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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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祐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苟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 B。 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纸上谈兵（3）
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九九二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象，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 Paul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竟成了“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刑。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以柔克刚，名符其实的“阴”谋）。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这事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 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一九九二年六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侠与武士遗风（1）
说 明
一九九二年，人民文学出版杜出版了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力作《千古文人侠客梦》。观作者代序，可见他以文人”自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好托“梦”于“侠客”的伤感与自嘲。这对了解作者后来提倡的“人文关怀”大概很有帮助。作者以书相赠，并耐心解答我所关心的问题，使我这个热心读者学到不少东西。但有负作者的是，我这篇读后感，正像他讲一般武侠小说读者的话，大概也是属于“各取所需”、“不无好处”的“误读”吧？
“梦”在中国可不是好词，可平原对“侠梦”却独有深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照样“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
平原有平原的伤感，我不好谬托知己，陪他慷慨。但“侠”与“兵法”有关。从“兵法”读《侠梦》，我觉得还挺有收获。
如果我没说错，平原对“侠”本身的关心似远不如它的“梦’。他对“侠”的历史存在只是在第一章中略略提及，一旦把背景摘开，进入正题，七八章下来，全是“梦”的天地也许是隔行如山又太实用主义，不知怎么，我对此书的精彩之处和重头戏（游侠文学的“三大期”和其叙述语法的“四句话”）老是眼花缭乱，注意力反而在它的一头一尾。平原的兴趣是作为文学现象的“侠梦”，而我关心的却是这“侠梦”的历史依托。
记得十年前，有位“其志不在小”的老兄曾说：“历史有屁用，考来考去，还不是说人也长着个猴尾巴骨”。我知道“猴尾巴骨”对富国强兵肯定没用，但既然干了这行，咱们也犯不着自轻自贱。我倒宁肯相信，古人思考的大问题很多今天也还困扰着我们。
最近几年，与平原精研武侠小说的同时，我也正在埋头兵法。前一阵写篇文章，我自以为得意的是，对“兵法”作为“枢轴现象”（即雅斯贝斯描述的“文明一大坎”）好像深有体会。但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一旦旧的军事传统被老滑头式的“兵法”取而代之，它是不是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呢？
读了平原的书，我才发现，根本不是。它至少还留了条“猴尾巴骨”，这就是作为武士遗风的“侠魂”。研究古代武士传统与“侠”的关系，这不仅对弄清武侠小说的背景很重要，而且对探讨 “兵法”的来龙去脉也很重要。
“侠”在成为文学现象之前，曾先还是一种历史现象或文化现 象。读平原的书，我老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侠”到底是怎样一类人？
讨论“侠”的起源，现在材料太少，只有《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游侠列传》等少数几条，平原已经一网打尽。太史公说“古布衣之侠，廉得而闻焉”，可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