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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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低能”。以此，子女因自己与父母不同，便觉得自己低能而感到罪恶，于是他们便努力把自己变成父母要他们做的“那种人”。但是他们越像父母，便越不像自己，而即使他们成功的话，他们也不过是他们父母不完整的“复制品”而已。由于他们觉得必须像父母，因此要是他们不像父母的话，他们便觉得良心有罪。当子女想摆脱这些重担，变成他们自己时，他的“罪行”便告成立，于是“罪名”便把他们压下来。以此，子女尚未达到自己自由的目标前，便中途倒下来。子女所承受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应付父母，应付父母的失望、责骂和哀求，甚至还必须应付整个文化，因为文化要他们爱他们的父母。（《人类之路》，148页）
⑨中国传统对特立独行之士，在价值上是予以肯定的，也能受到知识分子的尊重，所以从《后汉书》开始，就有《独行传》。这里是就一般的社会生活而言。
⑩这是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麦金伦（D。W。Mackinnon）的看法。他把人的性格分成三种类型，除顺应型外，还有冲突型和创造型。冲突型的特征，介乎另外两型之间，有些特征像顺应型，也有些特征像创造型。此型的人情绪较不稳定，焦虑较多，心理困扰亦较其他两型的人为重，因为他的“意志”（Will）与“反意志”（Counter_Will）不能统一。创造型的特征是自信自主，自我接受，有雄心壮志，有控制别人的欲望，不愿与世俗同流，他已大抵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他不重视他所给别人的印象如何，或别人对他的要求如何，他比其他两型的人较能自己建立自己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这些标准。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
权威性格的存在，大概与人类社会的起源同样悠久。盖任何社会的维系，端赖其具有一套社会控制的方术，有效执行方术的人，自然就养成一种权威性格。
权威性格的存在，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对这方面的问题，从事科学性的研究，则属晚近的事。1933年德国纳粹党夺取政权以后，厉行高压恐怖政策，使其统治下的人民，饱受当时盛行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毒害。这种法西斯式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事件，震惊了世界。事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了了解此一事件的缘由，特别组织了一个“科学研究部”，专门从事并鼓励对有关种族偏见与法西斯意识的研究，心理学家阿都鲁（Adorno。T。W。）等人合作的名著《权威人格》（The Authoriterian Personality），就是这一研究计划的产品。①自《权威人格》于1950年出版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②在台湾近年来，也有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③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权威性格的问题，是由于如下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的国民性，有显著的权威性格倾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所以遭到许多困难，或多或少与这种性格有关。如果我们能够对这种性格多加了解，并能进一步促其转变或减弱，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
第二部分权威的概念意义
一个现代性倾向较强的人，一听到“权威”，往往会生出憎恶的情绪。权威在这类人的心目中，简直是罪恶的化身。如此对权威的认知，以及如此的情绪反应，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我们有把权威的概念先弄清楚的必要。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E。Fromm），曾把权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权威，一种是非理性权威。兹分述如下：
1。理性权威。依弗洛姆的解说，理性权威和真正的理想一样，代表个人生长与发展的目标。在原则上，它绝不会与个人及个人的真正目的发生冲突。理性权威的特色是：
（一）理性权威是靠一个人的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被托以重任，他能把任务做得圆满成功，就自然获得他人的敬重，而树立起一种权威。
（二）它不需要假借某种神奇的特质，或任何非理性的威势来恐吓别人，借以获取别人的赞美。
（三）理性权威的表现，它对人是一种给予，不是一种剥削。
（四）理性权威不仅允许而且主动要求其属下经常提出质疑与批评。
（五）这种权威是时间性的，权威是否得到他人的认许，要靠它自身的成绩而定。
（六）它是建基在权威与属下相互信托的平等关系上，他们只因个人知识及技能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而已。
2。非理性权威。依弗洛姆的解说，非理性权威的特色是：
（一）非理性权威，在根本上就已经超越过一般人，它的力量永远在一般人之上，这种力量或是体力的，或是智力上的，它的力量或是真有其事，或许只是相对利用屈从它的人心理上的不安及无力而加以控制而已。
（二）一方面具有权力，另一方面因慑服对方的权力而感到恐惧，这两方面的结合，遂构成非理性权威的两个拱壁。
