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2-花间一壶酒！-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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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侠”的起源，现在材料太少，只有《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游侠列传》等少数几条，平原已经一网打尽。太史公说“古布衣之侠，廉得而闻焉”，可以考见的只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一类养士的阔人，再往上追溯，恐怕就连此等“阔侠”也找不到。可见“侠”也是一种“枢轴现象”。汉代的“侠”眉目略微清楚。太史公对当时的“侠”有严格界定，只限修行砥名、德义可称的“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反对把他偿与那些狼狈为奸、仗势欺人的“暴豪之徒”混为一谈。但可惜那时的群众眼睛好像并不雪亮，楞是常常把“义士”当“流氓”来取笑，惹得他老先生叹惋不已。
对于“侠”，干原看重的似乎只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轻生死，蔑视王法，救人厄难。至于武功．他认为那只是行侠的手段，即使没有，也并不妨碍其为“侠”。例如在他看来，《游侠列传》全无一字讲“侠”的武功，道理就在这里。他还推论“侠”的功夫见长是唐代小说家的创造，早些时候未必擅长技击。但这样一来，韩非说的“侠以武犯禁”，那其中的“武”字时就成了问题。平原说这个“武”字大概只是“‘动不动就想打架’或者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谓也。我想，早期的“侠”功夫如何，确实已难查考。不过，如果“侠”只是想打架而不动手，或爱救人而不拔刀，那游侠精神将何以体现？你只要一动手或一拔刀，高了不说，对付一般流氓的水平总得有一点儿。
我理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二者同属“游士”的大范畴，背景都是原有贵族传统的大崩溃。旧的贵族传统是由武士教育所培养。那时的“士”都是允文允武，在庙堂之上是谦谦君子，而在战阵之间则是赳赳武夫。官学破敝，儒、侠并出，各代表了旧传统的一面，“侠”和“武”还是分不开的。虽然《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剧孟、郭解都很有“君子之风”，但这都是在他们成了“知与不知，皆慕其声”的老牌大侠之后。在这之前呢，情况却是两样。比如你就拿郭解来说吧，年轻时，他心毒手狠，不但杀人如麻，还造假币，挖古坟，什么都干。等年纪大点，开始学好，“折节为检，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但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卒发睚毗如故”。特别是他手下那些“客”，别说等他放话或丢眼色，哪怕就是听说有谁敢跟他叫板犯横，马上就让你伏尸街头，干完了都不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不是“武”又是什么？
太史公的书可不是什么人都入得。资历太嫩的“小玩闹”不用说，就是拔份有脸的一般“火爷”也不够格。入传那都得够得上“教父”一级。
“教父”当然可以“动口不动手”，但“以武犯禁”毕竟是他们这一行的绝活。
“武”肯定是暴力手段，但不一定限于高超的武功。①（私下同平原讨论，他认为侠与刺客、绿林、会党均有区别。刺客是官府收买的工具，虽有武功而人品低下；绿林是啸聚山林的农民武装，活动中心不在城市；会党有严密组织，很少单挑独战。但我觉得，侠既然养士，则并非全无组织；若再养死士复仇，也包含刺客；还有同官府作对，也和绿林有相近之处。）
“侠”与“武”有不解之缘，这一点还同“剑”有关。平原归纳的叙事语法，第一条叫“仗剑行侠”。“剑”是行侠工具，正是“武”的象征。
平原考“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侠客为什么不扛大刀如关羽，或持双斧如李逵，而偏偏要背一口轻飘飘的宝剑呢？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侠与武士遗风（2）
对这个问题、平原推测，大刀、板斧虽比宝剑更利于实战， 但“扛大刀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不像“‘负剑’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除去易于佩带，似主要着眼于其美学效果。
剑在武侠小说中被写得神乎其神，当然有作家的渲染和创造，但其中仍有史影可寻。
中国的冷兵器，戈、矛、剑、戟、弓矢都起源甚早。戈、矛、戟是车右所执，弓矢是射手所执，都是车成中的主要兵器。这些是长兵。剑是短兵，只能用于近战格斗和平素贴身自卫，不是主要的实战兵器。但古代兵器除用于作战，还有随身佩带，用来标志身份的意义。如西周时代的官爵册命，所赐舆服常见甲胄弓矢，而后世舆服制度也有刀剑。中国古代的剑，早期出土都是匕首式短剑，长度只有十多厘米到二十厘米左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长一点的剑，长度也只有五十厘米左右。发展到八十、九十厘米到一米左右，那是秦汉时期。长剑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佩剑的风气亦始于此，故这一时期的出士兵器是以剑铸造最精，装饰也最考究。宝剑对于男人就像钗簪之于女人，也是一种贵重的“首饰”。战国时期，由于野人当兵，旧的武士制度衰微，带剑之风也下替。例如《史记》载秦简公六年“初令吏（下层官员）带剑”（《六国年表》），次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就是反映这一点。等到韩信“好带刀剑”那阵子，佩剑就滥了。
佩刀剑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武士的象征。西方人说亚洲缺macho（男子汉），只有日本和马来半岛还有点味道，他们就是好带刀剑。我国只有某些少数民族还带刀剑。这些都是武士之风的孑遗。美国西部牛仔改玩手枪，那绝不是正宗。
对武侠之负剑，我想恐怕还得从这条线索去理解。
“侠”和“兵法”都与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有关，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可大不相同。“兵法”讲究的是力量对比、机遇捕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全靠“可行性研究”，根本无道德可言。而“侠”可不一样，他讲究的是单挑独战，快意恩仇，甭说事关武士荣誉，就为一句话、一口气也能跟你玩命。
