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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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涞郯征戆偌摇⒍雷鹑迨醯亩偈妫撬耪教岢鋈佟Ｋ担骸疤煳猜吨匚级衷刂谎粑蚨跷径淮何付奈佣Ｍ醯乐伲汕笥谔煲病！倍偈娌坏菟囊跹粽苎В岢隽巳俚墓勰睿椅俳⒘诵味系母荩簿褪撬担偈翘炀匾宓摹！栋谆⑼ㄒ濉肥钦碌凼比宄季γ窃诠小鞍谆⒐邸被嵋槲寰焱募锹迹云渲械娜偎担抟焓前讯拥摹八窖浴被肮邸薄Ｈ死嘌Ъ伊侄伲↙inton。R。），把文化区分为“理想文化”和“实在文化”等。照这个分法，我们可以说，在三纲说成立以前，忠、孝还只是文化的“理想范型”，三纲说化为公论以后，忠、孝已由“理想范型”逐渐进入到“实在范型”，对广大的臣民就能产生实际的规范作用，而成为伦理教化的大本。从这时期开始，精心塑造权威性格的文化工程，可算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三纲的建立，仍只是孝道走向制度化过程的一部分，要等到把孝道纳入法律的范围，制度化的工作才算竟了全功。
从孔、孟到秦、汉，演变出来的孝道第一主义思想，以及忠、孝之间可能引起的冲突等问题，在中国历代的法律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历代法律为了维护儒家的亲亲原则，对一般民众之间的犯罪行为，还能保存“同一犯罪、同一处罚”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对家族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就完全行不通。家族亲属之间的刑罚，是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和亲疏关系决定的，尊长加之于卑幼，愈近亲罚愈轻；反之，卑幼加之于尊长，愈近亲则罚愈重。譬如依唐律规定，在普通人之间只一年的罪行，子孙加之于父祖就要斩首，相反地，如父祖加之于子孙，就可以不论罪。不仅对亲生父母，同样的罪行，如果从子加之于伯叔父母，也要处绞的重刑，伯叔父母加之于从子，照样可以不罚。兄弟姐妹已属同辈，可是因法律受制于尊卑长幼的伦教，刑罚依然不得平等。普通人被判一年的罪，如果弟加于兄，妹加于姐，就要罚流三千里，而兄加于弟，姐加于妹，则不论罪。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3）
普通人之间的恶言詈骂如何处罚，唐律没有规定，明律骂人之罪罚“笞一十”。但唐律已载“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打父母则处斩。斩比绞罪重，斩不待秋冬随时执行，没有特赦的机会，绞刑一定要等到秋冬才执行，尚有一线的生机。殴打父母，法律明文规定处斩，但也有因皇帝的意思，加重处罚的例子。清同治四年，湖北地方某士大夫与妻共同鞭打其母，同治下令把这对夫妇处剥皮之刑，并将骨骸烧化为灰，飞散空中，不使污秽遗于天壤。这件案子还罪及无辜多人，夫之尊长、妻之双亲减绞刑一等，邻里以不告坐流罪，地方官以教化不力，免职。
五代、北宋时，中国已有“凌迟”的极刑，元代以下就以凌迟之刑处分杀祖父母、父母者。明律：“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注：“已行者，不问伤人未伤人，不问首从，皆斩；已杀讫者，皆凌迟处死。”孔子解释“无违”，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唐律根据圣人的教言，规定祖父母及父母在，子孙不可“别籍异财”，不可“供养有阙”，否则就是不孝。父母去世，丧制未终，不穿孝服的、忘哀作乐的，一律处刑三年；在路上碰到奏乐，伫足而听的或是参加喜宴的，都要杖一百。
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则故事影响后世很大。它造成中国人亲属间之罪恶互相隐蔽的普遍现象，历代立法者，为了维护亲亲主义的权威，宁可牺牲法律求公平的精神，而明文加以认可。汉律就已规定：“亲亲得相首匿。”宣帝时曾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更把应用亲属的范围扩大：“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皆勿论。”法律容隐亲属罪行，不守此法者，反而要被处以重刑，如西汉刘爽告其父衡山王谋叛，结果以不孝罪名弃市；梁武帝时，有子证其母诱拐罪的，也被流谪交州。唐律可能发觉这种极端容隐亲属罪行的现象，不利于巩固皇家权力的要求，所以在上引的法律条文下，增加“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是说亲人间如有造反的，依法就不应隐蔽。说明在专制政治下，君权可以高过父权，忠、孝之间万一发生冲突，只好舍孝而全忠。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里，因悉心维系亲亲主义而产生的问题还很多，如“复仇”问题，如“割股”问题，在此不必细叙，读者也可以想像到，只要是在孝道的名义下，种种罪行不是被公认，便是被默许。孝道从圣训经由制度化，早已成“天经地义”，就是连幻想或神话的故事里，也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代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但他本领再大，怎么也翻不出代表父权的如来佛、玉皇的手掌心。又如《薛仁贵征东》，后半部描写父母及儿子的三角关系，与西方“伊底帕斯”的故事很类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伊底帕斯》里是儿子杀死了父亲，在《薛仁贵征东》里却是父亲杀死了儿子。这情形或许可以了解，制度化孝道的权威，不仅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层，甚至深入到潜意识层。总之，生活在中国传统里，一个人能顺从，不仅足以自保、自利，且代表最高的美德。因此权威性格的反应，早经陶养成自动化的习惯，至今我们的大学生权威性格的得分，仍高过其他国家，可谓其来有自。经两千多年精炼而成的国民性，不是短短几十年的时光就能完全改变的。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特征（1）
