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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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学校不是养鸡场（2）
二、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中国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升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騰地方。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尔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这个牺牲不值得。现在到处都是老板说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讲的太过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节制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东西。过去，中国戏剧有个俗套，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总有安慰。现在有个电视剧，叫《绝对控制》，还是讲这个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剧中所演，黑老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当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没有“绝对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答案是：在自负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却置民情舆论于不顾的人面前，我们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笑话。
三、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各大学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暴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全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的风气，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今语，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的杰出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各级领导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像黄继光那么英勇）。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学校不是养鸡场（3）
有些问题太大，这里不去说它。讲点笑话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学贴出招贤榜，曰诚聘国际一流教授，有若干种，其中第一种，月薪高达××万美元。你别光看价码，后面的条件是已获诺贝尔奖。
故事B：某甲到某经济管理学院如厕，见学术报告海报，题目是：我怎样从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赚了××××××元，报告人是一暴发户，这是该校的带头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师小区，厨房厕所强迫统一装修，普遍收费过高，而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楼层水管、暖气爆裂，发生水淹七军，新楼顶层露雨（很多），两年来屡次报修无人理，广大教员义愤填膺，但无处申诉。原因是，第一，这是×××工程，所以没辙；第二，该校是敏感单位，上级有通知，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们还是一个法制国家吗）。
故事D：现在的学术工程，报价惊人，膨胀太快，已经不是几十、几百、几千万，而是动辄多少亿，有些毫无价值，有些价值很小。中国三峡文物的抢救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费时十年，开方无数，只有两亿，更不用说还有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们都在等钱用。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过去有位学者，我很尊敬的学者，他痛斥现在的理工原则一刀切，说掌校者摧残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后悔。因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关怀，我看不如不关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现成的书拿来重印，或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也太集体无耻了吧。
故事E：有自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拨一拨打电话，说他们从高校选了一百个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书。我说，西北人民要脱贫，读我的书有什么用。他们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书给他们，您只需要签个字，把版权交给我们就行了。他们到各高校拉人签字，很多人想，既然这是向西北人民献爱心，谁都羞于谈钱字。我是坚决不签。我说，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学校里的那些无用工程砍一半，钱就有了。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不说真话专说假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