照理说，“兵法”既然是后世军事传统的主流，它与早期的武士传统关系应当更密切，但不然。我仔细研究兵法才知道，它是从古代军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和古代战法是完全相反，放在早先，都是君子不耻。而“侠”，从表面上看，虽不属官方整军经武的范围之内，反而常常是严打狠肃的对象，但太史公和平原欣赏的那种重然诺、轻生死，复仇决斗的精神，却正是古代武士传统的嫡嗣正宗。
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史影绰绰仍见于许多断简残篇。如子元振万（跳武舞）挑逗文夫人，颇类欧洲骑士；子路结缨而死，也很像日本武士。特别是被毛泽东讥为“蠢猪”的宋襄公，更分明是中国的堂吉河德。他自称“亡国之后”（宋为殷后），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硬不肯乘敌“半渡”、“未陈”而击之，结果身死兵败为天下笑。据（非子·难一》，“兵不厌诈”正是针对这种过时的战法而提出。宋襄公可笑不可笑？以今天看当然可笑。但你别以为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抽疯。他那些战法都明见于《司马法》；本来正是君子必需遵守的竞赛规则，很符合fairplay。
在世界各地，武士传统的转型都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的衰落都非常晚，如塞万提斯写《堂吉河德》是在十七世纪初，日本武士大批沦为浪人也在这前后。他们的武士传统至今还很深入人心，一直影响到西方人“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和日本人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
同鬼子打交道，我的突出印象是他们太傻。古人不是说“物老成精”吗？那真是一点儿不差。中国文明太悠久，结果弄得哪儿哪儿都是“人精”。中国的武士传统变“堂吉诃德”那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事，难怪近代的志士仁人要仰天长叹：中国太缺乏“尚武任侠”的精神了。
平原爱小说中的“侠”，我也同样。小时候，我最气不愤的就是，项羽力拔山、气盖世，怎么楞是让一论人品没人品，要武功没武功，满肚子花活，下流到“分我一杯羹”的沛县流氓给灭了。读到他垓下被围，乌江自刎，心里就堵得慌。后来大了，我才明白，人是两面派，实用的时候实用，理想的时候理想。干坏事，他玩得全是毒计损招，可听故事却乖得像小孩，又是替英雄下泪。又是替古人担心，没人会把权术兵法当文学欣赏，就连有勇无谋的戆汉，也比大奸似忠的“油条”更受读者青睐。
平原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艺，不必人为拔高，但既然人问总有不平，“侠”所寄寓的人类期盼和自由精神就永远是深刻主题。这种化俗为雅的理解对我也启示良多。
通俗文艺“俗”，“俗”到头大概要算“诲淫诲盗”。清初反精神污染，这两条都在查禁之列。我们汉人不像话，搞这些走火入魔，在当时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搁到现在也不逊色）。这类书有煽情催欲的副作用，但不管你怎么深恶痛绝，它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可以说是弱点）。
“俗”而至于“庸”，不是打就是闹，不是搂就是抱，必然堕入程式化，让人起腻。因为你要看真正的武打即散手，那都是三八两下，立决胜负；床上戏也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云散雨收。小说家要想拖住读者，就得因情设景，添油加醋，拉长篇幅；甚至借佛理以宣淫，寓造反于招安，故做波折。这些手法拙不拙劣？拙劣。可它里面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
人类的“永恒主题”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基本冲动，酒、色、财、气一样不能少。特别是“色”和“气”，更是主菜。它们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两大主题。你可以说“烂醉如泥”是“俗”，“玉山倾倒”是“雅”；“皮肉烂淫”是“俗”，“儿女情长”是“雅”；“赌徒心理”是“俗”，“企业精神”是“雅”；“好勇斗狠”是“俗”，“见义勇为”是“雅”。但专家不也承认《红楼梦》和《金瓶梅》有密切联系吗？现在国外害怕小孩学坏，有给影片定级一法。脱，脱到什么程度；吓，吓到什么水平，从 G到 PG到 R到兄 中间有一系列过渡。我想，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从主题到手法，仔细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变形”。
古人说“任侠使气”，如果假装内行，妄谈“类型”，我就把它归入“气”这一类。人们说爱情是“永恒主题”，体育是“人类精神”，其实推而广之，不平就想出气（哪怕是摔盆打碗），又何尝不那么“永恒”呢？特别是中国人有“造反”癖，隔上一二百年就要“出上口鸟气”。王侯将相，他不信有种；神佛仙怪，他也太少虔诚。靠得全是一股浑不论的精神。
“复仇决斗”曾是原始的公平原则，说古老那可是真古老。可是现在美国也还照样在演《超人》、《蝙蝠侠》，声光化电之下，主题还是老一套。
最后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后世还有“侠”吗？
平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游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虽颇掺入作家的想象，但往往还是可以折射出其创作时代的真实存在。
为游侠文学的“三大期”找原型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不过我总怀疑游侠小说中的“侠”与生活中的“侠’”怕有相当距离。尽管太史公早已为我们区别了真侠与“暴豪”，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也是正、邪不能两立，但我揣想，普通人拿眼能瞅见的多数还是黄金荣、杜月笙或黑手党之流，武德高尚的技击家不是太少，就是远在天边，急了够不着，还得花钱请流氓照应。文学家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正如没有清官盼清官，越不爱国讲爱国，也是属于没啥想啥。想多了就有人提倡也有人效仿，而矫情的提倡或效仿，流弊是“假”。
我曾问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儒林外史》中的“假侠’是不是也值得研究？
一九九二年七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读《剑桥战争史》（1）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