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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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马年说伯乐（1）
今年是马年，大家都想从马讨个吉利，我也凑几句热闹话，全是古人说的话，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凭吊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萨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个墓地。当时我想，汉学家起汉名，很多不怎么样，但马伯乐的名字起的好，音好，意思也好。因为你想，伯乐善于相马，马要碰上伯乐，那该多有福气。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更何况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读书人，特别是有才气而还未出头的读书人，即便够不上“千里马”，也个个企足引领盼伯乐至，惟恐碰不上伯乐，埋没在太多的“凡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庄子者流却说，不对。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埋头吃草，能跑能跳，“此马之真性也”。你纵有高楼大厦，对它来说，也无所用之，它凭什么要喜欢伯乐呢？马自从碰上伯乐，可算倒了霉。他说，我会养马，有好草好料；我会驯马，有“千里马”的高帽。可马不这么想。伯乐养马，那是瞎忙，又是剃发刷毛，又是钉掌烙印，上使笼头下使绊，把它们一排排关在马厩里，十匹马就得死上两三匹。然后呢，还得让它饿着渴着，奔着跑着，前有嚼子勒，后有鞭子抽。等你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一半的马都死掉了。马是什么？它就懂吃草饮水，高兴了，脖子蹭脖子，表示亲热；生气了，把头一扭，跟你尥蹶子。如果你非给它驾上车辕，戴上马冠，马想的可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得逃跑。它会踢毁车子，咬断缰绳，专门跟你捣蛋。所以说，马懂得和人作对，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害群之马”，那是“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这是给伯乐泼凉水，现在的伯乐，当然不爱听。我猜，他们会说，这人真能瞎掰乎，马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既然是畜生，就得服人管。我把它从吃了上顿没下顿，缺医少药，到处流浪的地方救出来，收留它，喂养它，爱护它，教育它，它千恩万谢还来不及，谁要你来发慈悲。况且，就算是反抗，它也成不了气候，我还就不怕它尥蹶子。
好，那我还有另一段话，这可是夸伯乐的。它见于辨伪学家不太敢用，但同样是道家著作的《列子》一书。《列子》夸伯乐，夸得有趣。它说伯乐这个人，他不但本人会相马，而且还会发现比自己更会相马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种“伯乐的伯乐”吧。故事是这样：
从前，在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塬下的宝鸡县，有个古老的国家，叫秦国。秦人以养马著称，他们的祖先，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当然出相马专家。据说，伯乐就是秦穆公的相马专家。有一天，他对伯乐说，您老年纪太大，是不是从您的孩子中给我推荐一位代替您？伯乐说，您要找一般的好马，我可以凭它的外表和骨相，但“天下之马”（天下第一的马）却很难找，也很难认。要能找到这样的马，它可是超逸绝尘，不同凡响。我的孩子都不成器，我只能告诉他们什么是一般的好马，不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天下之马”。不过，我有个打柴的穷哥们儿，他叫九方皋，相马的本事绝不在我之下，我想您该见见他。后来，穆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找“天下之马”。过了三个月，他回来报告说，我找到了，马在沙丘。穆公问，马是什么样？他说是母马，颜色是黄的。穆公派人取马，却发现，马是公马，颜色是黑的。穆公不悦，把伯乐叫来，跟他说，瞧您推荐的是什么人，事全办砸了。我派他找马，他连毛色和公母都分不清，还懂什么叫好马，什么叫坏马。伯乐长叹一声说，他真的像您所说，竟笨到这种地步了吗？其实这正是他比我强千万倍的地方。您要知道，九方皋看见的东西，那是“天机”，他是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他看见的都是他想看见的东西，没看见都是他不想看见的东西；他注意观察的都是他想观察的地方，忽略的都是他不想观察的地方。他追求的东西已经超出了马本身。周围人把马牵出来一看，果然是一匹“天下之马”（《列子·说符》）。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因为现在的校园是“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我们这些教书匠，老得参加学生答辩，又没功夫看论文。流行做法是故作细致入微鸡蛋里面挑什么状，专爱拿错别字、标点符号说事。我们的关注点，多半正在“牝牡骊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跟学生常说，你们年轻无名，出版社也好，编辑部也好，都是以貌取人，就像大饭店写的“衣冠不整，不得入内”，即使是小疵微瑕，也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教给学生的难道仅仅就是这些吗？有一次答辩，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有两类论文，大家没争议。一类是有创意，无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好论文，没问题。一类是无创意，有硬伤，大家肯定说，这是坏论文，也没问题。但如果一篇论文，它有创意，也有硬伤，问题就大了。我们的很多教授，他们的想法是，我宁要无创意也无硬伤的论文，也不要有创意也有硬伤的论文。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秦穆公相似：你连公的母的、黄的黑的都分不清，还谈什么马？这不明摆着全是“硬伤”吗？可是，如果我们用伯乐的逻辑反问一句，“千里马”之为“千里马”，这跟“牝牡骊黄”有什么关系？我们能说母千里马是千里马，公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黄千里马是千里马，黑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吗（图三八）？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启发，但现在的伯乐也不爱听。他们会说，“硬伤”怎么可以同“牝牡骊黄”相比，这是偷换概念。好，那我就再讲一段他们爱听的话。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马年说伯乐（2）