（三）非理性权威建构在天生的不平等上，它认为人在天赋的价值上就有不同。④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项权威的制度化的著名研究中，把权威分成三种基本的类型：
1。理性——合法的权威。这种权威是由任职者在一般法律制度之下发号施令，所以它的合法性并非倚靠个人的威望，而是来自法律的权威。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形态的特色——官吏制度，就是这种权威最具体的表现。
2。传统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由在职者依据法律发号施令，而是完全依据个人传统上的身分而来。虽然这种权威要受制于传统的秩序，但个人权威却往往在传统秩序之外，凭借个人的威望和地位行使其影响力。现代化前期的世界，尤其是东方社会，就是传统权威的时代。
3。神圣英雄人物的权威。依韦伯的说法，凡是救世主型的领袖——政治领袖、宗教先知、军事英雄，皆可列为神圣英雄人物，这类人物凭借个人的权威主张，有统御他人的合法权力。所以此种权威，既不是基于法律权威，也不是来自传统的合法化的身分地位，而毋宁是，在某些方面与其中之一或两者公开冲突的。这类权威所领导的救世主式的替天行道的社会运动，往往发生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⑤。
韦伯所说的“理性——合法的权威”，与弗洛姆所说的“理性权威”相似；韦伯所说的“神圣英雄人物的权威”，与弗洛姆的“非理性权威”相似。这类分法，都只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而设计出来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因为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没有一个理性权威能在每件事和每一时刻，他的表现都能符合理性标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代表一种理性的权威，可是他对政治的见解，以及对宗教问题的发言，或是在扮演其他角色时，就未必能代表理性的权威了。同样地，也没有一个非理性权威，在他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是非理性的。斯大林当政时，他总能算是非理性权威的一个杰出代表了吧，可是他在私生活里，却孝顺他的妈妈，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流氓。⑥因此，权威的“好”和“坏”，要落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上去衡断，它并不是固定在那里的。基于这一点了解，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到中国人的权威性格，这种性格的本身，无所谓好或坏。但如果落在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追求的民主这件事上，因权威性格对民主的实施不利，才发现到它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相对着孩子来说，所有的父母都多少是属于权威性格的，否则的话，孩子们的心理无所依赖根本不能成长，所以适度的权威，有时候是必要的。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1）
在国人自己从事的一项集体研讨中，大抵已可以指证，权威性格是中国人的各色性格当中最基本的一种⑦，其他的性格，如依赖、顺从、缺乏自发精神、消极退缩、多疑、羞怯、乐天知命、保守、怕失面子、缺乏个性等，不仅与权威性格相关，简直就是权威性格的不同表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代表中国人的这种基本性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一、从对儿童行为的训练来看
《论语》大概是传统教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教育的内容，虽不是以儿童为对象，但后世儿童行为的训练，莫不以《论语》为准的。《论语》内容复杂，其中与儿童行为训练最直接相关的，是孔子言孝。孔子谈孝，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是属于道德的规范，实现此一规范的方式，则强调“无违”。孔子对无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⑧说明为子者，对父母所尽的孝道，不但行之于生前，且贯彻到死后，这使得儒家“孝”的这一规范，既具有伦理的意义，又富有宗教的意义。孔子对孝道的其他解释，如《色难》⑨，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⑩，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以及“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都是在强调无违对行孝的重要。在《论语》里，与“孝”相配的观念是“弟”，所谓“入则孝，出则弟”，“入”、“出”是孝、弟实践的范围。孝是对亲，是家庭以内的事；弟是对长，则行之广大的社会。小孩子凡是遇到比自己年长的，都是长辈，是长辈你就得尊敬，知识、品德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这叫做“长幼有序”，违序就是犯上，犯上是儿童最不可宽恕的行为。
