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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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呼喇一声都围了过去。我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人丛中围着个大姑娘，当着众人的面，她脱下裤子就尿尿。大人小孩逗她，她也不害臊。我听人说，这是福贵刚娶下的媳妇，人材实在好，可惜就是个疯子。
小伙子，人也老实态
“没人要”。他娶这么
规定），也不知他们在公
我还想，福贵能娶上个
虽然“老了点”，但毕竟能
闺女嫁给他？
妈那村嫁过来。据说她到
说：“她那个妈才叫个狠心
一家不算，嫁上两家不算，
天好日子，她就要挑上人家
闹离婚。最后了，这闺女嫁到你妈那个村，她死活舍不下这一家。可她妈非要逼上她离，她就疯了。”
我住的地方离福贵家很近，每到泉子头上担水，差不多都能碰上福贵妈，她老是赶着一大群鸭子（我们村只有她一家养鸭子），见了我就说：“瞧把人家城里孩子可怜的，跟上咱们在这山沟沟里受罪。你看哪只鸭子好了，就逮上回家，拾掇着吃了吧，咱们又不敢吃这东西。”这个好心的老太婆，一心就想抱个胖孙子，自从有了儿媳妇，心里当然乐开了花。可是一到晚上，邻居都说，他们家总是一闹一黑夜。第二天上地时，你看吧，福贵的那个脸上，总是青一道紫一道，十分狼狈。村里人都笑着说：“嗨，夜黑来你听见没有？娘儿两个使劲都没办法。”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不知道这女人的结局到底怎么样。我只听人说，福贵的妈死了，福贵也死了（在我们那里，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故事讲到这儿，有人会问，在你说的那个“怕老婆”王国中，难道就没有几个例外吗？我说有的，不但有，恐怕还有相当数量。他们就是农村中的一批“大能人”；一种是在外面挣钱的工人（如卡车司机、煤矿工人），一种是县社两级的干部，还有一种是公办教师（县社干部的后备军）。他们不怕。再下来，是村里的拖拉机手、电工、石匠、木匠、民办教员，怕的程度也要低一些。当然后者往往是两头跨着，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同样是我们村，隔壁有个年轻木匠，在外面，要力气有力气，要本事有本事，可是搁家里，那是经常的挨打受骂。而另外一个老木匠呢，他竟敢拿凿子往他老婆的屁股上凿（这大概与年龄有关，因为后者还有“当年勇”）。
在我的故事里，男女双方的角色是被颠倒了过来。它不仅同过去的男性统治相比是鲜明对照，就是同现在的城里人相比也是鲜明对照（旧小说中的“阴阳颠倒”在这里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的更充分）。这使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让男人作女人和让女人作男人，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王子”和“贫儿”一样（见所作《王子与贫儿》），互相换着当，这也许确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但可怕的是，社会学的遗传机制，往往都是借“受虐”来遗传“施虐”（好比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当女人在这样的翻天覆地中扬眉吐气时，他们也正好中了男人的毒。因为这里女人的胜利仅仅是对“窝囊男人”的胜利，她们对“硬汉”、“强汉”的追求还是老一套（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样的追求是个“无底洞”）。而男人的失败呢，也不过是对女人死了心。他们的思想不但一点没提高，反而合奏保子，只把女人当成个‘生孩子机”（连“泄欲工具”都不如）。
所以我想，这样的“翻身”大概只是“翻烙饼”吧。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1）
——不是书评，只是闲谈
我想说个人，我的朋友马克梦（Keith McMahon），说说他的书和我的感想。
马克梦教授，现在是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主任。作为学者，他研究的是中国小说，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色情小说。美国教授忙，比我们上课多，时间少，只能利用寒暑假或季节假，还有七年一次的长假（sabbatical year，安息年），外出调查和写作。他们从博士而助教授而副教授而正教授，一路迁升，主要是看著作。但时间太少，著作不会太多，通常是一本书主义，或两本书主义。第一本书，往往是博士论文。他们是靠博士论文才找到教职，最初是当助教授。然后，修改论文，正式出版，通过书评，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有了这本书，或者再加上一本书，往往就可拿到终身职，当上副教授和正教授。路很漫长。
研究小说，是很辛苦的事。不记笔记等于白看。马克梦要找的书，不是一般的书，它们往往散落于世界各国（大部分在北京），很多都是深藏秘扃。汇集这类书，出丛刊本，只是近年才多起来，在这之前，要亲往调查。厚厚的小说，必须一本一本读，有的是善本，有的是缩微胶卷，二十多年，他已出了三本书，不容易：
（1）《17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诱惑和克制》，《通报》专刊，第15卷，E。 J。 布利尔，1988年（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Monographies du T’oung Pao； vol。 XV； E。 J。 Brill； 1988）。〔案：这篇157页的长文其实是本书〕
