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附子。关于乌喙，我在《中国方术考》中有讨论，可参看。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药毒一家（2）
丹药、五石和乌喙不同。乌喙是“草木之药”，同上面讲的世界性毒品相似，主要是利用植物中的生物碱。而丹药、五石则属“金石之药”，即矿物或用矿物炼成的化学制剂。它们是我国更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的丹药是以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炼制的汞制剂，当然是有毒之物；而炼丹的石材，最重要的是五石，也是有毒之物。两者同属炼丹术的大范畴，和中国的冶金史和化学史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的人为什么对这些毒药感兴趣，乍看好像至愚极昧，迷信得很，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是“高科技”，不但得有专门人材，如李少君一类方士，还得有科研经费、科研设备，如丹房鼎炉、本金本银和各种石药，非大富大贵之人不能置办，也非大富大贵之人“不配吃”。治天文学史的伊世同先生说，“迷信是古人对真理的狂热追求”，古人不仅迷信天文，也迷信药，那劲头就和五四以来我们崇拜“赛先生”一样。比如葛洪，读书最多，在当时那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就崇拜“金丹大药”。
关于中国炼丹术的起源，我在《中国方术考》中也有所讨论，指出它是一种“人体冶金术”。中国的“金石之药”，原来多是冶金的原料，古人把它们从工厂搬到实验室，再搬到人体，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这些东西结实耐用，什么长寿的家伙都比不过；第二，它们都是治外伤的药，小时候我们涂的红汞也是这类药，活着可以“防腐”，死了也可以“防腐”。所以朱砂、水银一直是我们的防腐剂。古人服丹求寿，就是来自这种观念。另外，古代的“神药”多与服毒之后飘飘然的感觉有关，古人叫“通于神明”，致幻作用，它也少不了。中国的炼丹术，秦汉魏晋时期，那是大红大紫，只是到唐代，吃死一大批皇帝，然后才有所收敛（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要讲毒品，这是头号毒品。
和炼丹有关，我们还应讲一下“五石”和与“五石”有关的“五石散”。炼丹用的“五石”，古书有不同说法，恐怕应以葛洪所述最可靠。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葛洪所说“五石”是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抱朴子·金丹》），对照《周礼·天官·疡医》可知，实与治外伤的“五毒”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只是把曾青换成了石胆（二者都是绿色铜矿）。这五种矿石，朱砂是赤色，雄黄是黄色，白礜是白色，曾青（或石胆）是青色，慈石是黑色，应当就是古书提到的“五色石”。如《淮南子·览冥》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说，并且古代还常常用这类矿石作颜料。“五石”除慈石，皆有大毒。
“五石散”也叫“寒石散”，从魏晋到隋唐，服者相寻，杀人如麻，也是著名毒药。前人，如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俞正燮《癸巳存稿》，近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余嘉锡《寒食散考》等均有考证，而以余文为最详。俞正燮曾以此药比鸦片，而余嘉锡“以为其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历考史传服散故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推测这五百年间，死者达“数十百万”（以下两段的引文均见余文）。
古人服散，据说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的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如“二王”书帖，就有不少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
前人考“五石散”，皆以为出自张仲景《侯氏黑散方》（亦称“草方”）和《紫石寒食散方》（亦称“石方”），并未考虑它同“五石”有什么关系。但后方所录石药只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四种，孙思邈的《五石更生散方》才加入石硫黄，是个疑点。考何晏服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所谓“治病”，在于借药力之热，去寒补虚。“神明开朗”，则是精神效果。有人形容这种效果，说是“晓然若秋月而入碧潭，豁然若春韶而泮冰积”，当然是美化之辞。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孙思邈说“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劝人见了这个方子就把它烧掉，但为什么还要在书中留下类似的药方呢？王奎克先生疑之，认为孙氏“五石”无毒，不可能有这种奇效，考其毒性在于《侯氏黑散方》中的“凳笔恰暗N石”之误。二者形近易混，古书多混用之例；礜石含砷，所谓服散乃慢性砷中毒；何晏之方是合仲景二方成五石，孙氏痛其杀人，把礜石换成石硫黄，始以无毒之方传世（《“五石散”新考》，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可见何晏“五石”和炼丹家的“五石”确有交叉。
