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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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
另一类成员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人或曾遭到不公正的打击，或曾被打击国但并非不公正。无论是什么情况他们有几点是共同的：素质低下、性格刁蛮，对于被打击后要求的赔偿条件高得惊人，而且这种要求（中国的政治术语是“落实政策”，非常令人费解，不知这个政策为何物）常常无止境，不断增加一些绝无可能满足的新内容，诸如子女职业、住房、高额赔偿金及本人的职务官位等。者就令人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平反和补偿而完全是一种借机勒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类人完全无办法。好在他们紧紧是满足于职业告状者的生活，在政治上则完全没有能量。
还有一类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即上访群中的各型偏执症患者。很难确定这些精神障碍者的致病原因是在文化革命遭遇不公正迫害，还是他们带“病”参加文化革命因而才受到打击的。相当多数的人仅仅在臆想中受过迫害。这些人值得同情的地方在于，由于中国根本没有心理医疗网络，甚至没有这种概念，所以这些病人不仅自己拒绝承认有病，社会和政府也不把其当作病人看待。一个病人和政权发生政治性冲突，其悲惨境况及双方的痛苦都是可想而知的。中国至今尚未有用精神病院对付政治犯的记录（刘宾雁先生坚持认为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恶劣先例。刘的说法待查），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不应被看作是迫害而应看作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上访这组织的团体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最有争议的，这些人素质虽然不高但及其热情勇敢，而且在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却表现得极为单纯、质朴，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最初具有明确的反共意识。一位傅姓女士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是西单墙附近最有知名度的人物。傅女士的遭遇是悲惨的。她遭到本单位中共党员干部的性骚扰，虽多方躲避及抗议但仍不能自保，后又被该干部强行奸淫。傅于是离岗开始长达一年之久的上访告状。告状的结果是被奸污事实没有确认，该干部位受任何惩处而傅女士的声名荣誉却被有权力者彻底败坏了。
傅女士以后曾组织过一次有数百名上访者参加的向政府示威请愿活动（这是西单墙时期唯一的一次有规模的游行活动），傅女士因为这次活动而以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被起诉。
有的文章说傅女士的这支游行队伍曾喊出了一些过激或出格的口号，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法庭在审理傅案的过程中曾发生了戏剧性的波折。 毫无经验的法官（因为中国在当时刚刚恢复公开审判制度，所有得法官都是没有经验的）突然发现事先已经确定下来的判决意见遇到了强硬的挑战，傅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提出了能够证实自己曾被单位里的中共干部强奸施暴的有力证据。据民间流传的不可靠消息，傅在法庭上声称知道那位先生身体隐秘部位的明显特征，而自己后来屡遭迫害的事实说明他们之间不是通奸关系。法庭确实为此不得不休庭验证，并在休庭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流传出来。
这个案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审查妨碍交通罪是为什么要弄清是否遭受强奸这个事实，难道被强暴的女人就有充分理由去冲击或妨碍社会秩序？傅女士是华国峰点名要以司法手段惩处的两名持不合作态度者之一（另一名是魏京生），或许，出于同情，那些毫无经验的法官用一种极富计谋的手段保护了她。
第二类政治性秘密团体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干部子弟所组成的各种“讨论小组”。干部子弟的特点是消息灵通、政治敏感且有比较广泛的知识。这些青年由于具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所以他们在对当局的对抗中显得非常无顾忌，甚至有撒娇的成份。
干部子弟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不明确，他们过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目标。西单墙上那些要求为清明节事件平反、要求启用老干部以及对凡是派干部的侮损，基本上出自这些青年之手。许多西方专家认为干部子弟是中国最有政治头脑的一批人，因为他们从来都把政治目标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作虚泛的空想。西单墙时期，他们最关心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父母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热心社会改革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按中国社会原有的秩序稳定运行，那么他们的政治血统完全可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比一般社会公众更多的深造及升迁的机会。这种优越的地位是他们既不可能成为与当局对抗的一支力量，又不会成为争取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因为这些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大相径庭。
魏京生是秘密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这份刊物以攻击时政为主要内容，编辑部成员和他们各自联系的外围人员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上层社会的秘密政治沙龙的松散团体。出于干部子弟的狂妄、轻率和无知，这份刊物的观点也是混乱不堪的。但却十分大胆、无忌、放肆，极专断极自由地对时政予以评点。政府当局当然对此无法容忍。魏京生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被捕，１０月被判处１５年有期徒刑。
