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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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损，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裂度。
局部变态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性抗议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讲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权力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形象。４月邓给华国峰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的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将产生一个副产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破坏人们对毛的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念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一系列看似非常愚昧的错误。平反的材料完全一边倒，给人的印象是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在这个“新社会”受到迫害和打击，而毛不仅是在认识上陷入了错误，甚至在道德上、精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毛的形象受到损伤，毛与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决策原则也受到普遍的怀疑。
许多内幕材料被披露出来。要命的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受迫害”一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把自己涂抹得无辜又无邪，忠贞而又善良，但他们受到了毛本人或共产党的打击。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讲清真实，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舆论已经悄悄地发生变化，在８０年代的最初几年，任何试图为历史作辩护的言论都受到舆论的抨击，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拿着一顶顶“保守派”的帽子给人乱扣。从一种不公正中拔出脚来又踩入另一种不公正的泥潭，中国知识界的不成熟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泽东个人形象受到不公正的污损本不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形象本身也欠真实，沾染有过多的涂抹色彩。但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形象上具体地寄托了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寄托着一种人民已经接受了的社会生活方式，对它的任何损伤都是对社会信仰的瓦解和动摇。
毛泽东不同于中共历史上的陈独秀和王明。后两个人的错误也导致过中共大批党员改变信仰，但中共最坚强的一小部分人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因为陈独秀和王明并不能代表共产党强硬派（毛和邓都是这一派别的骨干分子）所坚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们的错误丝毫不能说明这种思想必然要破灭。换一个说法就是，陈独秀、王明以及一共十个反党宗派首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或叛卖、或逃亡、或犯下左的右的错误，都与革命的主线无涉。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按照这条主线的指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条主线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遥远的、文不对题的、欧化的，这个主义在中国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毛泽东的形象受到损害时，这条主线也就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从现在看，这或许是中国在摆脱文革走入改革进程的过程中付出的最大牺牲。因为这条主县（它是一条能够延续的生长中的线索）的另一个名称是：独特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当这条主线的某一段落变得模糊难辨以后，中国人向前继续迈进时将方向不清，道路不明，犯下更多的错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中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或日本、欧美走过的路，因为它是一个大而贫穷、文盲众多的国度，它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延长线走下去，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如果说不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必要的否定中国就无法迈出下一步，那么仍有必要对这种牺牲或痛苦的副产品做出限制，使它不至于产生波及面太大的灾难性后果。进行这种限制的唯一可行措施就是及时塑造新的偶像以代替毛泽东的位置。
从原则上看这或许是愚昧的，是反现代文明的，但是从实践看，这样做对于中国却是绝对必要的。中国的明天是走向现代文明，然而它的今天并不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必备条件，它必须首先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否则它就永远也没有了明天。明天或许是孩子们各自独立生活，但是今天他们必须服从家长的管教，否则他们无法安全地长大。
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指手划脚地加以指导，这是可笑的。因为它们在达到比较高度的文明之前也走过一段愚昧、野蛮的道路。愚昧、野蛮是文明和进步的基础和手段，这是世界历史所讲述的一个浅显道理。
中国的现实需要一尊新偶像。但是它似乎错过了这个机会。
邓小平坚决拒绝出演这个历史赋予他的新角色。他公开说出来的理由是反对现代迷信，他认为领袖个人迷信给党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是巨大的。邓小平就曾深受其害，他先后两次被无端地逐出中南海，都是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决定了，邓甚至没有申辩的机会。
邓厌弃新的造神运动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与华国峰的交恶。华热衷于接受民众和干部们的阿谀恭颂，使邓终于忍无可忍，他本来是有可能迁就华的无能，允许他继续担任一个名誉性虚衔的。
邓大声疾呼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真正实现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比较可靠的民主决策制度。他推举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但很快又取消了党的这一重要职位，令胡改任新设的总书记职位。这个职位的含义仅是一个会议班子的召集者而已。
无论是对于胡耀邦还是对于胡之后的赵紫阳，邓小平从未给予过公开的个人赞颂，没有过人为地为其树立威望的举动，这不能解释为他对这两位年轻者的不信任，而是他避免为党选择一个个人色彩太强烈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人很容易被捧到一个不适当的高位，形成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但是，邓在１９８９年彻底引退之前，他为党的另一为总书记江泽民格外加上了一个突出的头衔——集体领导的“核心”。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在领袖、权威以及树立必要的个人威信的问题上，邓是否在认识上曾陷入了一个误区以后又有所觉悟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变化发生在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