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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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胡耀邦的有偏激之嫌的行为和思想明显有悖于邓小平接力要维持的团结稳定大局（但是并不悖于邓的改革路线），许多老干部将自己被逼迫退休并交出权力后的愤怒发泄到胡的身上，充斥着激愤情绪和骂人字句的告状信不断飞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无意放纵既损害了党的领导又危害到社会统治思想的纯洁和统一。胡自请免去党的总书记职务的内幕尚不为人知，但是肯定于１９８７年前后的自由化思潮有关。胡的免职，在政治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使他成了一位被冤屈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他则成了邓小平及其改革路线的反对者。
１９８９年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经济改革与旧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形成市场和计划双轨并存的混乱；政治改革又与原有的利益集团发生摩擦和对抗。多种矛盾混交叠存，本来是推行逐步改革战略过程中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以小乱释放大乱的邓小平工作原则。它的危险性在于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成为改革的不满者和受害者（意识上的和感觉上的）。这种战略的胜机其实也是很大的，能够小步前进必然也能够小步退缩，不至于陷入只能进不能退的绝境；更主要的是，社会各阶层有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真正未收益而受到损害的是军队集团，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军费支出。但是在危急时刻军队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邓的一边，这是令人费解的）。
邓及其同事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社会道德体系会发生严重危机。无孔不入的商品行为不仅对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而且对它的道德体系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已经习惯于按旧秩序生活和思考的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冲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而权力的大面积交接更替又使得权力被滥用以及用权力谋取利益的现象普遍发生，机会因为权力而不均等的社会现实突然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又极大地诱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忌恨，对社会前途的沮丧、忧虑和恐慌。
如果这是社会经济运转情况正常，上述危机也许会悄悄地渡过去。但是，由于对经济超速增长的追求引发了需求拉动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升的速度在１９８８年秋冬季达到了顶点（一般顾及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２０％以上）。不安和愤怒情绪随着物价飞升而成倍增长。
不满和埋怨是社会的普遍情绪。小步推进改革的战略在这时暴露出了它的弱点，经济成果显著时所有人都是它的拥护者和得益者；经济发展一旦梗阻，改革政策就不再拥有它的强大的固定的社会支持力量。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反叛意向。
胡耀邦的去世为这种反叛找到了一个恰当的道德上的借口。因为各阶层都有理由把胡视为自己的知己和偶像并为他的去世共同感到悲伤。于是，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政治形示威，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层组成了共同的反政府阵线，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青年学生与要求恢复旧有秩序的普通市民排成了一支游行队伍。所以，狂燥和少理性必然成为这场骚动的明显特征。
较之历次民众参与的骚动事件，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显得更杂乱无章、更少理性目标和更多情绪渲泄，它距离一个民族成熟的进步运动更遥远。各类阴谋家和政治不成熟者的五花八门的主意和策略虽然使运动增添了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情绪的主流始终没有淡化。
这次事件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的一次重复性演出，因为它们既没有脱离开这类运动的一般性框架：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对社会正常进程的自伤性破坏以及它的结果的反动性和完全无效用。
必须着重描述的是这次骚动事件中一些戏剧性情节。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青年学生进行胁迫性绝食的举动显得既悲凉又轻率。这种东方式的抗议方式在这时使用尤其显得不当。牺牲自己以剖明心志是信奉儒教的忠贞义士惯用的取名法术，而当中屠杀自己以造成威胁是表明自己有存在价值。中国的大学生们则一方面以这种自杀方式向政府表明自己被政府误解的委屈，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自毙的悲壮唤起全国性的反政府情绪。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使单纯性抗议活动染上了某种难以理喻的阴谋色彩。
在广场上最受欢迎的消息是西方政界人士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使人相当不舒服地意识到学生们坚持抗议行动的意图是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甚至干预，于是这次民主运动也就更远离了民主精神。人格完整和人格独立是民主意识成长的标识，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这是奴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中国的青年们本不应亵渎自己。
纵观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以后发起和积极投入的历次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目的的运动的一般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及社会的最进步阶层目前均不具备自觉的、完整的民主意识，而且对民主概念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因此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仍是一个不可见的相当遥远的未来目标。
必须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告诫是：社会的真正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锲合一致协调发展的产物。它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适体性组织，有着多样性和差别性特点，而它的内在的精神发展则是人类共同的进步原则。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养成是争取民主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唯一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严重缺陷，主要表现症候为：
１．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心理学特征和行为学特征上都表现出明确的趋群趋俗倾向。没有独立抉择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于勇气，因此较易于被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由于这种偏狭和局限，中国知识分子从未成为过运动的独立的或主体的力量，因而所有的民众民主运动均不具有民主性质。
２．缺乏自律精神。道德修养和自主意识的欠缺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行为呈现低道德水准和天然违法性。１９５７年在向共产党提意见过程中的违宪言论，文化革命重的造反行动以及文革后历次风潮中的过激言行，都是严重的自伤行为，使运动在一开始就偏离了目标并改变了它的性质。此外，思维的单线式合固执性造成了中国社会极少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发生以后参与风潮的大学生曾获得了与政府代表公开对话的极好机会，但是缺乏自律意识的大学生们由于无法本能地自主地判断是非以及无法约束自体行为使其与法律自觉吻合，他们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全民族都大有裨益的机会。
３．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在平等观念的制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才不至于兑变为极端个人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提出的民主性目标之所以缺乏合理性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全社会政治平等的原则。１９５７年的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权，西单墙的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度，１９８９年的要求言论彻底开放，这些民主要求无非是民主外壳的设计，虽然漂亮华丽但却与中国社会的发育状况不相吻合。它只是少数只是精英的利益所在，并不是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几亿文盲状态的农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这种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冲突或差距，表现了知识群体尚未具备真正的政治平等精神。他们努力从中共和政府手中争取的平等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成员的政治需要。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四章 中国的干部问题
