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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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康熙帝在畅春园射箭，忽有大臣来报，广西反了吴三桂，福建反了郑经（郑成功之子）。康熙帝仅说了声“朕知道了”，就继续射箭。
事后有人问康熙为什么不立即调兵平叛，康熙从容答道：“福建广西距京师数千里，奏章往来传递需半个月之久，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朕远离前线降旨指挥未必得当。他们不执行御旨是抗旨不遵，盲目执行御旨则非打败仗不可。我既已委派他们为督抚镇守地方，高官厚禄的封疆大吏理应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久，两处叛乱果然平定。可我觉得现在的“封疆大吏”未必有康熙时代官员的觉悟。我想，我必须越级告诉北京我所处的态势，使北京同意我开赴一线。于是，我忍无可忍提起了笔：总社摄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为士兵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像一周前服从由巴格达撒出的决定一样，我再向你们申诉一下。因为，从工作考虑，安曼可上镜头的东西已经没有，将战地摄影记者放在一个中立国等待转机，有点浪费时间。在这里已很难碰到从巴格达撤下来的摄影记者，他们已分数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金、太平静了。
1．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达的跳板。伊拉克已关闭了约伊边界，并停止办理签证。我已去过伊拉克驻约旦使馆和伊约边境地区。
2．巴格达水、电、交通瘫痪，无法摄影、采访、发稿。CNN有卫星发稿，而我什么也没有。
3．除非以色列假道伐虢，一般在约旦拍不到战争场面，这里太安全了。理由有三：1）伊拉克不愿失去西部安静的边界，为把陆军装甲单位集中在北纬31°线防范美军登陆，伊希望西部无战事；2）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国家之险，从国家利益考虑，不会主动进攻约旦河东岸；3）约旦既要维护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线国家”自诩，满足经济上的好处。因此，约旦很可能成为中东的瑞士。因此不适合战地摄影。
4．以色列参战与否完全视其国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拉克化学、生物武器袭击，伤亡重大，否则一般不会因一两颗“飞毛腿”而反击。而伊如要动用生化武器应在盟国陆军深入伊境内，伊濒临崩溃时。而盟国在炮火准备未达一个月之前，不会贸然登陆。所以安曼无战事。
5．如以色列进攻伊无外乎两种手法：1）空军轰炸。这点不可能，因为以的空军不可能比盟国空军优秀，一向以出奇制胜闻名的以空军现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巴比伦行动”轰炸伊核反应堆的奇袭效果；2）坦克奔袭。这点现在也不可能，白于补给线太长，以色列无力保障2000公里的油料供应。按每小时推进40公里的速度，也无法造成突袭效果。故作为战地记者，在安曼意义不大。
我现在处境就像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顿。山本五十六反对向美开战，可既然天皇让打，他就拼了命打好。我会服从在安曼待命的决定，就像一周前我被撤出巴格这一样。
10．鲁威谢德难民营
驼背到了坟墓里背自然会直的。
——俄国谚语
海湾战争爆发后，大批战争难民逃离伊拉克，混乱之际大多未办理合法的护照、签证手续，因而在伊拉克、约旦边境受阻。茫茫大沙漠中，成千上万的各国难民在伊拉克、约旦边境一带风餐露宿，饥寒、瘟疫开始流行……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迅速在边境上遣送、救助战争难民，在伊、约边境修建起三座战时难民营，因为靠近边境驿站鲁威谢德，故命名“鲁威谢德难民营”。
1月17日战争爆发时，新华社摄影部即电告我设法采访位于伊拉克、约旦边界附近的难民营，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才获准采访。这封用英阿两种文字签署的文件注明：“兹有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一人获特许前往Ruweished（鲁威谢德）难民营（沿途一切军事地点除外）。此证仅供一天使用，必须于当日下午2时前离开鲁威谢德边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临的是交通问题，难民营离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两位文字记者因工作需要必须日夜照看几台电传机，收发文字消息，无法送我去。尽管分社有两辆奔驰轿车。可都跑了有10万公里、车况不好，而且我的国内驾驶证还没有换成约旦执照，无法一人跑长途。可我决不想坐失首批进入难民营的良机。此时，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达工作的共同社记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兴致还大，他立即出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并在电话中告诉我，明早6：00整到我住宿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来接我，我只负责准备食品。
1月19日凌晨4点，我悄悄地起床，发动了白“奔驰”，先赶回分社传照片，可使馆的两条德国黑背（狼狗）一阵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点，河野的出租车准时来到中国驻约旦使馆门前。我们立即出发。车内除约旦司机、河野和我外，还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约旦司机声明，沿途严禁照相，必须把相机放进包里。
