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与帝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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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正式发丧，从容退入汉中。诸葛亮在生前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在山坡上挖一个坟，坟坑可装下棺材便行了。穿平常的衣服，不随葬器物。”　　　　
　　　　诸葛亮不怠懈其职守，鞠躬尽瘁地辅佐刘禅，他虽然有取代刘禅而自立的实力，却丝毫不生取代之心，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中国历史上，无德无才或年幼无知的君王，最终被辅臣取代的不在少数，如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就是被其辅臣司马氏家族取而代之的。但是这种行为历来被后世所唾弃，被看成是大逆不道。这种行为与中国为政者的传统政治理想相悖逆，所以，历来的杰出辅臣们都不屑于此。诸葛亮不怠泄其职守，鞠躬尽瘁辅佐刘禅，且丝毫不生取代之心，也正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


第二部分：女人身上的权力阴谋魏征与唐太宗：开辟鸿蒙，谁为谏臣（1）

　　　　绝大多数帝王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亿兆之首，他的话就是金科玉言，一言既出，万万不能更改；帝王办事，即使有错，也容不得臣子说三道四，否则便是对上不敬，冒犯天威。犯颜直谏的臣子往往不会有好下场，但并不是所有的臣子都下场可悲，其中也有例外。　　　　
　　　　进谏，就是下属向君王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处理意见或见解。这种职业，听起来光荣，干起来凶险无比。因为说服别人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面对的天威难测的“帝王”。　　　　
　　　　古代，一旦臣子进谏时忤逆了帝王，就有被赐死的危险。所以一些深谙明哲保身之道的臣子在进言时总是小心翼翼，甚至根本就不说话。　　　　
　　　　还有一些臣子，当君王不肯采纳自己的献策或学说时，就赶紧在自己陷入困境之前挂冠而去。因此，孙子说：假如帝王在采用献策必胜，不采用献策必败的情形下却不接受献策，这时候屈居幕下的献策者就要自动离去，免遭不测之祸。　　　　
　　　　然而，有许多人却认为，作为臣子，向帝王进谏是忠诚的表现，纵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尽自己的忠心和义务。历史上有许多忠义之臣就是这样做的。　　　　
　　　　当中，唐朝的魏征算是极突出的一位。魏征起先是太子建成的幕属，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做了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魏征自然成了阶下囚，凭着他在建成幕府中的良好声誉，李世民很快就放了他，并且提拔为谏议大夫。魏征也就自然而然地担起了重任，成为了谏官。　　　　
　　　　有一次，唐太宗把别人送的一只猎鹰放在手臂上欣赏，见魏征走过来，紧忙把猎鹰藏在怀里。魏征假装没看见，交谈时却故意拖延时间。唐太宗很着急，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等魏征走了以后，猎鹰早已被闷死了。对此，唐太宗很是生气，拍着栏杆恨恨地说：“朕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他是成心的，这个乡巴佬。”　　　　
　　　　魏征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等有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不难看出，魏征的犯颜真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地方。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征对太宗的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能提出善意的批评。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既漂亮又有才华，皇后把她召进宫里收为充华（九嫔之一），唐太宗册封诏书已经写好了，就等着宣旨。魏征听说这个女子早已许配给陆家了，于是，找到太宗后进谏说：“皇上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应该忧民所忧，乐民所乐。住在宫殿楼阁当中，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吃着精美的食物，就应该希望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左右有那么多嫔妃，就应该希望百姓及时得到婚配。现在，郑仁基的女儿已经和别家订了婚，皇上却硬要把她夺过来，这难道符合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吗？”唐太宗一听，深深地责备自己，立即下令停止册封的事。　　　　
　　　　贞观三年（629年），西域高昌王鞠文泰要来拜见唐太宗，许多邻国也借机遣使向唐朝进贡。太宗命令文泰使者厌怛纥千去迎接邻国使臣。魏征进谏说：“昔日文泰来拜见，所经地方已经接待不起了，现在又加上这么多邻国，一定会有很多边疆州县因为供应不够而得罪他们。如果让他们作为商人来往，边境百姓当然可以得到利益；如果把他们当成宾客招待，朝廷财富消耗可就太厉害了。东汉光武的时候，西域各国都请求在内地设置都护，并且愿意把儿子送来侍卫皇上，光武帝（刘秀）却没有答应。原因是他不愿让西域少数民族消耗朝廷财力！”唐太宗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人劝回诸使者。　　　　
