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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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这以理论在实践上是完全失败的。这里甚至可以排除林彪元帅和江青女士等极左拍利用和滥用这种理论去整人的情况，这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化。周恩来讲过错话、作过错事，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中共现任的或已经卸任的高级领导人是几乎都在自己手里出过几起冤假错案或整出过几个右派分子。很难完全用违心这个词来推诿搪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的这一思想是作为指导方针被全党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而在毛泽东仍然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一项成熟有效的制度使他们能够制止毛的错误。抵制者中胆子最大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他敢于违背毛的意愿去否定那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他也很轻易地就被毛又一次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廉洁风气和干部的俭朴奉公是值得称道的。令人怀疑的是这种廉政是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威胁。很难认定这是毛泽东对干部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谨小慎微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地位的不稳定，始终处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风浪中，这使他们不得不注意收敛自己的言行。
有效的严谨的监督机制从未建立起来，依靠公众监督被证实只是一种空想。群众虽然有贴大字报公开披露事实的权力，但干部本人及干部所依靠的另一部分群众也有贴大字报反击和进行打击报复的权力。从文革中后期开始，一般群众不敢也无法再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
权力对毛泽东的反击也是肆无忌惮的。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普通社会公众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特权以及特权的效用，而在此之前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特权问题的激愤议论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之中。关系网在权力之间建立起来，一切紧缺物品或凭票证供应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关系轻易搞到手。汽车司机、有处方权的医生及住房管理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论上完全由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入学学生总数的５０％以上，而解放军官兵入学者的８０％是将门之子。其余非干部子弟学员也大都与基层实权人物有瓜葛牵连。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评论这种状况，说，后门堵住了，但墙壁推倒了。毛自己已是心灰意懒、无能为力了。福建一位小学教员向他写信抱怨自己无能力走后门，结果下乡的孩子不能进城安排职业。毛泽东也只能给他寄去３００元钱以表示安慰和歉意，一个“国王”因对官吏管教不严而对臣民表示的歉意。
邓小平信奉的一句哲学名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０年以前中共高层的凡是派曾对这句话进行了认真的挑剔，但是也没有找到它的明显疏漏之处。
但是用后来中国人的实践再去检验这句哲学名言时，可以发现它在指导人们认识事物，特别是认识理论性事物时有严重的误导性。理论是一个系统，如果因为它的输出信息错误就否定了系统的全部组成部分，这是不公道的。就如同一道多步骤运算的数学题，不能因为得数与正确答案不符而一概否定全部运算过程。
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倒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理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具有相对值，其实践的结果因时间地点的变迁有可能完全不同。毛泽东的理论完全或永远也没有合理之处吗？
根本否认毛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是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性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而激起了公愤。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就有的看法。他在那次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普遍对特殊化现象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相隔１０年以后， 即北京事件平息以后， 中国的人大代表郑旭棠先生在香港《文汇报》撰文说：“根据内地１００多名记者就１９８９年时大难题进行投票的结果显示，为政清廉问题高踞于第二位，仅次于物价控制问题。”
相隔１０年，问题依旧。中共不是没有下手解决，而是没有获得改善和好转的迹象，甚至有泛滥、恶化的趋势。如果１０年前干部特殊化问题被“少数坏人”利用搞了一个西单墙事件，１０年后为政清廉问题则被同样的坏人利用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再过１０年，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郑旭棠先生在文章中质问道：中共“为什么面对党政机关内的贪污受贿行为蔓延却表现得一筹莫展、软弱无能呢？”
这个为什么肯定是令中共感到不快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无意对这种腐败行为纵容，而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彻底整治的。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就告诉邓小平必须抓住反腐败问题不放手。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曾几次转述陈云这句箴言式的警告。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邓对腐败现象的评论是：再不治，中国要变色！
３０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有变色的危险。３０年后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相同的警告，仅仅是巧合？所不同的毛泽东那时所看到的只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看到的也仅仅是干部特殊化，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共产党面临的则是一批人的腐败了。
问题仍然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一些人宽慰邓小平说可以用加强法制的办法解决，但是这仅仅是宽慰而已。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它的议会制订通过了数十种法律，但是党和社会的腐败行为几乎和法制建设同步增长，毫无收敛迹象。法律的执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社会产生腐败时，执法行动也难逃同样的厄运。它不是神仙，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根据中国的报道，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努力与自身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如果社会指望法律去清洁的话，法律机关的清洁问题又去指望谁？
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存在着。如果说１０年前官员接受小额馈赠还必须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那么现在收受大额贿赂已经是一种半公开的行为。道德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不仅不再对地下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进行谴责，反而有了默认甚至赞同的色彩。公众情绪也开始麻木，不再对社会风气好转抱有奢望。据一项调查，１０年前社会公众的心理是盼望能有传说中的包公式清官出来治世，一部歌颂新包公的电视剧《新星》轰动全国，现在同类题材的节目被绝大多数观众冷落。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去？会不会重回毛泽东？
邓小平坚决认为资产阶级是在党外的，它们不过是利用共产党内的腐败以次为借口打倒共产党。他说：尽管反腐败是某些人借以打倒我们的口号，我们仍然准备认真办。
中共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在１９９０年７月庆祝党的生日时说：要反对和平演变！