我想，韩非子的话最合适。他说，伯乐相马，是让他最讨厌的学生去相千里马，而让他最喜欢的学生去相拉车的马。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千里马是千载难逢，指望它是耽误事。而拉车的马，每天都在卖，大家更需要（《韩非子·说林下》）。这话和当代精神很合拍（当代思想在骨子里是法家思想）。因为你想，如果花天价，买天马，那笔钱是足够买一大批拉车的马，买驴更多。
如今校园里流行一句话，叫“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按韩非子的说法，这才叫“伯乐的好学生”，而且可以估计的是，“好学生”的“好学生”，准比老师会买驴。
2000年2月26日（马年元宵）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附录】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Р菀套愣剑ㄛj），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峨）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烙）之，连之以羁馽（浚嘀栽碚唬碇勒呤印＜⒅手壑柚胫坝虚邮沃迹笥斜薰k（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磨），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態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列子·说符》，又见《吕氏春秋·观表》、《淮南子·道应》，文略不同，“皋”作“堙”）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为，教其所爱者相驭马。千里之马时一，其利缓；驭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韩非子·说林下》）
【附记】
原文曾在《文汇报》2002年3月12日第12版刊出，题目被编者改成《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后面的原文也被删掉，现在恢复本来面貌。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大音希声，善言不辩（1）
小孩也有“终极关怀”。很多年前，我五岁的儿子在马路上“造反”，窜入人海钻进动物园。全家出动把他找回，他还嘴硬，说“凭什么我妈不答应我”，我声色俱厉地说，“你懂不懂，小孩就得听大人的话，哪有大人听小孩话的道理”，他说“那大人听谁的话”，我说“听领导的话”，他说“领导听谁的话”，我说“听党的话”，他说“党听谁的话”，我说“听毛主席的话”，他说“毛主席听谁的话”，我答不上来，他咯咯儿一笑。现在，对我们这些吃“学术饭”的人来说，“学术规范”也是个经不住追问的问题，一定要问，很多人也答不上来。
大约两年前，有人出钱给《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过生日。我带着一张嘴，光吃饭，不发言，印象早已淡薄，但有件事我没忘，这就是有人旧话重提，又扯起“学术规范”来了。因为《季刊》提倡“规范”最卖劲儿，除匿名审查，每期都附以说明，关于脚注格式有严格规定。当时李银河发言说“咱们这个刊物，好些文章都不合规定”，陈平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你的文章就没做到这一点”。虽然，我没有在这个杂志上登过任何文章，但回到家里，还是前思后想紧张惶惑了好一阵儿，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又怎么样呢，有失检点不守规矩的事一样很多，别人要揪，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
近年来，“学术规范化”的呼吁显然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或它同国际学术“接轨”一类眼下必有的冲动之一。现代社会要广泛交流，不是两个山汉唠嗑，什么乡言俚语只有他们自个儿听得懂。我们要想交流，而且在交流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就一定得有秦始皇那样的标准化和交通规则一样大家都得遵守的东西。现在，美国有一帮电脑专家正筹划往地球外边撒一大把卫星，扬言将来谁都能和谁通话，什么机密隐私全都藏不住，到那时“全国一盘棋”不够使，得靠“全球一张网”，没有“规范”怎么行？可问题是，这所谓“统一规范”是不是就是西方的规范，或者即使是，它搁现在的中国，是不是都能行得通办得到，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其实并没全都走向世界，很多事还是关起门来不归他们管。例如，就拿脚注来说吧，如果你一定要“言必有据”，甚至抄条《论语》，引句《老子》，都正儿八经照西方杂志的样儿，一一注明哪本书，哪个版本，第几册，第几页，正面和反面，哪个城市，哪家出版社，哪一年，等等，那编辑这一关就通不过。两年前，我做过一点“引进”尝试，结果证明行不通，回回都被大笔删削。只有一家杂志让我漏网，居然一字不易，花老大篇幅给我印西式脚注，在别人看来，这也大有制造特权、骗取稿费之嫌。还有为打击“文钞公”，避免“发明官司”，为学术青史留记录，省得将来费劲考证，我觉得传统题跋式，记录写作年代、写作地点，挺好，本来不可少，特别是有长期压稿的滞后问题，可是很多杂志都嫌它碍事，删，也是毫不客气，哪怕文后大有余地。相反，我认为如同狗牌实属多余的“作者头衔”（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