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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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本来是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却因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滞留乡间，一直到了这年的深秋。我在学校宣传队拉手风琴，因想家情绪低落，老师便派了我一个差，回上海修理手风琴。独自一人回家，路途显得有些艰巨，要经历多次转车转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姐姐在安徽插队，境况是有些凄凉，而我却安了心，多日的抑郁消解了许多。吃过晚饭，我便出门去给同学家里送信。因为划地段进的中学，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沿这条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乡以后第一个回上海的，就有许多同学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时并不亲密的同学。在这一个夜晚，我敲开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许多门扇，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其时，马路变得十分冷清。霓虹灯是早没了，橱窗也暗了灯光，只剩一些路灯，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为战备疏散了一些人，还因为没有心境，人和车都很少。沿街的窗户，贴了米字条，说是为防空袭的措施。这样的话，窗玻璃不至因为破碎而四溅开来，也不会发出裂响。这城市真是显得荒凉了，再加上秋风瑟瑟，梧桐落叶一卷卷地扫着地面。相比较而言，那聚集了我们班级和宣传队的老师同学的乡间，倒显得人气旺盛，颇勾人想念。但心情是平静的，我走在街上，才不过七点，就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样子。我挨家敲着门。这些门都不很容易敲开，半天才有人应声，半掩着人影，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他们大都只让我送进信去，然后就关上门。我只得走开，去下一家同学家。有一些地址是不那么好寻的，号码是跳开的，待到找见，却发现是一个店铺，已经打烊。再绕去后门，则又迷失了号码。当我又一次兜进兜出地找着号码，结果是无望地干脆大叫起这同学的父母的名字。头顶上忽传来一阵子清脆可喜的小姑娘的声音，七嘴八舌问道是什么人找。抬头一看，是一个木阳台，面临着这一条窄小的横马路，也没有灯。阳台上挤着几个小姑娘，是比我们更小的一伙，大约刚上小学不久，其中有我同学的妹妹。虽然看不清她们眉眼，但她们灵巧活泼的身影依稀可见。她们是这个宵禁似的暗夜里，惟有的一点活跃，也是我这一夜的沿街寻找的惟有的一点光明。她们还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不像我们，已经初尝人世。
离开她们，再去下一家。那是在一幢大楼里。楼道没有一点光，黑得可怕。我扶着墙壁上了楼，摸到了这家的门。门，应声而开，伸出一张脸。因是背光，脸是模糊的，但轮廓是一个老妇。她听我说是她女儿的同学，立即让我进了门。这是一个狭小却完整的套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的门厅，倚墙放一张旧方桌，一面墙上是我方才进来的门，另一面墙上也是一扇门，门的上方镶了两块毛玻璃，透出灯光，好像里面有人，却始终未见走出。厅里还有一个老妇，是她家的亲友？她们一同把我让到桌边坐下，然后同我说话。她们不知为什么一律都把声音压得很低，还向我凑得很近。这样，她们的脸就在我眼睛里放得很大，并且走形，就有些类似铜勺凸起的一面上映出的人脸，两头尖，中间鼓。她们说的多是她家女儿的身体状况，如何不适宜在乡间生活。因这时节流传着谣言，说我们这一批中学生再不会回城，很快就要迁走户口。她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灯光的玻璃门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间里壅塞着一种气味，像是洇透了烟火油酱的木器的气味，来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边的碗橱，还有橱隔档里的砧板什么的。温热的，熟腻的，也叫人丧气。我心跳着，盼着早点走出这套间。可她们将身子倾向我，说个没完。她们看上去非常渴望与我交谈。她们的口腔和身上、发上，也散发着那种烟火、油酱与木器混合的气味。那扇玻璃门后头的灯光一直照耀着，却没有一点动静。这间套间也给我鼹鼠的巢穴的印象，里面居住着旧朝代的遗民。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可言。尽管，其时，我们苦闷，前途莫测，可我们有希望。
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生活是光明的。在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之外，都是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已经隐入晦暗之中。
直对着我家弄堂口，是叫做思南路的小街。街身细长。于是，两边的梧桐树就连接得更紧了，树阴更浓密，蝉鸣也更稠厚了。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两边少有店铺，多是住宅，有一些精致的洋房，街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和繁闹的淮海路形成对照。它是比较摩登的，也比较明朗，可它依然是，离群索群。它的摩登带着没落的寂寞表情。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带有落后的腐朽的征兆。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这些亮丽的男女，走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他们穿着很飞，这是人们对摩登的俗称，还是对颓废的俗称。他们出人的场所均是昂贵的，华丽的，风雅的，比如西餐社。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宝大，复兴园。复兴园在夏季有露天餐厅，在后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点着蜡烛。记不得有什么花木了，但从街前映过来的夜灯却有旖旎的效果。它有一道菜，名叫虾仁杯，杯中的虾仁色拉吃完后，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那时的色拉盘就像奶油蛋糕样，可应顾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乐等庆祝的字样。老大昌是西点店，楼下卖蛋糕、面包，楼上是堂座，有红茶咖啡、芝士烙面。在六○年的困难时期，这城市里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兴隆，从下午四时许，门厅里就坐满了排队等座的顾客。虽然粮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馆用餐则凭另一种，叫做就餐券的，专门购买糕饼的票证。而在那年头，许多贫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弃的。所以，它表示着粮食，却并不紧张。西餐社里排队等座的总是一些富裕而有闲的人们，那样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他们穿扮得很讲究，头上抹着发蜡，皮鞋锃亮，裤缝笔直，女的化着鲜艳的晚妆，风度优雅。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坐在西餐社的门厅里，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轮餐桌空出来，然后坐上彼一轮的，大快朵颐。有时候，餐桌实在周转不过来，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们拼桌。彼此的汤菜几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会伸错刀叉。倘若正好都在低头喝汤，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进餐。而他们并不在意，毫不影响他们的食欲。好在，在此时进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阶层的人，经济水准也旗鼓相当。而我们虽然是新来这城市的居民，但因为父母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父亲虽已贬职，但两人的薪水还比较可观。再加上少子女，没负担，这使我们生活优裕。母亲有时候，会对我嘲笑那些小姐们的吃相，她们带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后冷不防地，张大嘴，送进一叉肉，再闭上，不动声色地咀嚼着。这城市的淑女们，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去老大昌二楼堂座吃点心。为能容纳更多的顾客，楼面上均是长条的大统桌，人们像开会似地排排坐着。喝咖啡不同于吃饭，是一种比较从容、悠闲的活动。一般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吃。虽然在这非常时节，吃的意义变得很重要。可人们还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优雅的性质。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动面前的西点，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红茶。当热腾腾的烙面上来的时候，人们也是漫不经心地用叉子轻轻凿着烤焦的边缘，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动它的。由于是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谈话，所以大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无聊的。只有我们三个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妈妈则欣赏着。吃完一块，他们便说：第一幕结束。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的不加掩饰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惊羡，他们会对我父母说：这个小孩真能吃啊！其实那时节，谁不能吃？我想，他们惊羡的只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坦然地表达出旺盛的食欲。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