汽车驶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时速向正东飞驰，迎面而来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红通红，公路像一条连结我们和太阳的金色飘带。河野诗兴大发，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条金光大道！”大河源激动得端起佳能相机就要拍太阳，吓得司机连忙制止，弄得我们的满腔柔情全没了！
因为担心多国部队轰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时有载重40吨的巨型油罐车迎面驶来。河野问是不是从伊拉克来的，约旦司机坚决否认。这些“奔驰”、“沃尔沃”和“曼”牌载重车轮胎边缘压得凸起，钢板弹簧紧绷，显然是重车。
在安曼以东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庞大的无线电阵地，天线塔密如蛛网。远处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车载移动式雷达，雷达天线飞速旋转，附近是一群群草绿色的拱形掩体，估计是防空导弹发射器。沿途关卡林立，不断查验我们的证件，并在记事本上记下我们的姓名、国籍、服务单位、通过时间等。我不断地用仅会的几句阿拉伯语与他们打招呼：“萨拉玛雷空，西尼夏贝，萨哈菲，孰克兰”（人民中国记者，你好，谢谢），他们一听说中国，总是连声说：“西尼，沙狄克”（中国，朋友）。这些值勤的士兵头戴美式盂形钢盔，钢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M式步枪，腰系帆布武装带，腰右侧挂子弹袋，穿黑色高靴皮靴，两腿叉开，呈警戒姿势。公路上，涂迷彩的兰德罗孚军用吉普不时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有蓝灰色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车身下半截埋在黄土掩体里。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兹拉克附近，我们迎头碰上从伊拉克方向开来的三辆外交车，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刚从巴格达撤出来的埃及外交官。这位开白色奔驰—280的外交官说：“巴格达情况糟极了，各国使馆间不能彼此联系，我们只能听广播，看电视。据我所知除苏联使馆外，各国在巴格达的使馆全都撤空了。”当我们问到边境地区难民状况时，这位外交官摇着头说：“不能说。”河野追问：“为什么不能说？”外交官回答：“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我忍不住钻进汽车拿出相机拍下这些场景。共同社大河源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阵猛拍，继而按下决速回片装置，将照完的胶卷退出，就在这时，一名端M—16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同时没收了我们约旦司机的驾驶证。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复用阿文说：“中国，人民中国！”这家伙才稍有松动，但坚定地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拍照！”说罢强行打开照相机后盖，没收了我的胶卷。出租车司机已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半蹲在地。多亏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颜悦色地向士兵讲好话，士兵扭头走回50米外的哨位，河野坚定不移地紧跟着他，我拎着被曝了光的相机，遥望河野指手画脚地恳求那个士兵。约摸过了10分钟，河野终于要回了出租车司机的执照，可出租车司机蹲在沙地上再也不肯往前开了！在河野再三央求下，直到逼着我把相机装入器材包，拉紧了拉链，才嘟嘟嚷嚷地发动了车子。我暗自赞叹河野的三寸不烂之舌，更佩服大河源快速装胶卷的功夫。
在鲁威谢德边防检查站，我们先到军方办理了手续，之后又到边防站警方办理手续。这里十几辆伊拉克汽车正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约旦，车顶上捆绑着各种行李。一辆大雪佛莱的右后轮胎扎了，几个人正在修轮胎。一位自己驱车由伊拉克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着她的老式别克休息，她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离开巴格达的，“巴格达到处是飞机，枪声和导弹。我的朋友亲眼看见美国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被抓”。这位少女咬着美丽的嘴唇说：“可我一点儿也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是一场对整个阿拉伯的战争。”共同社大河源准备用佳能相机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们拿出军警签发的允许拍照的文件给他看，他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难民营再向前开30公里。”眼巴巴看着列队的汽车长龙擦肩而过，我和大河源相视苦笑，默默无言。
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入口处，边防警察查验我们的证件后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长官的签名和军衔，为此我们必须返回30公里外的指挥部补签。我们只好顺原路返回。
鲁威谢德难民营位于伊约边境的中立区，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临时营地，每个营地有面积近100平米的帐篷二三十顶，上百名埃及难民在列队办理登记手续。几名苏丹人正围着临时架设的自来水龙头洗脚。在一座草绿色帐篷门口，四个苏丹儿童在吃一种白面做的薄饼。妇女们用黑纱裹得紧紧的，不许记者靠近她们的帐篷。
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前，问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么。他用缓慢的英语说：“营地中的难民。但不许把警察拍进去！”我告诉他那些难民拒绝拍照，“如果他们攻击我怎么办”？警官面无表情地说：“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抓紧时间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进警察或激怒神经质的难民。我尽量朝每一个人微笑，迅速判断这个对象是否会允许我按下快门。我耳旁回荡着大河源佳能T—90快速过卷和回片的马达声，紧张而有秩序。河野此时已远离我们去采访营地的国际红十字会官员。