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并非从头错起，每一个不对中国怀有恶意并且能够用研究的目光观察中国事物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毛是一个神，人们也许要过许多年以后才能理解他。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当人们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并又一次真心地遵循毛的教导去行事时，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已经不可阻遏地滑向了另一股轨道。
另一股轨道，是捷径吗？它能通向繁荣和富裕，安定和统一？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五章 中国未来几年可预见的社会治理方案
…
内容提要：治理整顿的要义就是部分地背叛或复辟。中国的第三代领袖将起自于“复辟”行动吗？怎样继承邓小平？
不要迷信法制。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扩军，是为了应付社会战争。地区紧急状态与军管，可行的选择。
不干不净的行政权力。 权力强化，三分弊七分利。 地经济水平需要绝对秩序。 专制，秩序的保护神。
如果能够执行３０年的强迫教育计划，那么专制权力的一切过失和罪恶都将被饶恕。
工作队再度接管乡村政权？
部分地否定毛泽东是邓小平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邓对毛的否定显得急不可耐。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出于私人成见或仅仅是为自己正名，因为他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清楚在毛尚健在时就否定他的文化革命，邓的前途绝对是凶多吉少，甚至可以肯定他的行动在一开始就具有自杀性质，即不能见容于领袖，又绝不为多数社会公众所理解。
但是邓还是以飞蛾投火般的勇气去干了。文化革命中当他仅仅获得了一部分权力并且地位还相当不稳定时，他就开始策划对毛的否定行动了。１９７５年他公开抛出一个名为“整顿”的纲领，开始在军队、工农业、教育和科技各个领域全线批判和控诉文革的罪恶。邓的手法是一切反叛者惯常的逻辑推导方法：通过攻击社会秩序恶化的现实以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达到部分地否定毛泽东，并进而引发一场民族的思想革命。
邓冷冷地讥讽说：雷锋叔叔不在了。
雷锋，是高道德水平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当文化革命使这个名字不再为人们所崇拜和效仿时，社会秩序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了。
邓小平的这场反叛运动失败了。但是邓还是赢得了向来以成败论英雄的西方各国的极大尊敬。因为失败了的邓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品质和爱国精神。
邓表现出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使用一切可行的自保措施加强守卫。据现有的材料证明，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所有“整顿”行动都事先征得了毛本人的统一，“要整顿”也是毛的最高指示之一。邓是高举着毛的旗帜去反对毛的文化革命的。在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工作中，邓严词强调秩序和纪律，撤换了大批文革中凭借造反有功而获升迁的领导人。他仅仅干了８个多月，就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此经济由停滞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１．９％。
邓的支持者是周恩来。周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也很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对毛毕恭毕敬，在大的方面从无违逆之举；另一方面他又无数次利用了毛的指示解救了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遏制了林彪和上海帮文人的攻势。由于周的勉力维持，中国经济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崩溃。
周深知自己不是领袖之才，真正的未来领袖将是邓小平。周的这种认识早在５０年代初就有了， 他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 我欣赏邓小平的领袖风度和才华（“举重若轻”——译者注），而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周恩来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一反谨慎小心的工作作风，全力支持和鼓动邓开展整顿工作。但是当周终于病重不能再替邓做遮护工作时，毛泽东也发觉了邓的反文化革命的意图。
毛泽东极轻易地就摧毁了邓的防御体系，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毛板起面孔宣布了邓在政治上的第二次死刑。他对邓的评价是：走资派还在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个政治伟人的对抗是极其严峻的。它绝不是宴会桌下的用皮鞋对踢，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厮杀。谁也不会为友谊、温情和老人的苍凉感而放弃原则，水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顽强地坚持着自己。邓在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角斗中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操。如果仅仅是为了反对毛本人，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狡猾的策略和战术。例如，他再等待一年不到的时间，毛就将辞世西去了，那时他的行动将再无羁绊。另一个恶劣、有效而又非常普通的战术是引申归谬法。推波助澜或者仅仅是消极旁观着毛的路线最终结出社会的恶果，从而诱发人民的反抗，一切罪恶都将由毛来承担。
邓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任由错误泛滥的话那么受害者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国的政治角斗场上，只有爱国者才可能成为赢家。邓是怀着赴难者的悲壮去投入战斗的。
毛立即就部署了对邓的反击。他甚至等不到周恩来逝世就在全国开展了针对周和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毛已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他撕破脸皮对自己昔日的老战友和几乎是相伴一生的政治伙伴进行了最后的攻击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文革遗产以及为自己身后的中国规定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是荒唐的，但不能不承认他也是伟大的爱国者。
邓以沉默相对抗。在沉默中他已经不把毛看作是一尊神了。在那时也许有几分沮丧，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得到一次政治上的机会以抒发抱负和理想，他虽然比毛年轻一些，但他们毕竟是同一代的人。他也有怨愤，毛的蛮横无理和昏聩轻信甚至深深地激怒了他。但是邓绝没有因此而对毛本人产生丝毫仇恨的心理。他和毛都是政坛上有造诣的拳击手。击倒毛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邓只要再有一次机会，他也要不遗余力地鼓吹对文化革命的批判，对毛泽东晚期错误进行否定。当毛已经完全成为一位神志不十分清醒然而又滥用权力的昏君的时候，邓仍没有完全否定毛这个人。
邓已具备了成为在毛之后的下一任领袖的条件：对前任者的部分继承和部分否定。者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又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舍此之外的全盘继承或全盘否定都是错误。无论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或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都只能照邓小平的方子去抓药，这几乎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条规律，这其中的哲学原因和实践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真正能把握好继承与否定的尺度，并且像邓那样真诚地实行这个方针则很难。
极左派官员们给邓起的绰号是“还乡团长”，意指对文化革命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公众却称邓为“邓大人”或“邓青天”。邓大人一词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它既是一个失败了的爱国者的象征，又是一个反抗的符号，人人都愿意听从它的召唤去投入政治反叛的队伍中去。邓凭借着对文革的勇敢批判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以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毛泽东。这说明拳击并没有结束。
斗争的爆发时１９７６年的清明节事件。当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