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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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深然之，即具疏请兵云：“滇南负固有年，一朝堪定。独由榔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由榔以鼓众心。窥我边防则患在门户，号召诸蛮则患在肘腋，投诚生心则患在腠理。请大举入缅。”冬十二月，大兵临缅江（原注：即大金沙江），缅人恐，送桂王并其眷属于军前。三桂使人环守之，王南面坐，三桂入见，北向长揖。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不觉膝之屈也。问之数四，始称名以对。王切责良久，已而叹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人，欲见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事乎？”对曰：“能。”王乃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自是不敢复见。越日，拥王还滇。康熙元年四月，三桂令人以帛缢杀王，藁葬云南城外。嗣奉朝命，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照云南例，着平西王管理，又令文武官听自选用。是时也，明之根孽已尽，李定国已死，白文选已降，高枕无与复为难者。爵晋亲王，子尚公主，据有滇、黔数千里之地，爪牙腹心布列要害，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而不轨之迹渐彰矣。（《吴逆始末记》）
案：吴三桂始以忠孝名，但在国破家亡的悲剧中却忠孝不能两全，不但不能两全，就连一样做不到，名毁节亦丢。宋明喜欢讲气节，但气节在时势面前却异常脆弱，往往都是求荣得辱，被它揉得粉碎。这就是我说的“时势造汉奸”，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三桂入见永历，很有戏剧性。“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竟至“伏地不能起”，心情异常矛盾。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但更加无情的是，当清军商议如何处死永历（用斩还是用绞）时，他竟脱口而出，曰“骈首”（即斩首），连清将都以为过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国之君，最后还是由他的部将，用一根弓弦绞死了永历。“文革”时，人由于害怕而故作激烈过分之举，大抵就是这样的心理。
（五）身败名裂，客死他乡。
甲寅，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属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平吴录》）
……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判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平滇始末》）
案：吴三桂这一生，选择套着选择，每一步选择都受制于上一步选择。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是吴三桂的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同样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号，还是打自己的旗号；是北上中原，与清兵决战，还是据守西南，维持割据局面。他是选择了割据称王，后来还称帝。这一选择，今天多以为是不智之举，因为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当时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他该选择什么，他能选择什么，实在很难说。我在《汉奸发生学》中说，谢四新的诗写得真好，它把吴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无遗。吴三桂哭陵倡乱，三军失声，气氛十分悲壮；誓师校场，弓马娴熟，威风不减当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谎言。吴三桂戎马一生，最后暴死衡州，下场很惨。三桂诸子及其家人，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部将，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枭首凌迟。幸免一死的余众，后来被流放于边塞，特别是天寒地冻的东三省，成千上万，在驿站当差，在行宫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惨的故事在反复传唱。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太史公去势（1）
两千年前，中国有个“骨头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敢于为位同自己素无来往、遭人诬陷为“汉奸”的李将军打抱不平，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官刑。宫刑是“五刑”之一。五刑者，墨、劓 宫、腓、大辟。其中除大辟是死刑，余为肉刑。汉文帝废肉刑为中国劳改制确立的标志，在世界刑罚史上是一件破大荒的大事。但这样的变革大剧烈，一下子很难彻底，不但反覆很多，而且留下尾巴。特别是统治者对宫刑似情有独钟，依依难舍，文帝刚废，景帝即复。所以到武帝时也就轮上司马迁倒霉。
古代刑罚本以对等报复为原则，如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也。但司马迁之获罪是“祸从口出”，汉武帝烦他讲话，本可摘其喉而割其舌或者为防止他写字，连手也剁去，何必出此“下策”？那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它最能体现肉刑之精义：糟蹋犯人，杀鸡给猴看。
宫刑者，男曰去势，女曰幽闭。前者即俗话所说“割球骟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笼之中，摇尾乞怜，比喻自己被刑时“见狱吏则头抢地，现徒隶则心惕息”，因有“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语出《孙子·势》）的慨叹。司马迁“去势”之后，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去势”于男子是何等杀人威风。它常常让我想起一件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宽泛也极狭窄，极高尚也极下流的词汇。
西方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①（就像拿西方标准的“哲学”、“宗教”、“科学”、“民主”衡量中国，很多人说我们“一无所有”一样；如果非在这个问题上叫真儿，中国大概也没有“知识分子”。）按照他们的定义，不仅我们这里戴有“生产力”高帽的料技人员不算，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的公职人员不算，就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国，有人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了新闻记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裤裆里”）。 这是“窄”知识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大小“认得几个狗字”的读书人，不但西方人认为不算的我们都算，②（认得多少就算，好像还迄无定说。从前大概得够得上个“秀才”。现在则标准很乱，有人说连中学生都是“小知识分子”。）而且推其本义还专门是指那些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汉学家只能用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员）两个词的合成词来表示这一复杂概念）； 可入于儒林先贤传，也可收于吴敬梓笔下的失意举子、落魄文人。这是“宽”知识分子（这样的“大脚”当然很难塞进西方的“小鞋”）。
从前知识分子的境遇比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说，乱离之世尚有“四菜一汤”的传说也不必讲，光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就很可以让我们缅怀。这是“香”知识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现在”呢？不但工农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职而傲视知识分子，而且就连从维熙笔下的劳改犯都居然敢把今为大作家而昔为阶下囚的老从叫“吃屎分子”（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臭大粪”）。这是“臭”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抚今追昔，早就有人写出专书，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贵族”或至少是“没落贵族”（八旗子弟阳王孙一类）。但他们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犬”，东游西窜，有如日本的“浪人”，毕竟还有点贵族本事和贵族脾气。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曾把“儒”、“侠”视为寄生虫或二流子。大概因为二者同具“游”或“流”的色彩，并且一样可以是活跃的反体制因素（或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陶希圣曾把知识分子比之于流氓（国民党是知识分子与流氓相结合的产物）。秦始皇混一海内，泽及牛马，也曾悉召天下艺能之士，让他们献书献药兴太平。结果双方闹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书坑儒”，儒生万般无奈也投了农民军。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后来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毛”都是附着在帝国政府的“皮”上，始终扮演着“文吏”或“文吏”后补队员的角色，在“官—绅—士”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中运转自如。虽然遭逢乱世，他们照样可以恢复其“游”与“流”的本色，重新与流氓、土匪为伍，或加入造反者的队伍，出谋划策，再造政府，但到底不同于那些永远上不得台面的流氓。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辅粥明君圣主为王者师。这是除苏格拉底的“哲学王”，“撑死了也不过如此”的理想极致。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太史公去势（2）
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 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角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
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①（在美国，常有一件收入比较的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从他们的情况看“倒挂”的问题也一样存在。）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于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②
（当时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政府是由智囊型人物管理，甚至以为他们的政府是靠知识分子支持，故有“舍我其谁”的冲动。但实际上西方人相信的却是由中材之人管理，和先秦法家的想法差不多。）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着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