一刻钟后，河野跑过来喊我和大河源，已经到返回的时间了。我对准肩扛行李步入营地的埃及难民，按完最后几张，才恋恋不舍地钻进汽车。窗外，一队天蓝色挂有联合国标志的卡车正驶入营地。可我不敢再冒胶卷曝光的危险了。我摸出带来的大橙子，用瑞士军刀切开，递给河野、大河源和约旦司机。“好吃，真好吃！”河野连声赞叹。这里离安曼三百多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懒腰说：“还要开几个钟头呢，咱们睡会儿吧！”梦中，我梦见我向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哭诉士兵抢走了我的尼康F—4。
11．贝卡难民营
狠心的人把烟末子撒在猕猴眼睛里。平白无故……
——索尔仁尼琴
阴雨已持续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变成纷纷扬扬的小雪。约旦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终于来临，气温是…1°C。此间大股的外国记者已分几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记者呆在洲际饭店中作牛蛙状冬眠。只有个别不安分的记者不顾风雪，策划着新的冒险。
美国CBS的麦克·克持是我在巴格达的老朋友，他约好我今早去街上转转。在洲际饭店门口，精神抖擞的麦克身背索尼录音机，穿一件黑色羽绒夹克，在他身旁缩头缩脑地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亚洲女孩，麦克介绍说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丽，是印尼《坦波》的文字记者。麦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车，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司机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我们四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了一支小联合国军。
我们先到伊拉克驻安曼使馆，使馆大门口站着三个安全警察。一辆深灰色轮式轻装甲车堵在使馆正门，车上的重机枪上包着绿色防雨套，操纵机枪的士兵缩在雨衣里抽烟。我们敲开伊拉克使馆的小铁窗，声称要去巴格达。小窗内有三个伊拉克人，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小窗中递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满了楷书英文字：“亲爱的旅客，由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暂停办理签证。我们欢迎您在不久的将来到伊拉克游览。”任凭麦克和尤丽怎么说，里面的人就是不吭声。
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去约旦河东岸的贝卡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说保证绝对没问题，他的家就在那里。
由安曼驱车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车玻璃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司机穆罕默德从汽车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纸，让尤丽帮他不停地擦前挡风玻璃上的蒸气。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已进入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摇下汽车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说：“你尽管照相，警察来了也不用怕，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这时，他突然踩住刹车，招手喊一个衣衫槛楼的中年汉子过来，扔给那汉子一枚硬币。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说，这汉子是个疯子，“想回家都想疯了”！
司机穆罕默德几乎认识这里所有的人，路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竟是他的亲家。他把我们带到一座围有铁栏杆的清真寺门口，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1967年的“六五”战争（也称“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一举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不友好国家”的空军，以色列装甲兵向西一直跨过苏伊士运河，向北楔入叙利亚，向东攻至约旦境内。大批阿拉伯难民流离失所，流向中东各国。其中十余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东岸约旦境内，联合国为此修建了贝卡难民营。
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已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联合国还为难民营修建了简单的医院和学校。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薄荷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接着一张巨幅画像，上面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贴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三个蹣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