（2）《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Misers； Shrews； and Polygamists；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财神爷的陨落，19世纪中国的抽鸦片》，罗曼、利特菲尔德出版公司，2002年（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这三本书，每七年出一本，非常规律。一本17世纪，一本18世纪，一本19世纪，跨越明末清初、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由远及近，自成系列，两本谈色，一本说毒，都是研究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触及的话题。他是人去我取，和我一样，也是属于研究怪学问的人。
马克梦小我四岁，祖上是意大利人，上唇留小胡子，头发花白。他喜欢骑自行车，不但自己骑，还带着全家骑，不但在美国骑，还上法国骑（我们有个朋友在那里）。因为坚持骑车，可能还有遗传优势吧，他看上去，瘦削，精练，多余的肉，一点没有（图四八）。
我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是“文革”时期的半大小子（teenager）。美国的“文革”，是与越战、法国1968年事件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步。但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文革”是吸毒、性解放，我们这儿，闹革命，不回家，桌椅板凳拚一块儿，男男女女睡一屋，谁都不碰谁，碰了就是耍流氓，打死都说不定。马克梦的第一本书，序言说，色情小说是明代“准文化革命”（almost…cultural…revolution）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也许并无深意，但却引起我的联想。真的，我们谁又能说，在这场轰轰烈烈与世界同步的历史事件中，自己没有受过影响呢？不管是好还是坏。
让我再做一点同步比较吧。
我在山西插队那阵儿，他在读本科和硕士。
1970－1974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系读本科，学比较文学和法语。他说早在1972年，他就开始学汉语，想掌握一门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1974－1976年，他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跟宇文索安（Stephen Owen）学中国文学，读硕士。他说，收获最大是上现代哲学课和文学批评课，特别是读德里达和拉康。法国人的这类学问在美国很时髦，但影响最大，不在哲学系，而在比较文学系和文学批评界。当时，他对中文，热情不太高，真正迷上中文，反而是在离校后。1976－1977年，他去台湾，斯坦福大学在台湾大学有个汉语训练班，参加这个班，他才中文大进。
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和在该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读硕士，他在读博士。
1977－1984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浦安迪（Andrew Plaks）和高友功治中国小说和比较文学。当时，浦氏是研究《红楼梦》和“四大奇书”的名家。“四大奇书”是小说研究的主流，中国、美国一个样。然而，马克梦热衷的却是色情小说。他觉得，除“四大奇书”，高大全，其他的东西不研究，太可惜；中国的色情小说数量庞大，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应该有人研究。这人是谁呢？当然是马克梦了。他有学术训练，有能力，有干劲，这还不够，重要的是，他有兴趣，有问题，有想象力和内心冲动，特别是“了解之同情”。因为我所认识的西方学者，最缺的就是这种同情。
另外，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他还留过三年学。1979－1981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听王水照、应必诚和章培恒等人的课。这段时间，对他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和西方重新来往的开始，也是中国重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始，百废待兴，有点开创之局的味道。很多中国的优秀学者是成长于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海外汉学家也是成长于这一时期。他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
我们是因为共同的兴趣才走到一块儿来的。我说过，我也想在小说上玩一把。
马克梦常来中国，几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绥铭，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来得太多，潜移默化，显得特别中国。语言，虽然胡同里的话还不过关，但普通话绝对标准，根本听不出口音；心态也非常平和，丝毫没有洋脾气。还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欢美国的老城市和旧建筑，包括其中的贫民区。中国也一样。复旦读书时，同屋的中国同学，一件衬衫老不换，让他自惭形秽，他也决心不换。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不像外国人，也不像大学者，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
