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6-醉眼看金庸-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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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诲淫诲盗”？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正”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算不了什么”，却也在试图使“金氏武侠”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历史”和“学识”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天龙八部》中倪匡代写的文字外，在情节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一种是对于过于离奇的情节的删减，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传》中的“捕捉血鸟”、“蛙蛤大战”。另外一种是对于故事发展因果和人物行为的再解释和再叙述。如《书剑恩仇录》铁胆庄周仲英杀子一事，由原来的小儿周英杰受千里镜诱惑告密，周仲英为义亲手杀子，改为周英杰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误杀亲子。旧版中这个情节，与梅里美的小说中某情节很相似，金庸或许是因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这样一改，固然消减了原来的残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这个情节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显得颇为多余。又如《射雕英雄传》中，杨过的母亲本为捕蛇少女秦南琴，为杨康强暴生子，而杨康所爱的穆念慈则在杨康死时自杀殉情。新版则改去殉情一节，将她们二人合而为一，使情节更为紧凑，但也有人认为，却使这段情孽失去了旧版的哀婉动人的色彩。
旧版新版优劣之争，历来是永恒话题，争论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话来调和。而论实际喜爱，则大半与感情有关，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为主。金庸在报纸上连载时的老读者，便大多钟情旧版，认为旧版率性而来，生动自然；而读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则多钟情修订版本，觉得新版用心良苦，严谨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齐，金庸将他十四部长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联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包含他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依次为《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再加他惟一的一个武侠短篇《越女剑》，共十五种三十六册。此时，金庸五十八岁。
有趣的一点是，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角，为生于海宁世家的书生侠客陈家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主角，则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侠”韦小宝。尽管两人个性、品格、成败都完全形成鲜明对比，却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爱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侠生涯，从写“书生救世”到写“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终于斯。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他要重拾侠笔的传闻，以及他也曾说过，有写一本历史小说的打算，但是，最终都再也未成事实。
随着《明报》事业蒸蒸日上，武侠小说风行于世，中年以后，金庸成了社会文化名流，于新闻界与文艺界皆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陆和台湾都想结交的文化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数次受邀访问台湾与大陆，与政要进行会谈，并渐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
1973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与蒋经国、严家淦进行会淡。当时他声称自己是以《明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非《明报》社长和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会谈中涉及问题，皆是关系到海峡两岸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回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他的名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旅行散记，记录了他在台湾的见闻，也阐发了他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文革”结束，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报》密切关注大陆的改革政策，大量报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
在人民大会堂，金庸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淡。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与明察，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会见过邓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唏嘘。而后，金庸游览各地风光，饱赏了许多他曾在笔下描写过，却长期无缘得见的奇丽景色。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7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7）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报答香港人”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担，金庸开始圆他多年的学者之梦。1992年，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并荣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荣誉加身，但是金庸对于自己年龄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学术领域真的开疆拓土的事实，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后，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到“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时，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过，虽然他选择了逍遥退隐，但仍然没有不闻外事，对香港的政治十分关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获得最后通过。这次访问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违反中英之前的协议，引起了国际上的争端。金庸向彭定康劝说无效，便再次援笔撰写政论，对彭定康方案中违背实际情况的一意孤行进行了批驳。不过，金庸此时也已没有当年笔战群雄的精力和热情了，写了两篇社评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后，他便离开香港，再次返乡。
这次回乡，他拜访了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时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师生叙谈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欢。
就在这同一天，金庸又重游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应校长邢祖康之请，金庸为学校挥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此外，金庸决定捐款300万人民币，为自己曾读过中学的嘉兴市建造一座图书馆。
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以“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小说家”的评价，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与江泽民会谈，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给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归来写有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他在大陆的见闻，以及他关于大陆和香港未来的思考。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改任名誉主席。从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报》。
此后，金庸在中外各地游山玩水，饱览世界风光。此外，则读佛经，听音乐，下围棋。
随着金庸小说风行于世，学术界也受到了震动，开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整体的价值。叶洪生先生写于1992年夏的《“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比较金庸新、旧版〈射雕英雄传〉》中便提到，“近年来在有心人士的推动下，港、台两地甚至大陆，又掀起了所谓‘金学研究热’”，语虽含贬，事实难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组织策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把金庸列为20世纪小说大师之一，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而之前声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选。顿时，在文化界乃至新闻界，都掀起轩然大波，在报纸“金庸取代茅盾”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一时众说纷纭。在《中国青年报》为此专发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话说：“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雅俗共赏。”时年他三十五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声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满四十岁的大学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由于好奇和兴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说，并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这不仅仅是对金庸一人的评判变化，也是历代以来对于文学的评估标准、价值测定既有规则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论中，金庸小说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扩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授予仪式上，金庸为北大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在仪式上作了题为《一场静悄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金庸开始进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争论也就随之而起。正当一批学者惊喜于文学史学作品中的新血，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义的时候，另一批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文化界人士则站出来反对，宣布“拒绝金庸”。
首发炮弹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绝金庸》。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最强烈的批评，就在于“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他认为，武侠强调虚幻的个人力量，不符合历史真实，又鼓吹反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侠小说是“精神鸦片”。
这篇文章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却触及了武侠的根本存在价值问题：武侠作品中的武侠，到底是作为什么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话”，还是使人陷入梦幻的精神鸦片？或者说，这仍然是金庸曾经回答过的问题：武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