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_周作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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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锤穆翕柒胶兔妫�店更繁昌起来了。主人姓张，曾租住我家西边余屋，开棺材店多年，我的曾祖母是很严格的人，可是没有一点忌讳，真很可佩服。我还记得墙上黑字写着张永兴字号，龙游寿枋等语。这张老板一面做着寿材一面在住家制荤粥出售。荤粥一名肉骨头粥，系从猪肉店买骨头来煮粥，食时加葱花小虾米及酱油，每碗才几文钱，价廉而味美，是平民的好食品，虽然绅士们不大肯屈尊光顾。我们和姜君常常去吃，有一大已经吃下大半碗去了的时候，姜君忽然正色问道，你们没有放下什么毒药么？这一句话问的张老板的儿子媳妇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问答才好，姜君乃徐徐说道，我怕你们兜揽那面的生意呢。店里的人只好苦笑，这其实也是真的，假如感觉敏捷一点的人想到店主人的本业，心里难免有这种疑问，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这荤粥的味道至今未能忘记，虽然这期间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间隔，上月收到长女的乳母诉苦的信，说米价每升已至三四千元，荤粥这种奢侈食品，想必早已没有了吧。因为这样的缘故，把多少年前的地方和情状记录一点下来，或者也不是全无意思的事。　

　　　　乙酉七月四日。　

　　　　（1945车7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扬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哄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茸，但夷如砥，井里嘉叹。”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弄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途，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日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逻仍如；日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旬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于算了。俗语云：拯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系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幻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六《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①　——

　　　　①本文是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因汉奸案被捕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报载：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四时期《新潮社》骨干，是周作人的学生）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后来周作人还写有《骑驴》一诗，云：“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寺响久销沉”，暗含讥讽之意。　

　　　　（1945年12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



　小孩的花草

　　　　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云，“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娘娘形如小前，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日斗姑娘。”案赤包儿即桔楼，结实形如冬瓜，长约寸许，初青后转红赤，小儿采为玩具。斗姑娘今通称为豆腐粘，在书上则名曰酸浆，《尔雅》云寒浆，郭注今酸浆草，邢疏引草陶注云，处处人家多有，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黄赤色。但是鲍山的《野菜博录》说的最为明白，云姑娘菜一名红灯笼儿，一名挂金灯，苗高尺余，叶似天茄儿叶窄小，开白红，结房如囊，似野西瓜，子如撮口布袋，如樱桃大，赤黄色，味酸可食。总结起来，因为味酸，浆如豆汁，故名酸浆，名豆腐粘，房如灯笼，故名红灯笼儿，名挂金灯，又一名鬼灯，为女儿所喜爱，故名斗姑娘，名姑娘菜。这两种草中国大概到处都有，不知道为什么别处都不注意，只有北京的小孩拿来玩耍，而且摊上还有售卖的，叫儿童多与植物接近本是好事，只可惜流行得不普遍。小时候在南方吃过杜鹃花瓣和咸酸草菜，在北方却也少见。《野菜博录》中另有酸浆草一条，云本草醉浆草，一名鸠酸草，生田野及道旁，叶如初生小水萍，每茎丛生三叶，开黄花，结黑子，采嫩苗叶生食味酸。此草高只二三寸，常自生花盆中，结实如豆荚，长才二分，看了很好玩，至今还是记得。　

　　　　（1950年2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甘蔗荸荠

　　　　一定要说水果也是家乡的好，这似乎可以不必，而且事实上未必如此，所以无须这么说，可是仔细想起来，却实在并不假，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呢。若是问绍兴有什么好水果？其实也说不出来，不过那里水果多而且质朴，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的，与北京相比，这很容易明白。北京水果除杏子桃子柿子外，梨与苹果，香蕉柑橘，差不多都是贵重品，如要买一蒲包送人往往所费不贷，乡下便不一样，所谓贵有贵供，贱有贱鬻，雅梨有用纸包的，与广柑文旦同请上坐，但不很值钱的还多得很，一两角小洋不难买上一篮。甘蔗荸荠，水红菱黄菱肉，青梅黄海，金橘岩橘，各色桃李杏柿，（杨梅易坏可惜除外。）有三四种便可以成为很像样的一份了。我至今不希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包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有如杜园瓜菜，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的一种好处。　