《孟子》一书在古代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论语》。孝在孔子，仅是父子一伦中的规范，到孟子，他把这一规范的价值予以扩大，扩大到似乎成为惟一最高的价值标准，如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因此，每当其他价值一旦与孝道发生冲突，都必然要遭到压抑或牺牲。孟子不但把孝的价值扩大，且把孔子“无违”一义推向极端。孟子说：“父母之不爱我，于我何哉！”父母纵然不爱我，但为人子者，并不能因此而稍减孝心。他把对父母的孝，视为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又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在这里，“为人”和“为子”是同一的，孝子成了人生惟一有意义的角色。此外，“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暗示顺从父母的价值，可以高过“富有天下”。孔子本来只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可能是与“三年之丧”相配而说的，只要在守孝期中，无改父之道，也就可以算是孝子。孟子却更进一步主张：“大孝终身慕父母。”这样使为人子者，除了遵循“父之道”以外，似乎很少再有发展的余地。
除孔、孟之外，在宋以后教育思想上，最具权威的人物是朱熹。他为了推广孔、孟的教育思想，并使它成为士大夫之家训教儿童的张本，特别写了《童蒙须知》一文。该文共五节，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莫不有详细的规定。他教导儿童，对“父兄长上”讲话，要“常低声下气”，语气要缓慢。遇到他们“有所教督”的时候，就应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遇到长上有所责难，或是他们犯了过错，做晚辈的“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他也教导儿童，走路要端正，不可疾走跳蹦，可是一旦“父母长上”“有所召唤”，为了表示恭顺，则可以例外，“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此外，儿童外出或回家，都必须向长上作揖，就是短时间的，也不可例外。和长辈们在一起吃饭，“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日常和长辈们在一起，必须站在长辈的旁边，而且要“正立拱手”，长者有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就《童蒙须知》的内容看，朱熹真可以说是把孔、孟“无违”、”敬长”的垂训，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朱熹所设想的，只是一个理想，即使在士大夫的家庭，实际上对儿童行为的训练，与此理想必仍有一段距离，可是历代的家庭，把圣贤明训，立为儿童教育的标的，则属事实。何况有些圣贤明训，后来曾得到历朝法律力量的支持，订进法律的条文中（详情见下文），就能具有实际的效力了。圣贤们的孝弟思想，再加上法律力量的支持，主要是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把传统的中国人，教导成服从包括父母长上暨其他一切权威的子民。
二、从孝道的制度化来看
中国到秦、汉之际，由于专制政体的出现，为了维护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忠臣”必然被定为最高的价值，这就难免与孔、孟以来逐渐提升到取代一切价值的孝道发生了冲突，惟一能解决这冲突的办法，就是使忠、孝混同。《吕氏春秋》、《礼记》（包括《大学》、《中庸》）、《大戴礼记》等典籍，许多谈到忠、孝的地方，就正反映出以忠、孝混同的方式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过程。
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虽已将本属道德范围的孝、弟，扩充到政治领域，但从舜为天子，其父瞽瞍杀人这一事件解决的方式来看，他是宁可牺牲君位以保障父权，孝道仍是最高的价值。到了《礼记》的时代，儒家已面临君、父双重权威并存，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局。为了克服此一困难，只有朝二者混同的方向发展，所以《大学》里就已出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观念。此外《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祭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大戴记·曾子主孝》：“孝子善事君。”“事君不忠非孝也。”《吕氏春秋·孝行览》：“人臣孝，则事君忠。”《孝经》中忠、孝混同的思想，实代表这一思想潮流的集大成，其中有许多观念，在前引诸书都可以找到。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2）
由于汉代的君臣，了解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道理，所以提倡家族主义下的孝道，即无异提倡专制主义下的臣道。孝道不但可以维持家族内的和平，同样也可以巩固社会和政治。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孝道，并为孝子安排特殊的出路。嗣后历代帝王莫不以奖励孝道为政治第一要务。
为了推行孝道的方便，也为了强化忠、孝混合的效果，汉代又提出“三纲”之说，作为伦理教化的纲常。一般都误以为三纲之说始于汉章帝时代的《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这观念在东汉以前早就有了，如《吕氏春秋·恃君览》：“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这里已提出二纲。《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不就是三纲之说吗？不过有人怀疑《忠孝篇》不是韩非的作品，所以时间性很难确定。但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是他才正式提出三纲。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