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422天的痕迹-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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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晓庆的生意不了解。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我一直很谨慎地使用我的名字。有很多人想要跟我合作，但我首先考虑的是对方能否保护好我的品牌，如果可能会砸了我的品牌的话，即使对方出再多的钱我也不会给他用。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要在利益之外把品牌保护好，这是一个不让的概念。
有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人总是急着赚钱，或者说干脆就是想利用你的钱，太急功近利，往往忽略了在钱的背后信誉是最重要的，这和国外做生意就很不一样。现在我在全球有1000多个加盟企业，每个企业我都要求观察一两年，合格后再从中筛选。要经过多方面的考核才能决定哪个企业可以冠用我公司的名字，能真正保护好我的品牌的企业我们才能合作。晓庆在国内比较容易相信人，她的名字很容易就被拿去跟别人合作，而这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对晓庆的形象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演艺圈和生意圈不一样，晓庆做生意没有经验。她在演艺圈中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围着她，她没有机会深入群众，做不到了解市场后再做生意。香港演艺圈也有很多人做生意，但一大半人是亏本，被别人骗，真正赚钱的很少。做演员的人非常感性，有太多表情，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她心里在想什么。一个成功的生意人要有相当的定力，任何事情都要放在心里，而不是写在脸上。先在肚子里消化，然后放在脑子里，让别人看不出来。商场必须要理性思维，晓庆个性率直，挡不住她很感性的特点。但做朋友我会选择晓庆，因为她没有心机。在商场中很难了解一个人，每个人都很有心机，当然在商场中交的朋友又是另外一种朋友。做朋友不能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晓庆对很多人过于友好，所以很容易被人利用。
晓庆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她告诉我，进去一周以后她就开始用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了，从出来到现在她从没讲过这400多天怎么苦。晓庆现在的皮肤也很好，还很年轻，这跟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如果换作是我，也不见得会如此乐观。她跟我说：“我想好了，我还是当演员好，很开心。做老板时总要担心剪辑、演员，还要把想法都放在戏里……”“我现在拍完戏了还有自己的生活，多开心。所有的事情别人都为我安排得很好，不用我操心。”我想，她只要专心演戏就还会有突破，因为她是个好演员。
生活在回忆中是最痛苦的事。我受父亲影响很大，我父亲就是个很乐观的人。那时在印尼，经历了政变、钱贬值等等事件，父亲经常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死了，解剖了发现是心脏没有问题，而是胃有问题。但知道了也于事无补了，人已经死了。做生意我就不会去想以前的事，我帮过谁，我怎么赔了，都忘了。晓庆常说：“现在虽然没钱了，但我会很快再赚回来的，再重新买我喜欢的东西。我以前不舍得花钱，现在舍得了，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她还托我劝告香港的王安妮（刘太太）：“那么多钱别都攒着，要懂得享受。”她现在学会了享受人生，有钱开始舍得花了。她还要和我一起出去旅游，玩一玩。
晓庆很能吃苦。她以前很穷，所以拼命挣钱，舍不得花；后来有了些钱开始做生意了，还是舍不得花。她吃东西也很省，五星级的饭店能住，一星级的饭店或者很差的旅馆也能住，如果是香港的演员就做不到这一点。老百姓、海外的朋友都很同情她。前几天我去听罗大佑的演唱会，遇见香港演艺学会主席吴思远，他托我问候晓庆，说佩服她。他说：“晓庆出来后拼命拍戏，而且拍得还不错。我们都支持她，我希望我们香港的演员也能够像她那样坚强。我们有些演员太没用了，有一点点事想不开就自杀，比如张国荣。晓庆遇到那么大的事都能那么坚强，摔倒了还能爬起来。”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晓庆不简单，我以她为荣。
经历了这次波折后，晓庆开始关心别人了。以前有太多的人关心她， 而她现在总是主动打电话或是发信息问候朋友。她变得低调了，也塌实了。经过风浪又重新来过，包括香港演员在内很难有第二个能做到像她这样。在她出来的第十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点了很多好吃的菜，可她说：“今天吃不下。”我问：“怎么吃不下？”她只是讲：“胃小了。不过我明天会吃，后天会吃，我会努力恢复的。” 她也不怨这怨那，后来才知道她在里面吃得很一般，经常吃得很少。
她的个性也变得平和了许多。3月份我在北京开政协会，晓庆去21世纪饭店看我，她没带身份证，保安人员就是不让她进。她也没有生气，只是无奈地问我：“明姐，怎么办？”一直很安静地站在那儿等着。要是以前，她会争论，可能会说：“我是刘晓庆，你怎么不让我进？”后来我找来经理，才放她进来。接着那个保安小姐又要求晓庆签名，她也给签了，没有因为刚才不让进门就不给她签。从小事上看出来，晓庆真是改变了很多。
