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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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看，房中书在中国的发现至少不晚于西汉初（公元前二百年左右），而且从其成熟和稳定性判断，还可上溯到更早。我们估计，将来必有战国时期的文本发现。例如汉文帝时的名医淳于意，就已从他的同乡阳庆授读过此类秘本（“接阴阳禁书”），时在高后八年（公元前一八○年）。马王堆房中书也大抵抄写于相近的时间。晚一点，《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八种房中书。这些书都已亡佚，但东汉流行的房中书，有道教盛称的“房中七经”（黄帝的房中书、《玄女经》、《素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子都经》、《陈赦经》），仍有不少佚文保存。比较出土的汉初文本和传世佚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书里的问对人物虽换来换去，但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从术语到体系都很相似，可见早已定型。中国的传统，很多都是两千年一系相沿不改，例如晚明钞本《素女妙论》就和汉初的马王堆房中书连细节都极为相似。　　　　
　　　　对中国的房中术进行批判，“生物本能”’说最不着边际。我们中国人讲“生物本能”，喜欢以“食”、“色”M举（今痞子呼为“二巴”），但马王堆房中书《天下至道谈》之所以把房术称为“天下至道”，只是因为“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他们只承认呼吸、吃饭可以不学就会，并不认为“色”也在其中，因而强调“合男女必有则”，因而要把这个“则”当学问来做。在我看来。这正是它很严肃、也很科学的地方。王朔的小说有一句话，叫“爱有千万种，上床是最下一等”。但是西方性学家以为“凡上帝不耻于创造的，一我们也不耻于言说”。他们的性学手册讲床架之事，照样也是舍道德、宗教、婚姻、家庭不谈，毫无罗曼蒂克可言。可见在这个“最下一等”上，洋人和我们也是所见略同。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闭门造车——房中术（2）

　　　　要找中国房中书的“毛病”，当然还有许多。例如这类书是以“房中”（犹今语“屋里的”）、“阴道”（也叫“接阴之道”）、“御女”为名，详于女而略于男（比如讲“女有九宫”就比“男有八节”要详细，连图都有），就很明显是以男性为中心。其体裁多依托帝王（由帝王垂询，而由带神仙色彩之智者作答），也有很浓厚的多妻制色彩（但并无贱视平民之意）。这些都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不过，拙见以为，即使连这样的东西也不必大惊小怪（见不怪为怪）。因为这类态度以今日看虽不近情理，但在古代却属正常。男权在古代的普遍是不用说了。①（例如李小江有“男性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女性只经历了两种社会形态”的怪说，就是着眼于男权统治的普遍。）多妻，以西方基督教的标准看是反常，②（平均妻权要比平均地权难得多。正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看，西方在老婆问题上的公平思想才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当然，这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他们也是除“正经房子”还有“避雨窑子”，情妇、妓女还是少不了。）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①（马克梦说，他在美国讲中国性史，学生最受刺激的就是多妻。西方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多妻制比较了解，而对中国的知识还太少。）况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原来也有类似背景。比如一九九三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剿灭的柯瑞施（DavidKoresh），他就是以《旧约》中的大卫王自居，理直气壮地以“多妻”为正统。《天下至道谈》说“句（苟）能持久，女乃大喜，亲之兄弟，爱之父母”，当时人讲房中意义之伟大已到这份儿，你还能要他讲什么呢？　　　　
　　　　中国房中书同道家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这种书，早期与晚期不太一样。早期，两汉魏晋和隋唐，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类古书，他们虽然往往打着帝王的旗号，但不一定禁秘之书，反而往往是普及本。②（古代帝王妻妾成群，疲于应付，是这种书冠以帝王之名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在古代是绯闻焦点（就像好莱坞影星），正好利用平民之艳羡以为广告之资。但更大的可能只是在于利用帝王的声望，就像西方讲剖腹产要依托凯撒（日语叫“帝王切剖术”）。）这类书与“黄老之术”有密切关系，如《素女经》、《玄女经》、《容成经》就是属于黄帝书；而汉代注释《老子》也有以方技和房中解老的传统（如《河上公章句》、《严遵指归》和《老子想尔注》），房中书借《老子》中的词汇为术语，③（例如“赤子”，男阴；“玄牡”（或“玄门”），女阴；“握固”，闭精；“走马”，射精。）传统可以上溯到马王堆帛书。但这样的书，所述多是常识规范，被葛洪讥为“粗事”，魏晋道教对房中术真正看重的是口诀和言外之教。后者见于《黄书》、《仙经》等书，往往都是围绕“九浅一深之法”、“多御少女莫数写精”、“还精补脑之术”这三大要领。这类要领虽可溯源于马王堆房中书，但在操作上大概有许多具体规定，后来有进一步发展。东汉末传房中术有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传容成之术（甘始、左慈、冷寿光、东郭延年和封君达，即黄老派的房中术），一个是传彭祖之术（黄山君），一个是传玉子（张虚）之术（天门子、北极子、绝洞子、太阴子、太阴女、太阳女）。前两个派别所传可能多为“粗事”，但后一派别与“墨子五行术”有关，所述口诀同张陵《黄书》相似，似带有较多神秘色彩（见葛洪《神仙传》）。后世内丹术的发展当与这一类秘术修炼和口诀传授有关。　　　　