干部子弟组成的政治团体不乏政治才干和智慧，西单墙期间他们最得意的政治作品是诱使已经掌握了中央主要权力的邓小平对西单墙作支持性表态。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与一些干部子弟进行了接触。当他们得知诺瓦可将有一次采访邓小平的机会时，他们立即为诺瓦克列出了一个采访提纲。结果是意料中的，邓对诺瓦可讲了“民主墙是一件好事”的话。但是这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立即就对自己的失言作了完全意义上的修正。他说：并非西单民主墙上的所有大字报都是正确的。这样，他就仍然能够把主动权牢牢地操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对于西单墙前游荡的那些热情的青年斗士来说，他们得到第一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头昏脑热了，他们接着就会犯下第二步的错误。
干部子弟阶层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社交群体，在近３０年的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相当醒目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３０年可以从１９６５年北京市的干部子女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造旧教育制度的反计算起一直到最近大批高干子女进入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其中，最辉煌的两个时期应当是１９６６年夏季的红卫兵运动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前一个事件他们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同时也打倒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而后一个事件是他们与普通市民一起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四人帮及极左派与干部子弟群体是一对死敌。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硬是塞进了一条反走后门的内容。反走后门是反对干部子弟不去农村当农民而是凭借父辈的权势和关系网上大学和在军营里被提拔成干部。四人帮反走后门的目的仍然是在政治上打击老干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反走后门这个阴谋的表面内容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最大程度的拥护。
在四人帮倒台以后，反走后门及反特权一直是民众民主运动中最强烈的呼声。而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这个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是最易激起公愤的一个话题。
如果抛开政治问题不谈，仅从社会意识和情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在反对特权这个问题上文革极左派与现在的民众民主派之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如果更冷静地深入进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久已存在的民众民主意识是文革极左派得以上台的最适宜的社会土壤；而现在的民主运动及其思潮中明显带有文革极左派的思想遗留物。
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逻辑推理，可以得出一个很据警醒意义的答案：如果不进行社会秩序的改革，使其在竞争、平等、风险的基础上趋向稳定和民主，而任由权力发生异变，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极左思潮完全可能互生。中国人，还愿意再经历一次文革吗？
邓小平对西单墙的态度变化表现了这位卓越政治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为难得的大局观。
邓除了对诺瓦克表态说西单墙是一件好事以外，在此之前他还对一位日本来访者讲过这样一些态度明确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写大字报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批评人民群众为发扬民主而采取的行动……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发泄他们的不满！”
但是很明显，中国尚不具备（在当时尤其是）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其根本证据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辩论很快就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这样不仅会破坏四个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稳定与团结的社会环境，而且从当时的具体政治局面分析，邓如果再进一步地提倡民主运动和纵容西单墙的大字报，他将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因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冲击老干部的利益，而邓暂时还没有一支可信赖的力量能取代老干部帮助他清除凡是派（华国锋及其盟友），又牢牢把握住政权。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邓说道：“有些坏分子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为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
邓最后愤怒地说：“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
第三类政治性小团体的成员几乎全是１９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属于平民阶层的大学生。由于他们家庭的原因或本人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在文化革命中遭受过政治挫折和打击，所以他们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强烈。当他们孤单地忍受了多年，终于在西单墙下寻找到有共同经历和语言的同龄人以后，他们谈话的题目和思想从社会表面现象飞速向更深的方向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是这类小团体成员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共同情绪。
西单墙之后，这类团体以松散的单线联络形式保留了下来。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每当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高涨期，这类团体的成员几乎都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或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往往比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更有政治意义。目前活跃在西欧和北美的中国流亡的民运活动积极分子中，更成熟更有职业性的一群大多是来自这类团体的成员。