晓庆讲她以前有工作但不觉得有意义，以后她要为社会多做些贡献，多做些公益事业。以前她也不是没有做过，但经常是别人用她的名义去做事，她不收钱，可别人还是以赚钱为目的，也给晓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我想她会在今后更注意、更主动地去做公益事业。
我相信晓庆的明天将会在演艺事业上更有成就，依然会光芒四射。但光芒会跟以前有所不同，她的光芒会照亮更多人，因为她更加有爱心。以前的晓庆是“我的晓庆”，现在的晓庆是“我们的晓庆”，是我们大家都爱护的晓庆。
第六章解读刘晓庆
韩兰芳： 一个美丽、优雅、忧郁的女人。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先生的夫人。她本人也是一位电影编导，曾任《精变》、《春桃》、《狂》等影片的编剧，由她担任总撰稿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法门寺探秘》正在筹拍中。1999年凌子风导演去世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并继续从事着影视创作。
很幸运，能够在对晓庆朋友的采访中认识了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情”字。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她与晓庆亲人般的友谊让我几次随之热泪盈眶，而且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每每听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潸潸然。这是一个对“情”有着细腻体会、对“情”有着准确表达又善于表达的剧作家的表达方式。采访是在我们每个人都含热泪，共同举起茶杯“祝晓庆幸福”声中结束的。
她沉静的性格、生动的语言、优雅的举止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美丽的女人”，原来，美丽和优雅与年龄无关。
刘晓庆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有相当地位的电影明星。她不同于一般的名演员，从80年代出名到现在，拍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得过名目繁多的奖项，曾在“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的角逐中，赢得“三连冠”和“天皇影后”的美称。多少年中，言电影，必说刘晓庆，说起刘晓庆来，可能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人不知道的。明星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
就晓庆的艺术成就，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她不同凡响的艺术感召力，以及始终围绕着她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各种传说、传闻，她的个性，和她真实的经历，就是将来编一本多厚的书都不易包容。
我觉得她是一个色彩斑斓、耀人眼目的人物，无数缤纷、飞旋的光束让你不能一下子看到她的全貌，甚至要看清哪一个光斑具体色彩的组合都是不容易的。于是，她被传奇化、神秘化了。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走近刘晓庆，在合作与交往中，看到了她身上很多的色彩。
我是1988年拍《春桃》的时候接触刘晓庆的。那时候她已经很红了，拍了《火烧圆明园》、《芙蓉镇》， 应该说已经是中国的大明星了。第一次看到晓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近她。因为我是编剧，凌子风是导演，我们常常一起谈本子、说戏。我发现，一开始谈艺术、谈角色，她就不一样了。可能是出于特有的职业习惯，她对导演凌子风十分尊重，我甚至觉得她一下子就从一个大明星变成了一个学生，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春桃这个人物是生活在30年代老北京的一个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年轻女人。晓庆是四川人，接触的“老北京”比较少，她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凌子风分析人物，讲老北京的风土民情。我和凌子风陪她下去体验生活，老太太生火啦，擀饼啦，吆喝叫卖啦，她学得非常认真。
晓庆入戏快，而且一旦进入角色，她就是春桃，她就是那个捡破烂儿的，那个整天在最脏的垃圾里讨生活的女人。
有一天，我们拍捡垃圾的一场戏。在城市生活一辈子，天天扔垃圾，可很少有人知道垃圾成堆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天特别热，一踩到垃圾上去，那个气味就甭说了。上面太阳晒着，下边很恶心的垃圾味儿蒸腾着，踩起来是扑哧扑哧的感觉，真的是很难承受的一种环境。我们穿着短袖还都热得受不了，她背着个大筐，戴着个草帽，脚腿都打了绑腿，再加上上下蒸腾的那种气味和热浪，她没有一句抱怨。