　　　　有一次，唐太宗去九成宫避暑，随从宫女住在围川（今陕西扶风县）的官舍中。仆射李靖，侍中王珪随后也来了，地方官员就让宫女移住它处，把官舍腾给李靖、王珪住。　　　　
　　　　太宗知道这件事后，生气地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女，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下令要处罚地方官员。这是刚好魏征就在身旁，他连忙对唐太宗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女只不过是在后宫服侍的仆人。大臣们为皇上办事，地方官员要来请教朝廷的法令和制度；大臣们回到朝廷以后，皇上也听他们禀报民间的情况。官舍本来就是李靖他们接见官吏的地方，官员们也不得不去参见。而那些宫女除了料理生活外，并不接待来访者，如果因这个原因处罚地方官员，将来会让天下人都感到很惊讶的。”唐太宗明白过来，就不再追究这件事了。　　　　
　　　　


第二部分：女人身上的权力阴谋魏征与唐太宗：开辟鸿蒙，谁为谏臣（2）

　　　　贞观十六年（642年），西域高昌国平定以后，唐太宗在两仪殿设宴庆祝。太宗感叹道：“高昌国的帝王如果没有失去道义，怎么会亡国呢？我们也应该警惕自己，不要以小人之言去议论君子，这样才能获得安宁。”魏征说：“以前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喝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你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福？’鲍叔牙捧着酒杯站起来说：‘希望你不要忘了在莒县逃亡的时候。管仲不要忘了被囚禁在鲁国的时候；宁戚不要忘了在车下喂牛的时候。’齐桓公听了回答说：‘我和两位大夫如果能够牢记你的话，朝廷就没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庄重地说：“我没有忘了你，你也不要忘了鲍叔牙的为人！”　　　　
　　　　他们君臣就是这样互相勉励、相得益彰、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被后代的人们称赞。当时向唐太宗提意见的很多，有些意见并不是很对，唐太宗想对这些人加以惩罚。魏征说：“古代国君建立谤木，想用这个提醒自己犯过的错误。现在的花梯，就是谤木留下来的风气啊！皇上要了解政治上的正确和错误，就应该让人说出心里话。说对了，对朝廷有好处；说错了，也没有什么害处。”从此以后，对上书奏事的人，唐太宗都加以慰勉。　　　　
　　　　魏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进谏。有些大臣像房玄龄，一开始的时候还敢于进谏，但年老后，胆子越来越小，遇事没有主见，生怕冒犯皇上招来祸患。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背着大臣在皇宫北门建房。丞相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了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北门在建造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训斥房玄龄和高士廉说：“你只要管好南衙门的事就行了，北门建造什么关你什么事？”房玄龄和高士廉吓得连连认错。魏征进谏说：“我不懂皇上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高士廉。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认错。既然他们是大臣，北门建造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如果工程有利，人工安排合理，他应当帮助皇上去完成；如果工程是不利的，即使已经动工也有权要求停下。这是帝王使用大臣，大臣侍奉帝王的道理啊！”唐太宗听完后感到很惭愧，也就停止了修建工程。魏征就是这样，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随时纠正唐太宗的过失。　　　　
　　　　魏征向唐太宗进谏，除了直接用语言来进谏外，还很注意间接地采用“身谏”，就是时时处处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和劝谏太宗。这是另外的一种用肢体语言来进谏的方法。长孙皇后长得美丽，聪明贤慧，识大体，帮了唐太宗很多忙，确实是一位贤内助，死后埋葬在昭陵。唐太宗十分想念她，就在御花园建了一座高楼，以便登上高楼就可以看见昭陵。　　　　
　　　　有一次，唐太宗带魏征一起上楼。魏征故意说眼睛模糊看不见。唐太宗就指给他看，魏征说：“那不是昭陵吗？我还以为皇上在看高祖的献陵呢。如果是昭陵的话我早就着见了。”唐太宗细细体味，知道魏征的意思是劝谏自己重妻轻父是不合礼义的，不禁惭愧地流下眼泪，随后下令把这座楼拆掉了。　　　　
　　　　魏征年迈，皇太子承乾和弟弟魏王关系不好，大臣们看见魏王受到唐太宗的宠爱，都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唐太宗说：“目前，忠心正直而且有威望的大臣，没有谁能超过魏征。我派魏征当皇太子的师傅，让天下人的期望都集中在太子一人身上。这样，太子的地位就稳固了！”遂任命魏征为太子师。魏征因病想推掉，唐太宗说：“汉高祖的太子有‘商山四皓’辅佐。你虽然有病，但你的名气和威望仍然可以成全他。”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太子的地位会不稳了，浮动的心都渐渐的沉静了下来。　　　　
