玩乐，风风光光呢？”
没有树的窄街。
外滩的大房子。
南京东路的大房子掠过去了，那曾是一个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来的东亚第一楼。
白渡桥后面的上海大厦掠过去了，那曾是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外滩公园在雾夜里水边黑色的树林掠过去了，在那里，几个中国牧师曾为公园门口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与外国巡警交涉，一个年轻的中国牧师被打，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子挺身而出，他们就这样相识而且结了婚，并生下了两任国母：宋庆龄和宋美龄。
上海的从前几经沧海以后，变成传奇。
突然远远看到南京路上，堆在一起射过来了高高矮矮的霓虹灯。那里想要重铸昔日辉煌的心思正在发扬光大，老店名在恢复，老建筑在重建，人人享受寻根的乐趣，像十九世界欧洲旧小说里的孩子，贴身挂着一个不知来历的金鸡心坠子，里面是个贵夫人的像，可是他穷得像老鼠一样活着，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贵族家的私生子。现在，整个城市，都在找自己的金鸡心坠子。在我们小时候从来就是在黑暗中江风横扫的外滩，现在一点一滴地收拾起来，像是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坠子，可是拿不准是不是金的，用牙咬，用手搓，心里直嘀咕。
甚至一个从旧上海一路踩着三轮车而来的劳动老人。
甚至他的后代们。
华亭路
坐落在小花园后面的结核病防治所正在大修，粉刷成明亮橘黄色的大房子突然强调了它本世纪初的欧陆式样，它在街角突然营造出来的华贵与舒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泥巴糊平的三个西洋古人浮雕头像重新沉思地低垂眼睛出现，这栋大修变旧的大屋在延庆路华亭路上连排的旧欧式房屋几近尘色的景观中也像三个头像一般凸现。
这是第一栋在华亭路上复旧的屋子，它的灼目出现，使人回首百年之前的上海租界历史，那是曾被人们努力消除的历史，但由建筑沉默地强调。在大修中这栋旧屋虽然同样将外墙刷黄，但眼前的新鲜暖和的黄色与世纪初欧洲建筑流行的冷静高做的黄色有微妙的区别，后一种黄色今天我们只能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外墙局部可以看到，比如窗台下端。不知那种颜色上的区别，是否由于冷静的柠黄是英国人涂上去的，而如今温暖的橘黄色是中国人涂上去的缘故。
带领我走进如今充满了油漆和尘上气味的大屋的陈姓老人，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资深医生，在他通常老年人穿的羽绒衣衣领里，衬着一条细格围巾，一九五○年，他在租用这栋房子时曾经目睹这大屋作为在上海的外国人住宅的最后情形。
一九四九年，拥有这栋房子的英籍犹太人逃离中国。一九五○年，房子二楼的宽大走廊上，还挂着大幅壁画，甚至在宽大阳台上，还放着一些晒太阳用的藤椅：用中国上好的藤编织出西洋的式样。只是时光飞逝，即使是当时目睹变化的陈姓老人，也不能回忆起壁画的模样，是英国的严峻与真实，还是犹太人在绘画中喜欢的辽远与写意。
陈姓老人绕过一堆建筑垃圾，推开底楼的一扇厚重精致的房门，告诉我这里原先是餐室。曾经有一扇窄门，从后面的厨房通向餐室，给仆人上菜时直接进出，现在演变成一个放Ｘ光片的细长木柜。这里曾经还有一只大菜台，在医院的小仓库里我看到了它。阳光从我的身后射向仓库深处的大菜台，它翻倒在絮尘飞舞的阳光之中，台面已裂，露出台角可伸缩的机关，粗重结实的桌腿至今还保留着栗色的油漆光泽和雕刻出来的菱形花纹。据说等到房子大修结束之后，这个大菜台还会搬回去，作为医院小会议室的会议桌。
在二楼卧室门边我站了几分钟，看到门上嵌有白瓷的把手，那被黄铜环固的小块椭圆白瓷，有着纵横细密的龟裂，龟裂的纹路也已变成微黄。我相信这个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名了的犹太人是一个要求着生活情趣的人，陈姓老人把那犹太人称为“他”，当时“他”委托代理租房事宜的中国人已经年老去世，整栋房子里的工作人员连同现任所长，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个人的经历失去了注释者，就变成了故事。
“他”是英国人，却住在法租界，据说这也是当时一些相对富有的英商的趣味：在繁华的英租界做生意，到安静的法租界造屋居住，或者租用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连家具出租的小楼，在“他”住所的五百米左右，就有七栋英商公司的租房。华亭路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非常优美因而非常昂贵的高级住宅区，在这里附近，有白俄贵族创造出来的享乐的西方文化情调，冲淡了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租界被当时贵族化的欧洲本上非常轻蔑的恶行恶状的暴发户气味。
上海租界史研究者李天钢用“个体户”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形容他们的发迹、文化、作为和格调，以及其中的鱼龙混杂。照李天钢的说法，种满法国梧桐的法租界是远在东方的西洋人“逃避生活的地方”。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着一些不同，在上海的人到黄浦公园门口挂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臭名昭著的木牌，在本土的人则视正在东方发财的冒险家们为一群没有教养还不安分、大肆败坏欧洲形象的人，而在本上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