美国人不爱闲逛和聊天，但他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整日聊天，说累了，就各干各的。饿了，随便弄点什么，将就着吃。困了，找个沙发猫一下。再不然，就在阳台上看景。街上有什么好看？只有汽车穿梭，呼呼驶过，但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货车从楼下过，工人在煤堆上打牌，或干脆作大字形，仰面朝天，睡在车箱里，我是司空见惯，但他会惊呼，说美国看不到，也根本不允许。
有一次，我和他到王府井，顺道去看住在筒子河边的唐复年（唐兰先生的儿子），什么事忘记了。那个时期，电话还没普及，上人家都是直扑其门。天热，开门的唐先生只穿一条裤衩，他见我旁边立个外国人，十分尴尬，赶紧掩门。我说，没事没事，都是熟人，你千万别拿他当外国人。
我还记得，从唐复年家出来，我们坐在夕阳西下的筒子河边，台阶下面，波光粼粼。他说，他特别喜欢刚才的访问，“紫禁城的黄昏”，真美，可惜没带照相机。
上面是知人论世，现在言归正传。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2）
我想就马克梦的第二本书说两句话。这本书和他的第一本书一样，也是讨论广义的“男女之事”。我国的“男女”有双重含义，不光指男女交接之术的“性”（sexuality），也指性别研究的“性”（gender），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male…female relations）。“性”是日本人造的怪词，不能曲尽其妙，还易滋生误解。此书是研究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题目很清楚。《老子想尔注》说“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现在的流氓也说“cào一cào，十年少”，这类兴趣，我们都有，但窄了点，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他跟我说，他为什么研究这类问题，主要还是生活中的困惑。我也一样。人类只有两大类（当然，严格讲还不止两类），这一半了解那一半，简直就是哲学问题，一辈子都琢磨不透。特别是，这类问题，还有他在第三本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序言里，他说，他很遗憾，他妈妈没看到这本书就去世了。前年在香港教书，他特意来会我，我说，我妈妈刚去世，“梦里依稀慈母泪”，勾起他对母亲的回忆。他说，他收拾母亲留下的遗物，难禁伤心；他是在单亲家庭中由妈妈带大，母亲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
波黑战争那阵儿，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还有他太太带来的女儿。他的第三本书，序言最后是感谢他女儿，感谢他太太，书就是献给他太太。也许是通过他妈妈，他妻子和他女儿，他说他对妇女有了更多的同情，发动战争到处杀人的都是男人。没错。
我们都是举一反亿。
和马克梦的第一本书相比，这本书为“男女之事”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虽然他是通过文学来透视社会，他所透视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部分。
他的第一本书是写于80年代。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又一次启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对比色。当时，国内讨论这类问题的人，主要关心的是所谓“性解放”。他们都以为，传统就是性压抑，现代就是性解放，或中国就是性压抑，外国就是性解放，就像民主和专制，富裕和贫穷，古今中外之间横着一道线，天差地别。
在高罗佩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他说，中国本来是个性文化特别发达也特别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朝，为什么清朝突然又缩回去了呢？我想，我们翻译的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当时会引起轰动，原因就在，当时的阅读环境基本上是笼罩在一种“性压抑”的气氛之中。读者需要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只要鼓励开放，他们就热烈欢迎。
然而事实上，人类在性问题上的禁与弛，一直是互为补充，从来没有绝对的禁，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弛，两者的关系是，这里禁一下，那里弛一下，此时紧一下，彼时松一下。如我们一向以为十分开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性问题上就充满禁忌，宗教束缚很大，中国人体会不到，比如信仰不同，没法结婚，堕胎问题，他们可以闹到开枪杀人。同样，咱们中国，过去是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与纳妾逛窑子并行不悖。如今，也是五讲四美、打非扫黄与卖淫嫖娼互为消长。“三陪”、“二奶”，全都转回来了，还压什么抑？怎么形容呢，这就像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彼此分不开。江晓原教授说，“考虑到‘性压抑’理论的明显困难，我尝试用一个定名为‘性张力’的新概念来取而代之”（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说的“性张力”（sexual tension），是个洋词，听上去有点费解，其实也就是俗话说的“绷着劲儿”的那个“劲儿”。“绷不住了”，当然也就“性解放”。
马克梦的《诱惑和克制》也是讨论“性张力”。但角度有点不同。明晚期，中国的色情小说特别发达，皮肉烂淫，描写非常露骨，各种细节，充满诱惑。但其叙事方式，却是以克制为一头一尾，即推始于戒淫，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