为了能促使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做有效的转变，有对这种性格的特征加以了解的必要。
1。严守习俗。习俗常常拒变，每一个传统性的社会都是如此。近代由于科技发达，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习俗也随着变迁的社会情况而变迁，大抵与经济功能有关的习俗，如生产技术方面的改变的速度较快，与信仰或生活规范有关的习俗，改变的速度就比较慢。习俗中速度改变最快的部分，如妇女的服饰，社会学家有称之为时尚（Fashion）的。一种习俗如经过宗教、道德或政治权威的认可与支持，它就会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而转升为“民德”。习俗一旦转化为“民德”，就产生强迫个人遵守的力量。中国传统中数不清的习俗，大都是经由这样的转化而成为“天经地义”的。像不许妇女改嫁，本只是男子中心社会的一项习俗，可是一经理学家的评定，“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被社会视为维持善良风俗的金科玉律。如果照人类学家潘乃德（R。Benedict）的说法，文化乃个人性格外射（Projection）而扩大的银幕，那么严守习俗的传统，不过是权威性格投射的银幕罢了。中国人保卫传统习俗的情绪那么强烈，对违犯惯例的人那样歧视，问题就在权威性格上。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要说像政体革新那样大的问题要一再失败，就像改变小的习俗如剪发、短裙、短袖，都会引起风波。另一方面，复古的声浪却此伏彼起，许多的习俗被革除又再复兴（像祭天、扫墓之类）。这都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权威性格很强的民族。
2。不加批评地服从权威（如父母、长上、超自然的力量等），特别是理想化了的道德上的权威。由于孔、孟人文精神的表现，曾使他们对代表超自然力量的天神产生过怀疑，偶然也有批评，但对父母、长上等权威，自始就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在民智未开的社会，超自然的天神，对人民的心理有绝对控制的力量。汉以来的传统，就利用这种心理，不但视君为天子，连同双亲和丈夫也被视为“天”，类同于超自然的力量，把君、父、夫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如有人敢对这种权威略示异议，都可能成为惊世骇俗的行为，东汉王充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一篇自传式的文字里，因坦率地提到他父亲和祖父生前的劣迹，结果“不孝”和“名教罪人”的大帽子就压到他头上来。等到后来把“詈祖父母、父母者绞”（参看前节之文）这类禁条订进法律以后，对父母不要说不敢公然批评了，就是私下偶然兴起这种念头，都可能不寒而栗。至于不加批评地服从“理想化了的道德上的权威”这一点，四十多年前顾颉刚就已做了有力的说明。根据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这四种一元论又归于一，就是拿道统说来统一一切，使古代的帝王莫不传此道统，古代的礼制莫非古帝王的道的表现，而孔子的经更是这个道的记载。”在这样一个传统里，早期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得不到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
3。相信命运。地不分中西，时不分古今，相信命运大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不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强弱而已。命运观念似乎可以做这样的了解：人相信命运如果由于信仰超自然的力量，或是由于被困在不可克服的限制中，那么他相信命运就不必然与权威性格相关。如果是由于维护人世间的权力，而悉心制作出一些人为的权威，尤其是这些权威经常要和我们发生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人们在这些权威控制下，毫无选择的余地，因而只好对生活抱宿命的态度，在这情形下，人相信命运才是表现权威性格的特征。生活在中国传统中的人，所以特别相信命运，乐天安命的思想普遍深入人心，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形。一个人自作主宰的能力和余地越大，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弱；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异见，又教条横行，相信命运的程度必越强。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特征（2）