　　　　我体会，上面提到的“从养生到荒诞”，所谓“荒诞”大概主要是指内丹派的房中术。关于内丹术，我并不在行，这里不敢多说，只想讲两点。第一，内丹术在宋以前地位不如外丹，这点与科技水平有关。因为呼吸吐纳、屈伸俯仰、男女交接虽然都是最老牌的健身术，但它们皆属“无本生意”，在“金丹大药”为“高科技”的时代，自然不被看重。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最迷信的是“药”，特别是化学制剂的“药”（今天的西方仍如此，他们的化学也是源于炼金）。比如葛洪就认为，只有金丹是致仙之本，如药不成才兼修众术。他不但不认为凭房中可以“单行而成仙”，还直指其说为“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微言》）。这是宋以前的主流。第二，现在研究者多已指出，外丹术的衰落是在唐以后，因为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房中和其他“无本生意”借这一契机复兴，有一大特点，是它们用外丹术语全面改造了原来的体系。新的房中书有各种派别，恐怕要从道教的内在思路去研究，并不能简单以对女性的恐惧、仇恨或压榨概括之。①（房中虽以水火喻男女，以战斗喻交接，甚至有“临深御奔”一类对女性的不敬之辞，但其说盖主于“慎”，往往先言其害后言其利，并非真的认为“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可能吗？），而是主张男女两利，水火既济。）这些派别的共同点是进一步技术化，希望借外丹以外的技术达到神仙境界。如果我们从道教外的观点去看道教，当然可以视其宗教境界为“荒诞”，但这种“荒诞”正唯其是专业体育式的唯技术主义，所以也就和大众的关系相对的少。宋明以来，房中采战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闱之中（史志不载这类书籍），普通百姓别说花不起功夫赔不起钱，光是老婆太少这一条，就得让他们望而却步。我们若以这样的局部去概括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恐怕不妥。　　　　
　　　　鉴于上述讨论，对中国性传统的评价，我有一个积极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与其拿房中书作标本，对中国的两性关系做社会学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如从中国明清小说入手。因为后者不但比较非技术化也比较世俗，而且有丰富的社会场景，更能反映全局。例如马克梦先生的近著《小气鬼、泼妇和一夫多妻》（Misers；　Shrews；and　Polygamist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就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中国小说讲儿女风情，种类很多，可以“性”、“爱”并举，也可以只讲其中一种。统言之曰“人情小说”，析言之则有许多细别（如“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简直应有尽有。①（有人说，如删去色情描写则情节不能连贯属“色情小说”，反之则不是。比如《肉蒲团》是，《金瓶梅》不是，《废都》是，《白鹿原》不是。但我以为“人情”很难做如是划分，最好还是放在同一大类中去把握更好，不一定能象身体的暴露，可以分出个什么“全棵”、“半裸”或“完全不裸”（美国影片有这种分类）。明清之际，市井繁华，人欲横流。俗话说“饱食思淫欲”，那时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都想得出来，有些简直入于科幻之境。加上中国印刷术又特别发达（比同时期国外印刷物的总量还大），当然最能反映中国性传统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东西和古代的房中书或道教传统当然有关，但又很不一样。例如　早期房中书讲体位，有十节、九法、三十式，花里胡哨，好像菜谱（一位法国朋友这样讲），但入于小说只有三种，一日“顺水推舟”，二日“隔山取火”，三日“倒浇蜡烛”，不但名称大变，而且数量被简化，反而是最基本的体位（西方叫“前入”、“后入”和“女上”）。还有《金瓶梅》等书多有“二八佳人体似酥”一诗，相传是吕洞宾所作，就是出自道教，但书中所述还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性生活为主。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闭门造车——房中术（3）

　　　　　　　　
　　　　对中国古代性生活应当怎么看，高氏之书只是搭了个架子，很多问题还值得讨论、特别在女权运动勃兴的现在，对高氏之书的“反思”更在所难免。例如近来美国的费侠莉教授（CharlotteFurth）就已写出新的评论，并且遭到旅美学人李晓晖的反洁。费侠莉从女权角度抨击高氏之作，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但她的问题是对史料误解太多。比如她从房中书可以读出压迫妇女，从胎产书可以读出关心妇女，业以此虚构中国历史的前后反差和儒道对立，就是属于“求荒诞而得荒诞”。因为中国的胎产书与狭义的房中书原本出于一系，中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种对立。　　　　
