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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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有时会好奇地摸一下那里，但是他总立刻就把胳膊缩回去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狂野，抓起一片面包，藏到坐垫底下。他也从不坐在餐桌旁吃。但是一到晚上，熄了灯他才把它拿出来吃。因为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经常会听到他咀嚼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大人们也不明白。他们不认为他疯了。当他藏面包的时候，他们总是训斥他。他们想叫他和大家一样坐在餐桌旁吃饭，能安分点。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大人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和我们呆在一起。就好像战争对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小孩们还是应该听话，应该懂规矩。大人们从来都不考虑小孩子的感受。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战争后遗症。大人们觉得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容忍每件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抚我们。　　　　
　　　　在以前，每次到了晚上我感觉害怕的时候，他们总会晚点关灯。但是近来，妈妈变得非常严厉。　　　　
　　　　“闭上眼睛，转过去赶快睡！”她边说，边关上了灯。　　　　
　　　　于是，我只好躺在漆黑的夜里，听着旁边瑞斯诺德偷偷啃他的面包片的声音，而大人们这时坐在厨房餐桌旁，谈论着，抽泣着。　　　　
　　　　他们谈论的话题总是死亡。　　　　
　　　　父亲每天早晨出门，夜里很晚才回来。他有时会去自己原先的公司看看，有时也会拿回来些钱或者带回些吃的。他经常把在大街上游荡的犹太小孩带回来。他们或是迷路或是被人遗弃。带回来以后，他会把他们送到他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一起建立的一个孤儿院里。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6、永远做个好女孩

　　　　一天，他带回来一个小男孩，他比我大几岁。他看起来很凶而且目中无人。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因为他的凶狞而崇拜他。　　　　
　　　　“罗玛，猜猜这是谁？”妈妈边说，边给小男孩端来一碗汤，“他是你堂哥，罗蒙。”　　　　
　　　　“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父亲向妈妈说，“我立刻就看出来他是我哥哥的儿子。托西娅，他现在能站在你面前真是不容易。我几乎是把他从贫民窟里拖出来的。他在犹太人区被偷走后，一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还活着！”　　　　
　　　　小瑞斯诺德和我现在可以和罗蒙共睡一个床。在被子里，他向我们讲述很多阴森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　　　　
　　　　我还是可以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那些事情。我无法忘了这些事，即使我偷偷躲在床底，用手捂住耳朵，或是用毯子蒙住头。对于我们小孩几乎无处可藏，他们根本不顾忌我们的感受。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目击者强迫我们做听众。只要外面天一黑，那些大人们就开始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死亡、不可想像的残暴、不可置信的拷打折磨———包括所有凡是人类可以施加给其他同类的，以及他们的受害者可以承受的各种痛苦。此时我们可以不断去悲叹、去感伤，可以尽情地去抱怨、去宣泄。经过这个阶段后，存活的人们才能平静下来，永远地平静下去。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奥斯维辛”这个地名，在心中像扎了根，我的心不断受到它的煎熬。大人们谈论着那里的集中营，迫切地、饥渴地想要描述每一个恐怖的细节。人们如何被枪杀，如何被绞死，他们的血管如何被割开，他们如何赤裸地被关到毒气室；人们尸体如何被悬挂在奥斯维辛的圣诞树上；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是如何在临死前整理他们的衣服和鞋，而要处死刑的孩子们是如何站在那里，拿着自己的鞋带等着把鞋系在一起。　　　　
　　　　他们还说，那些被鞭打得背部血肉模糊的人，在被打时，还被迫去数鞭子数。他们不允许这些人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他们身上刺上蓝色的编号作为名字；强迫他们赤裸着身体在寒冷的空气中站上好几个小时，在快被冻死的时候，还强迫他们背诵出他们集中营里其他犯人的编号，然后再用冰水往身上泼。他们还描述狗是如何把那些犯人的身体给撕开，饥饿和寒冷使他们几乎失去了意识。他们一遍一遍地复述———非常具体，非常确切———在集中营每天重复的生活细节：藏面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当鞋子被偷该怎么办；如何用刺痛手指以及往脸颊上涂血而使自己看起来健康；如何喝自己的尿，并用它来洗漱———这类事情处理的好与坏很可能决定了自己的生与死。他们那些一成不变的窃窃私语听起来甚至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只是在陈述他们所经历的事实、经历、结局。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不断地重复这些故事。　　　　
　　　　我几乎受不了了。为什么没完没了呢？为什么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自己，折磨我们呢？要是我能像罗蒙那样狂喊大叫就好了，或是像小瑞斯诺德不受干扰呼呼地睡过去，他能很轻松地接受听到的一切，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历过。但是我不能大叫，他们不让我吵闹；我得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必须做一个好女孩。我一直都是个好女孩，永远都得做个好女孩。　　　　