　　　　（1951年3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赤脚

　　　　北京人相信有地风，于人体很有害，所以保护下肢最为用心。他们冬天固然是棉裤扎脚，穿“老头儿乐”的毡鞋，就是在夏天，虽是单裤也要扎脚，鞋袜穿得整整齐齐的，决不赤脚。现在都是三轮车了，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从前用二轮人力车的时候，夏秋暴雨，路上积水，拉车人鞋袜被水浸透，沿着裤腿上来，大半条都湿了。他们不肯光脚，因为这样将为地风所侵，会得变成“寒腿”的。北伐那一年，广西军队来北京，有些赤脚着草鞋挑着担子，沿路的人都瞪着眼呆看，觉得非常希奇，其实中国东南西南的居民多是这么样子的。我们现今不再断发文身，入水与皎龙斗了，可是水乡的人终究与水有情分，光了脚和水土接触极是寻常，到了有地风的区域也还是这个习惯，所以多少年来，我总是冒了寒腿的危险，赤了脚过一夏天的，直到天气寒冷起来为止。平常有客来也不穿上袜子，除非来的是女客，而女客却又往往是无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一个月里难得有两三次出去买纸笔邮票，那时也非着袜不可，算起来一总不过穿了十次八次，这一季里至多换一两回袜就够了，在现今线袜也很贵的时候，这节省也不少。实在这只是一种枝节的托词，原因还是在于习惯，盘脚坐在炕上竹席上边，倒是很凉快的。　

　　　　（1950年8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秋虫的鸣声

　　　　虫类的嘴是不会发声的，但是我们平常总说它是在叫，古来有以虫鸣秋这句话，这些虫就称之为秋虫。小时候在乡下知道得最多，绩＊（左绩之左右祭）婆婆官名络纬，蛐蛐在《诗经》上称蟋蟀，或称促织，此外有油唧呤、叫咕咕、蛐蛐儿、金铃子、油蛉和竹蛉，都是相当的会叫的，但是在北京却不大听见，现在夜中人静的时候，在窗外低吟的也只是＊（上扎下虫）＊一种罢了。　

　　　　因了秋虫的鸣声引起来的感想，第一就是秋天来了，仿佛是一种警告。蟋蟀虽是斗虫，可是它独自深夜微吟时实在很有点悲哀，所以对于听的人多发生类似的感觉，乡下的小孩们解释它的歌词是“浆浆洗洗，纽绊依依”，依字读去声，意思是说装上去，这与促织的意味相合，不过不是织布做新衣，只是修补旧衣预备御寒罢了。陆元格在《毛诗草木虫鱼疏》中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谚，可见此种传说在三国吴时早已有了，大抵在民歌儿歌中警游情的意思很是常见，要讲句旧话，可以说是正与《国风》相通的吧。乡下有关于蝉鸣的儿歌云：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这里说的是三伏天气，石板都晒得“乔”（微弯）了，但是在城乡里，除懒惰的男女客以外，没有人睡午觉的，这歌即以为刺，至于单举出女客来，那或者由于作者或加工者是男性的缘故吧。　

　　　　（1951年9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蓑衣虫

　　　　同江幼农君闲谈。说动植物名最不好办，不但中外古今难以沟通，即同一俗名也常有地方的界限，不能通用。例如蝼蛄，我们一听这个名称，即立想到那替曲蟮叫了一世的形似蟋蟀的虫，北方则不能通行，郝豁行在《尔雅义疏》的注里特别添上北边的俗名“拉拉蛄”一项。虫旁翟叟二字我们乡下也认识，读作其休，是蜈蚣似的多足虫，江南云蓑衣虫，北方称钱串子，或曰钱龙，以前者为更普遍。江君云别又有所谓蓑衣虫，系蛾类的幼虫，织碎叶小枝为囊以自裹，负之而行，案此即《尔雅》之蚬缢女，因为它附枝下垂，古人观察粗率，便以为缢，郝氏断之曰，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旧说殊未了也。我们乡间称之曰袋皮虫，《尔雅翼》云俗呼避债虫。披蓑有渔人或农人的印象，袋皮已沦为瘪三，避债的联想更为滑稽，缢女则太悲惨了，我们想起山西省妇女自杀的统计，觉得这种事实还未消除①，难怪古人那么的说。我不知道这在北京叫作什么，仿　

　　　　①周作人在本年3月20日所写《男性中心思想》一文中曾谈到：“据山西妇联会统计，去年一月至十月共发生妇女人命案四百六十四件，其中自杀占百分之七五……在原因上则出于中国传统之男性中心思想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主义的核心，祸害甚大，但势力也极顽强，很不易征服”。佛没有看见过，要有也未必叫蓑衣虫了吧，因为在北方蓑衣极少见，其实秋天雨并不小，虽或缺乏棕皮，但也可以用别的草制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