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庹嫦褡铀档摹肮胖降朗跽吖窈踉冢吭唬何匏辉凇保暗朗踅煜铝选保ā蹲印ぬ煜隆罚煜麓舐遥诵拇舐遥蠹宜档氖峭桓龃剩芍傅娜淳皇峭换厥拢核邓撬邓褪撬Ｎ颐侵荒芩担拦拼笃盅俗常鞯凶疃啵吹目植乐饕逡沧疃啵绱硕选Ｊ率瞪希饫锔揪兔挥型骋坏亩ㄒ澹蛘咭部梢运担刑嗟亩ㄒ濉６ㄒ宓降子卸嗌伲坑腥送臣疲馐�1999年，就有160多种（以后有多少，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恐怖主义是耍光棍，但前不久《读书》杂志讨论，又搬出个“国家恐怖主义”，更凸现了问题的纷乱如麻。我叫“恐怖主义一锅粥”。
本文无意给时下的定义逐一评判，只想梳理一下“恐怖主义”的使用范围，粗线条地捋一捋。为了讨论的方便，大家不妨翻一下现有中文译本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下简称《不列颠》），不是当作权威，只是用作参考，看看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大概是什么样。
首先，《不列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各种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民族主义团体、民族集团、革命者以及军队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用恐怖主义者”。
这个定义比较宽泛，可以称为“广义的恐怖主义”。它的特点，是把政治目的诉诸“蓄意使用的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实施主体，可以是政府的军队、警察，也可以是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什么政治组织、团体和个人都有可能。实施对象也一样。可见，在作者看来，恐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价值判断（当然，从下述例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好恶）。虽然总的印象和感觉，这不是一个好词（比“战争贩子”还糟，总是让人联想到最低级的犯罪），很少有人乐意拿这顶帽子扣自个儿头上，说我就是恐怖分子。
其次，是具体例子。《不列颠》说，色诺芬笔下的“攻心战”是恐怖主义，罗马暴君的暴行是恐怖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是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恐怖主义，美国三K党的种种暴行是恐怖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暗杀是恐怖主义，纳粹统治是恐怖主义，现代社会、种族、教派冲突中的一方或双方也经常使用恐怖主义，等等。然后，说到大家关心的现在，它提到全世界的一系列极端组织，如红色旅和赤军等等，其中也包括“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最后一种，如果算恐怖组织，照美国原则，该决不妥协，干吗还谈判，玩什么“和平路线图”呢？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还有一点，它说，现代恐怖主义和过去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暴力行动代替合法政治，喜欢搞绑架、暗杀、劫机、爆炸和劫持，最像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等等。但前后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不清。
我们且不管这些例子是否全都合适，作者的理解有无偏颇。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恐怖主义这类事，乃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这个词是外来语，咱们有点陌生，但它绝不是“九一一”以后才有，也不是近一两个世纪才有，甚至也不是近五百年才有。它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普通词汇：凡是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的一切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这里我用“可能”，是想有所限定，避免用大家拒绝接受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大家各自坚持的主观感受，即从说话人的立场（立场和信仰是不能讨论的），他们可能会被谴责这类行动的人称之为恐怖分子。但如果不谴责呢，当然也就不是了。
我们要看说话人是谁。
这是广义的恐怖主义。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2）
二、刺杀
历史上的恐怖手段很多，酷刑虐囚是，大规模杀戮的战争也是；刺杀政要、权贵是，屠杀平民、战俘也是（白起和李广都坑过降卒）；桀纣幽厉的苛政暴行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也是；亚述、蒙古式的屠城是，欧洲征服世界的种族灭绝也是（如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注意：美洲的征服还包括最卑鄙的绑架）；日本用零式飞机撞美国航母是（属于自杀式攻击），美国用原子弹炸平广岛、长崎也是（属于直接攻击平民）〔零案：1995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形成有趣对比的是，美国纪念的是珍珠港事件，日本纪念的是广岛、长崎“原爆”〕。它们可粗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的非常手段作困兽之斗，一类是以绝对优势对前者作斩尽杀绝的大规模报复。以巴冲突是这两大类型的现代缩影。两者具有同质和对等的性质，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循环相报，莫知其极。这是《旧约》时代的基本精神，也是伊斯兰圣战的古老原则。凭借强大实力，对一切反抗做斩草除根的彻底消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种族灭绝），是古代一切征服者都很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战略传统的基本特点。对付一切刺杀、劫持和流窜游击，它是最有效的手段。但亚述、蒙古式的“斩草除根”（如越战中所见）却受制于现代西方的道德准则，即当今国际主流用以谴责“恐怖主义”的道德准则，非但不能随便使用，反而经常遭受舆论的谴责，这是“反恐”的最大困境，即使是以十报一（或以百以千以万报一），也还是要有所限制，不可能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也“斩草除根”（连讲都不敢讲）。所以，当今国际主流的合理说法，就是要把前一种恐怖定义为“恐怖主义”，而把后一种恐怖定义为“反恐”。对比于“广义的恐怖主义”，我们可把这种恐怖主义叫做“狭义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对立面，肯定是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但不用恐怖能反恐吗？这是现代人的困惑。
这里，我们不妨按最狭窄的定义来讨论恐怖主义。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这种定义的恐怖活动，不用说，还是刺杀和劫持。它们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也是人类最现代的恐怖手段。
我们就从刺杀说起吧。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最大。
下面介绍一下：
（一）曹沫。
春秋早期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个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此人，名作曹刿。他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战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备受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他为鲁庄公献计献策。有位老乡说，这是人家贵族的事，与你何干，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很厉害。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博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为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晋国的刺客。《刺客列传》说，此人受智伯大恩，非常忠诚，是个讲义气的亡命徒。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学者考证，这是草原地区的习俗），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快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3）
（五）聂政。
战国中期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见《刺客列传》，亦属快意恩仇。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此人亦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图七）。
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秦代法制严苛，此类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之，全部属于奸人歹徒之列。其流风余韵，反而见重于汉代。因为秦政既败，原来的歹徒都成了英雄。比如上面的六大刺客，就经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当时人对刺客是抱欣赏态度，非但不以成败论英雄，还充满怜惜之情。大众有大众的逻辑，法制拗不过文学。司马迁也说，他们是“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更何况汉初功臣，位同宰辅的张良，本来就是在逃的刺客。博浪一击，天地震动，暴秦垮台，顿成英雄。当官的都如此，老百姓还忌讳什么。这是那时的风气。
中国的刺客史，这里不能详谈。汉代以后，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其时，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热血青年，奉为时髦。“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如徐锡麟、秋瑾和汪精卫）。现在的说法，是叫“和国际接轨”。
鲁迅说，中国也有“脊梁”，他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或如聂荣，属于抚哭叛亡的人。他的小说《铸剑》也是歌颂刺客。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手段也非常简单，往往只是一把匕首。但它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
恐怖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在心理，是在心理的杀伤。刺杀是暴力的基础形式，刑律属于人身伤害罪，而且是故意伤害罪，逮住就是个死，最低级，最原始，但“擒贼擒王”、“攻心为上”，又是兵法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大规模报复，也是重在心理威慑。如二战中美国对柏林的战略轰炸，以及他们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就是属于这种毁灭性打击。二战后的美国战略叫“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参看泰勒将军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对这一战略的反省）。
传说，小太监和老佛爷下棋。小太监说，对不起，我杀您一个马。老佛爷说，我杀你全家。古代的有限报复（低于种族灭绝的报复），大抵如是。比如诛夷九族或满门抄斩，就是古代常用的办法。兵刑是一个道理。
三、劫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