　　　　虽然在晚上我们家充满了癫狂，但是到了白天，这些大人们努力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家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了，但是现在家里没有一个袋子上有“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标记。有一天，爸爸真拿回来一个有这几个字母的袋子，他为自己能得到这么一袋难得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妈妈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高兴得叫起来。袋子里有几个罐子，其中有些是很浓的甜奶，味道很香；还有一个罐子里面盛着黄色的液体，“橙汁，”爸爸激动地说。橙汁？我对着打开的罐子闻了闻，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我啜了一小口，凉凉的，甜甜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接着，妈妈递给我一个扁平圆形的盒子，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罗玛，看，”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向往的样子说，“这是巧克力。”一股强烈的震颤袭遍全身。巧克力！我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东西！现在我终于可以真的尝一尝了。打开盖子，我看到里面有一块深棕色、硬硬的东西。我掰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但一咬就裂开了。甜甜的，带着点苦味儿。它实际上很难吃。　　　　
　　　　“这是巧克力？”我问。他们都点点头，我感觉就好像是心中的伊甸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小园子。　　　　
　　　　我仍然保留着一张那时候的照片。那是在1946年妈妈生日的时候拍的，里面有罗蒙、豪若维斯和我。那是五月的一天，爸爸从公园里采回来一束丁香花。爸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又带着我们大家去克拉格的华威尔城堡参观。我们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他的小女儿、他的侄子和两个小孩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当时照相的时候，照相的人让我们对着镜头微笑。我笑得有些腼腆，但是我很开心，也很骄傲。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7、去上学

　　　　“孩子们应该去上学。”妈妈说。在这之前，妈妈用有条纹的、犯人的旧衣服染成蓝色，然后给瑞斯诺德缝制了一件海军军服，给我缝制了一条小海军裙。　　　　
　　　　克拉格的一所小规模的犹太小学又重新开始上课了，它被安置在一个破旧、阴暗的建筑中，里面有几间小屋子。他们让我上二年级，因为我已经会读会写了，而且我已经快七岁了。我们班有11个人，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来自乡下的，有来自华沙的，甚至还有来自俄国的。　　　　
　　　　此时，我正坐在课桌旁的板凳上，沉默不语。我原来渴望赶快上课，但是现在我们都不想说话。班里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还没过一分钟，有人就开始掉眼泪。接着，老师、学生都开始号啕大哭。每个人都神经质地、歇斯底里地哭喊。一个人的哭声越来越大，她就是我们的女老师，她也曾被抓到进过集中营。开始她有些畏缩，接着也开始抽泣。当她擦拭眼泪的时候，我看到她胳膊有个被刺上的蓝色编号。教室变成了哭泣的集会地。　　　　
　　　　我不想哭，也不想学习，不想吃饭，我不想听那些谈论，更不想说话。　　　　
　　　　我们现在得学习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和希伯来语。但是我不想出声。我把课本放在我课桌上，在书上乱画、乱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套上外衣，回家了。　　　　
　　　　每一个人都很疯，这里根本不是学校，这是个犹太人聚集地。　　　　
　　　　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又病了吗，罗玛？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学？”　　　　
　　　　我低着头，我无法向她解释为什么这几天我总是回来得很早，更说不清楚我不能忍受那所学校的真正原因。　　　　
　　　　“但是你必须得去。”妈妈说，我可以肯定对于现在这种情况，她和我一样痛苦。她把我送回了学校，我听到她和老师谈话。　　　　
　　　　“她就坐在那儿，”老师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她什么也不肯学，也不肯回答问题，眼睛总盯着墙，在课本上乱涂。”　　　　
　　　　“是因为那场战争的缘故，你也明白的。”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我听不到老师还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必须得进教室。　　　　
　　　　从那以后，妈妈每天早晨让罗蒙领着瑞斯诺德和我去学校，罗蒙的确是每天和我们一起出来。但是每次刚走到第一个拐弯的时候，两个男孩就扔下我，跑了。我根本跑不动：我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又重又沉。他们追上一辆电车，抓住门把，转眼间就没踪影了。　　　　
　　　　我看着他们，想和他们一起跑，但我从来没把我的想法告诉过他们。于是我缓慢地沿着街道往前走，边走边胡思乱想。通常，我走到教室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发现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天天上学，虽然我也是极不情愿。　　　　