4。二元价值观。二元价值观有两种，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是恶性的。中国传统讲夷夏之辨（“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禽之辨（“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如果只限于主观的判断，或只是代表一种道德制裁的标准，都只能算是良性的。传统利用“义利之辨”，轻蔑功利，打击商人，甚至不许商人之子参加科举，这也是恶性的。正统、异端之说，是典型的二元价值观，孔、孟之道被视为正统，杨、墨、佛、老之言，则斥之为异端邪说。所幸历代最有权力的帝王，有的信佛，有的信道，如果帝王利用孟子斥杨、墨，理学家辟佛、老之言迫害异端，其后果会如何？人类史上，把恶性的二元价值观发挥到极致的，大概要数希特勒的纳粹党。纳粹党把任何一个阻碍希特勒愿望的人或东西，都一律视为“犹太”、“没落”、“腐化”、“民主”、“国际主义”，然后再加上一个最厉害的侮辱：“非雅利安”。另一方面，任何希特勒愿意称为“雅利安”的东西，都一定是高贵、善良、勇敢、荣誉。因此无论他号召人民做什么事，总是叫他们“完成雅利安人的传统任务”。在这样的二分下，好的变成“绝对好”，恶的变成“绝对恶”，二元价值观与权力相结合，便自然会使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扑灭“罪恶”。从这种观念出发，杀害犹太人就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必须有系统地、认真地执行。一切富有煽动性的辞令、宣传，无不善用二元价值观，古今皆然。因此，二元价值观，不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可以用来作为护卫权力的战斗武器，带来弥天大祸。
5。认同于权力人物。认同于权力人物，和服从权威不同。服从权威是被定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上，绝不可僭越；认同于权力人物，除了对权力人物怀有欣慕之情外，还可以顺着一定的阶梯，使自己也能变成权力人物。就中国的传统看，权威性格投射而扩大的另一片银幕，就是代表身分高下的社会阶层。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皇族，居于社会最高层，其次的儒吏层系，士绅、地主、农民、工商和其他，阶层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愈接近最高层的人，在社会所享有的权力可能性也愈大。儒吏是帮同皇帝统治的，士绅和地主与儒吏的关系往往只不过是在朝在野的分别，农民比其他行业有较多的机会向上爬。这种以权力为衡而安排的社会阶层，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对权力人物的强烈认同。流行的谚语中，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是这种社会的最佳写照。
6。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一个具有权威性格倾向的人，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谈起话来总是自以为是，不喜欢聆听别人的意见，更不耐烦与人讨论，思想的表达采取独断论式。这样的人物，不要说在传统时代比比皆是，即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依然很普遍。明明只是普通的谈话，却要把它当做“训词”；纵然是上司不成熟的意见，下属却总是看做“奉谕”。既然是“训”是“谕”，自然是不会错的。这种风气，使那些有权向人“训”话下“谕”的人，很容易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
就中国传统看，道统权威的塑造，可能是我族中心文化观的有力支柱。由道统的观点出发，中国自然是代表“文化上邦”，其他民族都应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这种想法，在清末曾使中国与西方之间，产生过许多纠纷。至今有些保守人士，仍不加论证地就肯定“中国文化为救世界的宝筏”，好像中国人总负有一种“使人归向文明的使命”。平常我想发这种言论的人，也许只要看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多吸收点比较文化的知识，就能改过来。现在我觉得，这类言论，正是权威性格的护身符，问题不在知识，而是在性格上。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1）
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存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以上两节做了有力的说明外，大抵已被有关学者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过百年以上急遽的社会文化变迁后，权威性格改变了没有？如果有改变，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
根据国人所做的少数研究中，到目前为止，对这两个问题，都还不能提出确实可信的答案。不过根据个人经验的观察，现代的家庭组织、教育制度，和传统时代比较，都已起了很大的转变，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多少都要有相应的调整。传统的家教和法律，都全力在支持绝对服从父母和长上；现代的家教和法律，事实上已不是如此。纵然有人不断提倡，企图恢复传统式的孝道，但当这类行为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拒绝时，自然不能产生效果。生活在变动不居情况中的现代人，事实上是一面在发展并组合新反应，同时也在淘汰旧反应，如果没有这样的伸缩性，一个人如何可以生存于急遽变迁的社会？因此，传统的权威性格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料想的。新近一项初步的研究正部分地印证了，在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