不仅如此，我还想指出，古代本草，下药多毒，其一大特点是“除寒热邪气”（见《神农本草经》）。古人以“五石”治伤寒虚劳之症，《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已提到。其说不仅可以上溯到西汉文帝时，而且从引文看，还是本之扁鹊的医经，并不始于张仲景。《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扁鹊仓公列传》有一条引文，“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估计就是出自扁鹊的医经。又传文说齐王侍医名遂，自以为病寒，而“炼五石服之”，淳于意访之，诊为内热外寒，以为不可服此“悍药”、“刚药”，否则发痈而死。遂既服五石，果发痈而死，情况正与魏晋隋唐服散每每“痈疽陷背”、“脊肉烂溃”者同。扁鹊“五石”今无考，但我们怀疑，古之“五石”不唯五色分，且以阴阳辨，与当时的阴阳五行说有关，往往是据虚实寒热、表里之症，酌情加减其味。其方各异，往往取一“毒”与他石配，并不是“五毒俱全”。后世“五石”用礜石者，大概只是“五石”方的一种，略分紫白赤黄，仍有仿效之意。
古代的砷制剂，除礜石之外，还有雄黄。礜石是古代的“耗子药”和“杀虫剂”，雄黄也有类似作用。古人认为，雄黄可以治蛇伤，杀百毒，厌鬼魅。我国旧有于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白蛇传》中，法海叫许仙喝雄黄酒，使白娘显形，即与此有关。雄黄、礜石都是“五毒”中物。
中国的丹药、五石与国际上的“三大毒品”不同，还不仅是金石与草木的不同。余嘉锡已经指出，寒食散“服者多不过数剂，至一月或二十日而后解，未尝每日必服，是无所谓瘾也”。同样，丹药也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嗜之者众，使用广而延续长，其实是根据我们对毒药的另一种追求。后世本草书，一般以草木之药为主，无毒之药为上，但原来不一定是这样，或至少在炼丹术中不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炼丹术是来源于中国的冶金术，中国的冶金术是以它在石器时代的经验作背景。它以“五毒”为材，铅、汞、砷为核心，是想模仿冶金，“炼人身体”。上述毒品，丹药为汞制剂，流行于宫廷，最奢侈；五石散为砷制剂，流行于士林，是次一等；雄黄酒也是砷制剂，流行于民间，是又次一等。另外，还有女人擦脸的铅粉，也有一定毒性。这些都是中国冶金术和炼丹术的伟大产物。它们和通常说的“毒品”还不太一样。
人类为什么会嗜毒？而且古今中外都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医学家讲，毒品使人上瘾，产生药物依赖性，首先在于人脑本身就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类似之物。人一旦缺了它，马上就没精气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吸毒，但嗜烟、茶、酒者大有人在。烟、茶、酒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贡献，现在虽然还没有被联合国列入禁用药品的清单，但它们和狭义的毒品还是有相似性。例如烟酒，历史上和现在，一直有人禁，但屡禁不止，现在是采取劝说和限制。特别是，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文明人”和“上古天真之人”有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都是在“药罐子”里泡大的，现在已到了离开“药”就没法活的地步，那么“毒品”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大。
人类的四大烦恼，不但“生”、“老”、“死”没人能逃得过，就是“病”也无法根除。人类自有“药”的发明，“药”与“病”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在“药”不太灵的时候，行气、导引、房中、祝由（古代的精神疗法）会重新产生吸引力。如唐代皇帝被外丹毒死，人们转向内丹术；处于绝望的癌症病人，也特别相信气功。但它们始终不能摆脱附庸地位。我们对“药”的追求还是始终不渝。
在“药”的背后，“毒”的阴影仍笼罩着我们，“过把瘾就死”的事还很多很多（图四三）。
1996年5月初稿，7月17日－9月28日扩大改写于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闭门造车——房中术（1）
我的本行是研究“三古”：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但古人也是人，七情六欲，牵动全局，即使研究古代的人也不一定绕得开。可能是由于我翻译过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也写过两篇讨论马王堆房中书的文章吧，除了熟悉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一提就说：“李零嘛，我知道，不就是那个研究房中术的人吗？”我请朋友们为我正名，好像效果不大。