开拍了，飞尘、喧嚣随着一辆满载满装的垃圾车向垃圾堆的高处急冲了上来，晓庆马上就扑上去，根本就不管脚底下是什么，混在一帮挎筐携篮的脏孩子和老人当中围追着车子，迫不及待地边跑边伸手从车里捡东西。暑气汇着尘土，又呛又闷，人人汗流浃背，尘垢满面。她的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掉。按理说，拍这样的戏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眼泪水的小瓶子，做汗水的喷雾剂，可她什么都不需要，全都是真实的。这场戏下来以后，摄制组所有的人对晓庆都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凌子风拍戏一向要求严谨，而且和她一样，都是一到现场就六亲不认的主儿，有时候不满意了常大光其火，发脾气。奇怪，晓庆从来都是哄着他，不管导演为什么事恼火，她和姜文都能无伤大雅地化解它，把老头儿的情绪给哄过来。所以进入拍摄不久，我就觉得她很亲了。我有时不在现场，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哎，老爷子又发火啦—为了什么事什么事，您甭管了，我们已经把他哄好了……只觉得这个戏完之后，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很亲情的那种友谊。
她还有一场戏很感人。冬天，在午门，那一带非常空旷。我们要抢早晨的光，她得3点钟起来化装，4点钟我们就到现场。冬天拍的是夏天的戏，大家都穿着棉大衣，戴着大围巾，只有她穿着短袖的小褂，背着个大筐。有时候为了布光，她得站在那里配合，半天不能开拍，午门的穿堂风刺骨的冷，她冻得实在受不了了，还打着哆嗦开玩笑：“我怎么还没入党？”
她的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深有感触。
为什么她会成为一个大明星？并不是只要有多高的演技，有多好的形体，或者有什么样的形象，就能成为一个明星了。真的不那么简单，除了个人的功力之外还有一些不容忽略的东西。她这种为了塑造人物什么苦都能吃的精神，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做到的。她能成为明星有她的必然。戏拍完了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在一块儿聚会，就在我家客厅的那张大桌子上，好像一个星期不来就非常想似的。有时晓庆、姜文他们甚至会突然间推门就进来，也许不是在约定的时间，一进门就嚷嚷：“导演我饿！兰芳我饿！”我就赶快给他们弄喝的，弄吃的，就好像是家里人回来了。
她是四川人，爱吃火锅，大家经常在我家里聚会吃火锅。每一次都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每人选一条刮掉鳞的鲫鱼，把它放在火锅里，谁的鱼放进去能一下蹦起来，谁的运气就好。这个刮鱼的任务就显得很艰巨。活的鱼把鳞刮了，放在桌上等着，有时候刮完鳞它还有点蹦，我是不敢碰。所以刮鳞这种活儿往往就交给晓庆和姜文。只听他俩欢声笑语地在厨房里头又喊又叫的。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原来又有一条鱼蹦到地下了，真是挺好玩。
那时，好像她和陈国军离婚的事已经风起云涌了。在报纸上看见这种新闻会觉得晓庆不怕事，似乎什么事她都能够承受，其实不是。经常在拍戏的间隙就会看见她坐在旮旯里发呆，有时候我会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就会说陈国军又怎么怎么着了。她是一副很担心、很忧虑的样子。虽然她后来又碰到很多事我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觉得她并不是像外人想像的那种“铁女人”的形象，其实也像普通的女人一样，有很柔弱的一面。
除了创作上非常配合非常乖之外，有些事情她也很固执。我编剧完了之后就开始管宣传，有些对影片的发行很重要的采访，她都不想出来见，不配合。戏里搭了一个场景是春桃的家，她家里有个土炕，不拍戏的时候里头没有灯光，她就经常在那个炕上盘腿坐着或是歪在枕头上候场。有一次来了一个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采访完编导后一定要采访刘晓庆，可晓庆却说什么都不出来，那个人就不走。他西装革履的，站在摄影棚里的那些破街道、破房子旁边显得反差很大。他一再跟我讲，给我鞠躬，希望见见刘晓庆。我一趟趟进屋去跟她商量，进去一趟，晓庆不干，再去跟她商量，晓庆还是不干，最后我说：“不行，你这样老不去的话，他老在这儿，也影响咱们工作。” 我就哄着她：“哪怕就是说几句话，拍个照片咱就回来，行不行？” 这回她还不错，总算听话，出去了。出去后也是很不配合的样子，那个人讲了一些很客气的话，然后跟她拍了张照片，她就哧溜一下又躲回屋去了。
她对媒体躲避，我感觉可能是很怕受到伤害；再就是不愿意人家干扰她拍戏，我们拍外景戏的时候每次进现场她都要提个条件，就是要围观的人远一点，更不要让媒体过多地打扰。我们那时候拍戏跟别的剧组不一样，外国记者特别多，一些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记者经常是连续几天跟在现场。她基本上不接受采访，因为她要酝酿情绪，提前入戏，我们很少看见她在现场背台词，她总是事先把这些台词都吃好了，现场的表演往往能一两条就过，而且经常有出乎意料的戏出来。跟晓庆、姜文一块儿拍戏，的确是一种绝好的享受。作为导演，凌子风说：“就像画画一样，每一笔下来都能给你一个惊奇，或是一个惊喜。”我很喜欢看她拍戏，也很喜欢看她进入镜头前的那种自我沉醉。也许是互相欣赏，一部戏下来之后，我们这种绵长的友谊十几年来就没断过。
她从秦城出来以后，我们见了几次面。有一天，在电话里我突然感到了她的改变，她说了一些话，非常动情。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说说笑笑，大大咧咧的，可是这次在电话里，她那种非常贴心的话语，让我始料未及。她说：“导演去世以后，我怎么就没想到心疼你呢？”她的这些话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她说：“我就觉得我过去心太粗了，怎么从来没想到兰芳也是需要人心疼的呢？”讲到自己，她说：“从影以来，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不能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