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赌苠恰保ㄎ髦芙鹞闹芯陀姓飧龃剩糯摹拔宓邸本褪堑笔钡摹拔遄骞埠汀薄＠缜厝司晕魍粒蘼鄞虻侥亩家⒏霭椎垤簦蕾帐甲嫔訇唬馐撬亲约旱睦献孀冢黄浯问羌狼嗟郏蚴瞧湫值苁献宸缧盏睦献孀冢挥制浯问羌阑频酆脱椎郏蚴俏送沤岬钡赝林粗苋似炼雍罅粝碌募А⒔琶瘢纱诵纬汕叵档摹拔迳邸薄！妒辣尽贰拔宓邸笔侵苋说牡巯担灿欣嗨乒δ堋：鹤寤橙崴囊崾钦飧霭旆ǎ呛鹤迦胫髦泄彩钦飧霭旆ā」芷渲鞔拥乃承虿灰谎５诙问澜绱笳狡诩洌毡竟拇怠按蠖枪馊偃Α保梦甭蛭迳欤窍胙д庖惶住；岷蟮矫拦懈雠笥眩忧笆潜贝笪饔锵笛衷谌谓逃谖餮磐蓟⒍俅笱У亩h先生，她给我提个醒，说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汉奸发生学（1）
中国式的悲剧常常都悲在一个“冤”字。关汉卿写《窦娥冤》感天动地，令六月飞雪，还只能算“小冤”。若名高如岳武穆，下场是风波亭，那才叫“冤杀英雄实可怜”。
为追求悲剧效果，由作者安排，“英雄”多半是“受气包”。气从这边打进去，再从那边放出来。如果套用西洋美学的话，便叫“宣泄”或“净化”（katharsis）。比如林教头的“夜奔”吧：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生流落。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作叛国红巾，背主黄巢。
作者越是在其“忠义可感”方面填油加醋，看客的情绪就越是容易“逼上梁山”。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气急了，就连“叛”“背”二字也会顿生光辉，即使斯文人也难免露粗俗相，终于怒吼一声：“妈的，跟丫磕了。”
中国的“受气包”跟主子“磕了”，往往会一发不可收；岂止陆谦可杀，高俅可杀，便是龙庭也可上，鸟位也可夺。成功了，作真龙天子，那是替天行道；失败了，算一条好汉，也有百姓心疼。即使气无所施而滥杀无辜，喝采者也照样有之①（此类杀人在，明明想杀某人，却拿其他人出气，只求场面的壮观和引人注目，表演和欣赏都是象征性的。故只要不杀到自己头上，看客的心理可以相当残酷。）——可问题是：假如这背叛者背叛的并不是哪一位“主子”，而就是咱们这“可爱的中国”，事情又会怎样？答案不用说，谁都知道，那叫“汉奸狗日的”或“狗日的汉奸”，人人得而诛之，谁也不能原谅。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或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旗”（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予生也晚，不仅抗辽抗金抗蒙抗清不及见，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我对汉奸的知识最初是“抽汉奸”（抽陀螺），后来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比如用短刀割汉奸的脑袋），再后来才是铺天盖地从影剧书刊灌入头脑的一连串名字，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等。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辨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间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骨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明史·列女传》曰：“盖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闾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倜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我们若以此种夸张看历史，虽有简捷明快、鼓舞人心之效（只问“有骨头”、“没骨头”），但流弊是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于是我想，为了教育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有人能写一部并非脸谱化的《汉奸史》出来，原原本本，入情入理，那真是功德无量。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的概念相当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很像现在的美国，是个“大坩锅”（theMeltingPot）。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吴兵入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
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复（覆）楚”。他说“子能复（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着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大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汉奸发生学（2）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于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余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遗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殊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滑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①（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支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斲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挠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①（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益怀李陵》（散文）。）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况且如果我是叛徒，何必赦？如果不是叛徒，又该谁来原谅谁呢？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以亚洲大陆游牧／狩猎型民族与农业型民族的长期对抗为背景，中国的南北之争或“湖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之际，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先生的《吴三桂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年），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将军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至——六七八）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一至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至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子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毅然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做出其最后的选择，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