　　　　一天，我们去拜访曼纽拉。屋子里还是原样，可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客厅的沙发好像没以前那么高，大厅也没以前那么大，连院子里的树也没以前那么高大了。　　　　
　　　　“长大了，波济欧姆卡！”她边说边吻了我一下，她还像原来一样美丽漂亮。　　　　
　　　　奶奶像往常一样还躺在床上。她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相互拥抱，一起玩扑克牌。　　　　
　　　　这里都和以前一样。　　　　
　　　　当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克尔尼克娃夫人正站在炉子旁。她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我害怕起来。　　　　
　　　　像以前一样。　　　　
　　　　“那杜德克怎么样了呢？”当她们坐在餐桌旁喝茶的时候，妈妈问曼纽拉。　　　　
　　　　“不知道，”曼纽拉回答道，“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了。”　　　　
　　　　克尔尼克娃夫人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听说你现在上学了，罗玛，”她愉快地说，“喜欢上学吗？”　　　　
　　　　我点点头。克尔尼克娃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去倾吐的对象。更何况我无法和任何人谈论学校，不能向任何人讲述学校是什么样子。我感到特别孤独。　　　　
　　　　像以前一样。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8、持续的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能有机会和其他小孩呆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更孤独了。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孤独，因为这个学校里每个人都很封闭。大家彼此都不说话。课间的时候，我们结伴去散步，但是没人说话。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只是坐在那里，前后不停地摇晃，有的孩子把裤子尿湿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己的恐惧中，老师也是如此。所有人几乎都不在一起玩，也不去交朋友。他们时不时地会突然产生恐惧。这两个小男孩用木头铅笔盒互相敲脑袋，那些小女孩们相互又抓又咬。有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受伤了，身上有青青紫紫的伤痕，甚至在流血，我们就变得像是一群受到惊吓的野兽。　　　　
　　　　我不再试图离开学校回家，因为我妈妈还是会把我送回来的。在课堂上，很多小孩在不停地奔跑，一有动静，有人就会吓得跳起来或是躲起来。那个老师曾试图追上奔跑的小孩，并把他们安置在坐位上，但后来她放弃了。持续的紧张使得我们精疲力竭，最后只能坐在那里发呆。　　　　
　　　　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黑头发的男孩坐在我旁边。如果你摸一下他，就会发现他的皮肤感觉很奇怪：他不像其他小男孩那么结实，那么精瘦，而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柔软。他的动作像个小女孩一样优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的手摆弄一下，好像在整理一个隐形的裙摆。上课的时候，他的手指总在发间移动，好像在梳辫子一样。　　　　
　　　　他真奇怪。　　　　
　　　　一天下课的时候，当我正看别处的时候，突然瞟见他很腼腆地冲我微笑，示意让我过去。他在兜里翻找着什么，然后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小女孩，有一条黑黑的长辫子，穿着一件花裙子，长得和他很像。　　　　
　　　　“你妹妹吗？”我问。　　　　
　　　　他摇摇头。“是我，”他有些骄傲地说，就好像这张照片是什么证据，可以为他证明什么一样。“我假扮成一个女孩。”他害羞地说，“所以德国人不会检查”———他指着两腿之间———“下面那个。”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是不是还想做一个女孩？　　　　
　　　　今天学校不上课，所以罗蒙和瑞斯诺德带着我一起去神秘花园探险。罗蒙对这个城镇了如指掌。他知道如何跳上电车或是货车去搭乘顺风车，哪儿有吃的，哪儿最利于躲藏，谁愿意付钱给打临工的小孩。　　　　
　　　　自从战争结束后，克拉格就一直很乱。城镇里到处都是人。在每个街道拐角都有人卖东西：伏特加酒、扣子，在附近林子里采的新鲜蘑菇，手工缝制的羊绒袜，旧书、肥皂、大家都没有什么钱，所以人人都想挣点钱。在这些街道中，没有一件事是和做生意无关的。　　　　
　　　　我们在一个偏僻的街边发现了一间废弃的鞋店。门被锁着，但是罗蒙在后面院子里发现可以从一扇窗户爬到商店后面的屋子。他们两个托起我，我勉强从小窗户上钻进去。屋子下面漆黑一片。我突然恢复了意识，呼吸变得急促。我不想跳了。　　　　
　　　　“快，快往下跳！”罗蒙压着声音说。这是一个命令。我犹豫了一下，起身跳了下去。我落到一堆鞋盒子上。瑞斯诺德立刻把他苍白的脸从敞开的窗户探进来，接着是罗蒙和他壶把形状的耳朵。　　　　
　　　　屋子里非常寂静，只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我感觉心跳得越来越快。　　　　
　　　　“过来！”罗蒙低声催促着。“让我们看看这儿能找到什么宝贝。” 我们溜进了商店。要是店里没这么黑，没这么脏，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的店员刚刚下班回去。柜台旁有一个发着光的巨大收银柜，那边儿还有一排椅子和几个小凳子，鞋盒子整齐地堆在货架上。角落里放着一个梯子。整个屋子有一股皮革的味道。　　　　
　　　　“到这边来。”罗蒙说。接着他像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把鞋盒子扔下来。瑞斯诺德和我在下面接住。我们打开看里面。　　　　
　　　　空的，空的，空的……　　　　
　　　　盒子在地上排了一排，但所有盒子里面一只鞋都没有。罗蒙接着又爬下来。　　　　
　　　　“没有战利品。”他伤心地说。　　　　
　　　　接着他发现收银台后面的货架上有一堆小一点的盒子。　　　　
　　　　我们翻开这些盒子，发现真有宝贝：颜色各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