　　　　第二年，魏征死了，终年64岁。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貌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后来，太宗还亲自参加魏征的丧礼，并赠魏征司空、相州都督的职位和“文贞”的谥号，把他葬于昭陵，并亲自作了碑文。　　　　
　　　　应该说唐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这样的业绩，魏征是功不可没的。魏征开始应该说是唐太宗的“敌人”，面对生死考验，如果魏征的性格不够刚直，而是稍带圆滑，对唐太宗奉迎，那么很难说唐太宗是否会把他这个“仇家”留下并且任其为相，中国历史上是否会有魏征这样一位名相也就不得而知了。但魏征生为魏征，活得就是刚直，唐太宗看重的也是他性格中的这种特点，最终，两人的搭配成就了历史上一段进谏与纳谏的佳话。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商鞅与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与鲜血（1）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在权力均衡机制上的潜规则，并根据这种规则，为政治生活服务，权力潜规则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一旦犯忌，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轻则官位不保，重则性命堪忧。　　　　
　　　　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坐在权力巅峰上的帝王大多难以摆脱郁结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因为他拥有太多、太广，所以他的担忧也最沉、最重，这就像叫化子无论躺倒在哪里都能鼾睡，而腰缠万贯的富翁则一定要雇佣保镖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样。　　　　
　　　　帝王怀有太多的猜疑感，怕受人欺骗，怕被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别人取代，怕让人推翻，怕被人诽谤，怕被人轻视等等。为了驱逐这种“怕”的主观心理状态，他们费尽心机为自己构起最严密的安全机制：高大厚实的宫墙，绕护三匝的警卫，严禁官员携带兵器进宫，级别再高的官员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夹持，两把戟剑呈交叉状搁在其脖子前……　　　　
　　　　帝王怀有的猜疑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臣子看不到这点，或有意或无意地来拨动帝王的这一敏感神经心弦，其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改革性的领导人，然而，他们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悲惨的。这也说明中国人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影响的深厚，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可是也正是由此，要成为一位改革性的领导人，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行。　　　　
　　　　在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　　　　
　　　　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　　　　
　　　　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失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当权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郁闷而孤独地继续发奋学习，以期将来能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这一消息触动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图的神经，于是，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商鞅与秦孝公谈论了治国之道。在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后，秦孝公对商鞅已是非常的赏识了，他立即决定任用商鞅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先要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帝王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　　　　
　　　　为了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孝公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果然在论战中，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了；而商鞅在场论战中也毫不逊色；凭着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同享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