　　　　过去陈寅俗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曾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向古人找茬，寻找他们的可笑之处（这很容易），相反他主张要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很赞同。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陋见，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纠缠于古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口味，则束书不观可也。　　　　
　　　　【有关书评】　　　　
　　　　柯文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读＜中国古代房内考〉有感》，《世纪》一九九三年二期52—55页。　　　　
　　　　康正果；《从养生到荒诞（房中书透视）》，《读书》一九九五年二期46—52页。　　　　
　　　　Charlotte　Furth：Rethinking　van　Culik：sexuality　and　reprodu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pp。125…146；　edited　by　christina　K。Gilmartin　etc。；　Harvard；　1994。　　　　
　　　　李晓晖：《千古风流在中华——高罗佩其人、其妻、其艺、其学》，《新语丝》一九九五年七月第十八期。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惧内秘辛（一）（1）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碰到多年不见的王友琴。她正在办一个带有温和女权色彩的新杂志：《女性人》。友琴约我写稿，说是写点女性方面的，哪怕是房中术一类的东西也可以。忙——懒——拖了很久，始终写不出。为了表示热心支持，除另荐他人，只好提点建议。那时我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有一天，在学校的亚洲图书馆翻书，偶尔读到聂绀弩的《论怕老婆》，觉得很有意思。我的印象，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现代的口头传说中这都是一个相当典型，因此也是反复出现的话题。这样的话题现在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比如有一位南韩的学者到我家聊天，聊着聊着，忽然打听说，中国是否“确有此事”。还有一个日本朋友说，他读过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让那把新婚之夜的“大剪刀”吓得要死。他们都很庆幸的说，他们幸亏没有生在中国。虽然中国的女人很以这种局面而自豪，好像确实如胡适之先生所言，“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但她们又对中国男人的窝窝囊囊感到忍无可忍（“中国的男子汉都已死光！”），不断以气功式的心理暗示对男人“发功”，使本来就“阴盛阳衰”的“阳”更“衰”（难怪满大街都贴着治病的广告）。所以在电话中我说，你是否可以登点这样的文章。　　　　
　　　　友琴的杂志后来办的怎样，我不得而知。但前不久逛书摊，买到一本《怕老婆的哲学》（小琪、春林著，群言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才知有人已将此类文章汇为一编，打开一看，老聂的文章也赫然其中。这书全凭剪刀功夫，既无前言后记，也无题解出处，对于并不熟悉作者的读者，实在是很大遗憾。但在聊胜于无的情况下，也还是可以凑合着看。　　　　
　　　　“怕老婆”当然是很典型的男性话语（“怕”字前面省略的主语是“丈夫”）。但《怕老婆的哲学》，它的书题只是抬李宗吾文章的题目而为之，并不能够代表全部。虽然李文拿“怕老婆”开玩笑，搜集了不少历史上的掌故，戏言之曰“哲学”，或简称为“怕学”，但集中所收却并不限于“怕学”，多数讨论的还是泛泛的男女关系。这书的作者男女都有，“公说公有理”者有之，“婆说婆有理”者有之，“公说婆有理”者也有之，缺少的只是“婆说公有理”。比较三种不同立场，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但是集中的女性作　品似以申诉“最是女人不自由”或抨击男女不平等为主，往往并不涉及“怕老婆”，与李宗吾式的文章相比，好象缺乏旗鼓相当的反诉。于是我想起了一个我从前读过，谈恋爱时也跟我老婆（当然是后来的老婆）讲过，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是出自一个女人之口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十四世纪英国的一个老故事。故事的原文收载于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①（我原来读的是中文译本，客中无书，托李晓晖先生借到R。M。　Lumiansky　翻译的现代英语译本（CanterburyTalesOfGeoffreyChaucer，　Simon　and　Schuster，Inc，New　york　1948），即本文所据。）这里不妨撮述其大义：　　　　
　　　　亚瑟王时，有个精力过剩的骑士强奸了一名少女，坐法当诛。王后为他求情，王宥之，交由王后处置。王后对这年轻人说；“你已死到临头；但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告诉我女人最渴望的是什么，我就免你一死。时间以一年为限，你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吧。”　　　　
　　　　骑士无奈，只好遍访各种女人，问她们到底最渴什么。结果所到之处言人人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