今年五月的一天，北大的同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代方术”。开讲前我声明，现在全国都在“五讲四美”，学校里也有修身会，方术虽含房中术。恐怕还是不讲为好。可是演讲终了，一堆条子递上来，还是有人不依不饶。如有一个条子说：“李老师，我很钦佩您翻译《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勇气，请问您是否打算用现代理论重新研究这一课题？”当时我大概讲了两点，第一，翻译高氏之作，我好像没有想过“勇气”，只是因为研究马王堆房中书，偶见其书，不能装聋作哑，翻出来，既可方便大家，又不埋没古人。第二，我虽然也读过一点现代性学著作，并与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潘绥铭时有切磋，但我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有天壤之别。我说，饮食男女，人之六欲。为满足后一大欲，人类在黑暗中长期摸索，反复操作，达几百万年（现在体质人类学越讲越乱，我也弄不清是多少年，这里是姑妄言之）。房中术在哪儿都是门古学问，就像炒菜，不一定要有现代理论，才能炒出来。中国的发明史，有许多可能是吹牛，但有一样我们不必脸红，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中国的房中书，年代最古老，不仅大大早于印度的《欲经》（Kama Sutra），而且比罗马的《爱经》（Ars Amatoria）也早不少。其还精补脑之术可推始于汉，也早于印度的密教。明清的色情小说更冠绝一时，在本世纪以前，不仅数量空前，而且内容也极丰富，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说，凡是人脑瓜能想出来的，他们都写出来了。
在北大的演讲中，有一点好像我没讲，这就是我压根儿也没想写一部新书，取高氏而代之。因为老实说，这个领域有三大块，一块是房中书，一块是内丹术，一块是小说（还有春画），附带的情爱、婚姻、家庭、生育，枝枝蔓蔓，也铺盖甚广，我除对房中书有所涉猎，其他方面知识不够，不想孤军深入，走的太远。不过，近来读过几篇评论《中国古代房内考》的新作（见文后所附），心血来潮，倒想说上几句。
房中书在中国是属于方技四门之一。这四门虽与医学有关。但比医学的概念要广，不限于消极的防治疾病，还包括积极的养生保健，甚至以服食、行气、导引和房中为炼养功夫，求益寿延年，通于神明，同古代的神仙家有很大关系。古人所谓“神仙”，本来不过是健康透顶，老而不死的意思，但在道家或道教中，确实有宗教含义。现在科学昌明，大家对最后一条都不大敢讲，但又不满足于西洋医学概念之狭窄，宁可骑墙于科学、迷信，折其衷日“养生”。这种态度固不免坐治“前现代”或“教女权”之讥，满可以让新学之士抡圆了耳光照死里抽，然而论者有解因精为“养生”，媚药、采补为
“补养”，指房中术是从“养生”进于“补养”，由“补养”进于“荒诞”，很多批评都不在点上，太多“现代人”的偏见和误解。例如这位作者说，中国的房中术只讲“性”不讲“爱”；流于“用道德化的生物学态度”，不如罗马和印度更多，对性体验的微妙描述和对情欲的深刻理解”，恐怕就是小题大作。因为世界上的其他房中书。据我所知，他们也一样是以男性为中心，一样有这种“生物学态度”，甚至就连最罗曼蒂克的谈情说爱，也未见其高洁（况且他们还有不少我们古语所谓“禽兽行”的变态描写）。比如《爱经》吧。这书虽然是讲“爱的艺术”，但它一开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唱的是没有危险的欢乐和被批准的偷香窃玉”。它的中心是讲“猎艳”，即如何勾引女人、笼络女人。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方谈情说爱的惯用伎俩（如为女人拂去胸头的尘埃，或替她抬起曳地的裙据，花言巧语，大献殷勤，穷追不舍，作寻死觅活状，等等），也与中国小说中的风月老手如西门庆在手法上可以沟通（我们有捡手绢、做衣服一类糙招）。涉及房事，也有教女人如何投男人所好摆姿势，没有高潮也要假哼哼一类秘诀。①（此书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译本。戴本是从法文节译本译出。）还有《欲经》，这书不但和中国的房中书一样的“不洁”，而且还打着印度宗教和种性制度的深刻烙印，别说“男女平等”，就连“男男平等”或“女女平等”也不讲；带有“生物本能”的“荒诞”之处也一点不比我们逊色。如《肉蒲团》写未央生愧“本钱”不大，请“天际真人”动手术，竟将狗鞭移植于“那话”之中，很令读者骇怪。我总怀疑，这种想象大概就是受外来影响。因为《欲经》对这类把戏的描写那才叫淋漓尽致。原始民族喜欢‘人体雕塑”，刺面文身、贯耳穿鼻，遗风见于各国，但像印度人拿生殖器（男性的）开刀，横切竖割、打眼钻洞、镶环嵌珠，以为非此不能有“大乐”，这种“根雕艺术”好像还比较少见。
中国的房中书是技术书，而且是相当专门的技术书，它的特点是“术语化”和“格式化”形成很早，而且一开始就同文学有分工，只谈“性”不谈“爱”，追求简炼精赅，避免拖泥带水。①（如《大乐赋》即属色情文学而不是房中书。同样，严格地讲，《爱经》也不是房中书。）这是它比较发达的一个标志。现在从文献著录和考古发现看，房中书在中国的发现至少不晚于西汉初（公元前二百年左右），而且从其成熟和稳定性判断，还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