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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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
新华社记者 黄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