根据美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报告，西单墙下产生的政治团伙之所以能坚持了下来并有可能成为流亡的中国未来的反对党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在政治上终于与共产党决裂，其原因大约是：
1。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 这些青年在政治上曾受过较重的伤害，并在青春成熟期时在精神上感到压抑和自卑。因而他们对社会以及对共产党的统治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政治上的敌意。
2。 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天资使他们能够从外国思想界寻求政治营养并开阔眼界。这些人最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变种或分支流派的思想论著感到亲切，以后才逐步改信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
3。 自西单墙开始， 这类团体的主要成员一直与外国有直接联系，而在８０年代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利用考取欧美大学资格的方式又先后到了国外，较少拘束的环境使他们的一段思想得以系统性发展。
4。 西单墙事件结束以后， 中共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参与西单墙、民办地下刊物及以后的其他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歧视态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产生了绝望感，也断绝了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可能性。
流亡欧美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明确政治目标的党派组织。不过，具有经验的专家判断，这种党派组织根本不具有在不远的将来形成有影响的反对党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这些组织远离本土中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公众中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而且脱离了国内公众以后这些职业政治野心家团伙完全陷入了纯政治清谈、歇斯底里仇恨、财务危机、争夺领导权的混乱漩涡，这就使得这类政治团体永远失去了成为能够通过反馈系统来调整思想和政策的有生命力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
从现在和比较长远的将来来看，流亡的中国反对派不会对中共在中国的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它们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被抛弃在国外的愤怒而无奈的一小群。
在中国国内，目前尚无存在或生成反对党派的迹象及可能。共产党明智地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比较宽松的政治管理措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开始从狭隘的政治院落转向广阔的商品市场，极端对立的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也不会再度出现。当然这不排除在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或发生指导性失误时，仍会有来自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指责。这类指责如果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再会发生政治对抗，因为中共一把这类问题纳入了体制改革的范畴，不再笨拙地上纲为阶级斗争或政治立场的冲突，因而不再继续从政治上树敌或培植自己的反对派别，这也是政治宽松的一个准确实例。
如果来自知识界或社会公众的指责比较具体明确地指向中共的某一位领导者，则有一定的危险性。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能影响到中共领袖产生的制度，因而这类批评或指责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会涉嫌对共产党领导权的攻击和否定，因而产生的情感地处往往使政府或中共应对失误。过于严厉的反批评又会激起民众的对抗情绪，酿成彼此伤害感情的小规模冲突。
真正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中国民间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会党的出现，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报刊的披露，这类会党或神道组织目前已发展到屡禁不绝的程度，其中规模较大者常常能在短期内发展信徒数百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村镇政权的干部及派出所民警都有参加会党并成为骨干的现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体中，文盲及低教育水平者占很大比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低档次神秘宣传的蛊惑欺骗。当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致富机会与农民日益强烈的致富欲望产生比较大的差距时，这类神秘宣传则有了相当大的群体性社会对象。此外，农民一旦走出乡土进入城市，眼界的开阔与自己经济状况的困窘也会形成较强反差，并因此而产生出莫名的愤怒情绪和破坏欲望，从而为怪异邪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经济发展过程的突然性断裂，即不合理增长速度的人为或自然的调整，将是各种反政府思潮爆发的关节点。而公众的对未来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以及政府的对前景的过于自信的宣传，不仅会使繁荣的虚假成份增大，而且会在断裂到来时产生更大的绝望和愤怒。
四、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旧式民主运动的终结
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无知或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