内容提要：第五个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纳税人观念和雇员意识。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可以作为权力异化的条件。
像官僚主义开战。毛泽东死不瞑目。
含泪的妥协，是为了政权的稳定。
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幻觉，监督权可以不遭受污染。
把希望寄托于民主，就等于把女儿嫁给了魔鬼。
法律，保留孔眼是为了不使它成为绳索，于是它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一张什么也捕捉不到的网。
唯一的抉择和出路——坚决制约权力！
在观察中国的社会状况时，有一个难以鼩避而又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即中共干部阶层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性质归属及解决方式是什么？
毛泽东把中共的“大官”称为“资产阶级”，这显然不是情绪偏激时的用词不当。研究毛泽东晚年历史的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在对待社会各阶层的态度上明显有平民倾向和愤世色彩，而他发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即清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按照通行的解释，即刘少奇的忽略政治注重经济增长的路线及其拥护者，那么很难理解毛为什么以打乱一切秩序彻底发动民众的方式去解决这种纯粹的思想路线之争。而且，这种解释也离毛的本意甚远。
毛泽东是把他的党内的官僚阶层当作一个阶级去反对的。他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即平民与大官之间的阶级斗争。
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毛的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概念的正确阐释，可以成为把握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基本脉络的钥匙，并为毛泽东晚期行为和政策指导方针找到更合逻辑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基本看法在１９５７年夏季以后发生了急剧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曾幻想过要建立起一个和睦、谅解和家庭气氛浓厚的田园诗社会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变得非常悲观，一再强调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危言国家变质问题。两次庐山会议上他都公开提出了要重新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危险性是现实的、急迫的，毛有时流露出恐惧和沮丧的情绪。他的根据是什么？
蒋介石及其残败的军队已经不再对毛构成威胁，而且他也从未把他们放在过眼里。国内残存的敌对阶级势力实际上也微不足道了，毛虽然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这些孤立的个人已经很难真正堆共和国发动攻势了。实际上毛对国内的安全工作是比较放心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怎样呢？我看缺点是有，但是跟国外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毛在６０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仍对残存的地主分子表现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强调的是对他们的改造、教育和分化，并且断言地主分子中的一部分已经改造好了。１９６４年５月他甚至意味深长地对四位副总理说：“一定要很好注意阶级斗争。……不能唯成份论，马、恩、列、四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毛泽东这里讲的阶级斗争显然不专指甚至是不包括队在土地改革时期单纯按照财富数额划定的敌对阶级的家庭成员的斗争的。
美国为首的国际仇华集团的武力对中国构成一定威胁，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不是“国家变色”的主要原因。毛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判断是轻松而又准确的。１９６０年３月他说：“美国和我们结的仇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仅现在有效的间歇性，而且将来有较大的间歇性。”如果把间歇性理解为矛盾的暂时缓和或缓解，那么１０年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就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而毛在此后仍喋喋不休地大讲阶级敌人的威胁和国家面临的改变颜色的危险。
毛泽东头脑中的阶级敌人，究竟指的是谁？那个阶级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最早的问题应该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一般认为，右派知识分子用出言不逊的方式攻击共产党，甚至要求国民党回来，这些言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刺激，并由此而改变了他对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这种推断是符合逻辑的，而且也有明确的事实证据——３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终身戴上了识别政治身份的标记。
但是这种推断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毛在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开门整风运动中的斗争目标是谁？毛在确认右派知识分子是敌人的同时，是否也把整风的目标修定掉了？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仍是他心目中的大敌，那么他将采取何种作战措施并且选定什么时间重新对他的党内产生的“大敌”开战呢？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刚一结束立即就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党内敌人的斗争上。他甚至宁肯从宽发落右派知识分子也绝不会放松对党内问题的注意。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宽容大度地表示要对右派知识分子给予出路，他说：“几年以后，把心交了，摘掉帽子。”交心，仍然是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方法，而几乎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趋向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新概念：党的干部中的特权分子正萌发成一个新的阶级！
为了从根本上阻止这个阶级的生成，毛在这一年稍晚时候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突然非常幼稚地提出恢复“供给制”，即恢复在战争年代对干部实行的低消费标准的配给生活用品的制度。毛的建议在理论上是原始而有笨拙的，但他的用意却是极为明显的。当全部生产资料都收归国家所有之后，干部将作为国家的代表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侵剥工人、农民，最终以这种形式生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毛泽东力图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被毛一再提及并加以创意性发挥。毛企图用这个概念说明即使合理的、公平的“权利”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通俗或政治化的解释是：干部因为战争功劳以及担负领导指责，他们领到较多的报酬。这种比一般工人高出很多的报酬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及为了维护并扩大这种权利使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新生的阶级。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的一次讲话中，对一些努力争取较高级别和较多工资的干部进行了最严厉的斥责，他决定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牌子挂在这些干部中民愤最大一些人的脖子上。在一周以后，毛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宣布中共内部有两个派别，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两派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官吏体系的。文革中对刘的“反动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都是牵强生硬的，直到现在仍无法明确找出毛与刘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应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