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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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公众又一次做出了非常奇特的反应。不知是出于错觉，还是计划步骤本身除了问题，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反应是恐惧。他们隐隐地感到自己的生活安全和职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的确，包括“优化组合”在内的用工制度改革意在砸碎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铁饭碗”。公众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对“改革”的愤怒。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中，公众的这种愤怒以充分表现了出来。
１９８９年以后，中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极为慎重。在一些公开的宣传材料和显然是有大人物撑腰的报刊“社论”文章中，竟庆幸中国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像前苏联一样陷入极度混乱中。外国的一些评论家也持此种观点。
中国人多少有点儿对苏联人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这几乎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街头每一个被问及的人的共同情绪。但是苏联人也在看中国人的热闹。俄国的报纸谈及中国时几乎也是一个腔调：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中国人的麻烦在后面。
中国目前的状况远比前苏联各国为好，这个事实基本回答了两种选择的孰优孰劣。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提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进行改革时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一点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将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但是，中国是否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更新呢？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未能在这方面做出强有力的动作，中国人将真的要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很大的麻烦，甚至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
１９８７年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是一个谜。邓领导的这场革命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触动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将予以回击，而民众的利益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做出诸如物价、政治自由和住房困难等各方面的让步，仅仅在两个基本点上要坚守阵地，即：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予了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终身保障制度和心理上获得的社会主人公地位。改革一旦碰击到这两个基点，那将是改革领袖们的滑铁卢。妥协是必须的。
这两各级点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用工制度改革时只能在职工已获得的利益基础上作向上的调整，在守住既有平均线的前提下拉开贫富差距，而不是打破平均线作有上有下的调整。中国社会固有的复杂有力的权力辐射效应使社会成员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往往具有非经济性质，民众在自己基本利益不被触动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公正有很大的承受力。毛泽东已经给了民众的东西，邓或其他的人不能再拿走。中国在１９８７年以后突然出现一股强烈的“毛泽东热”，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这种情绪。
１９８７年改革是同时向干部的“铁交椅”和一般职工的“铁饭碗”下手的。作为有资格的中国领导者，在作者中设计时应预想到这种情况：由于干部可获得各种保护，铁交椅在短期内难以打破；一般职工缺乏保护而使针对他们的改革立即就会成为事实。这种“时间差”实际上使这次改革蒙上了单向的对民众基本利益进行挑战的色彩。
改革初始就先向一般民众下手，使贵族精英意识还是单纯的计划不周？
另一个谜则更令人费解。在此期间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在极不准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小孩子得了白血病获得了社会的同情和热情捐助。诸如此类事迹在报刊上被大力宣扬，这是明显的误导。改革的冲击与人们心理上的承受力之间有着必然矛盾。正确的宣传应该是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正确的幻想，而不是以虚假的事是来鼩避矛盾或麻痹自己。要明确地没有任何误解地告诉社会公众：这个国家使贫穷的，不仅无力解决许多儿童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且也无力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关于个人生活和保障的许多问题上，你们将不能依靠国家和社会，你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
承认这一点对中共是痛苦的，这个党的老一代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毕生的愿望是让全体公众都过上富足的无忧虑的有保障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那么也只能是将来才会实现的理想。而现在，国家和社会绝没有这样的能力。
要把真实告诉民众，使他们的心理得以必要的锻炼，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机制的“转轨变型”，这是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宣传内容。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又很难。他们必须不断宣传社会的“光明”，以维护社会人心的安定。又是一个艰苦的两难选择。
在结束本书的叙述之前，我们无可回避地要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或预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中国的现代化设计能否按期实现？中国政府将在社会危机发生时采取什么对策？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对策的社会价值，等等。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可能性极低，这几乎是一个充满风险、不断冲突、挫折、错误甚至是激烈对抗的过程，一系列的两难选择形成发展与安定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如果政府的对策正确、全面且有一定预见性，社会完全有可能以妥协的方式消化矛盾，使对抗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最大的或最现实的危险来自于中国决策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处理危机时，意识偏差将导致对策失误。这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和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但是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条件对中共是极为苛刻的，它们不允许这个执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及关键时刻犯错误。任何类似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过程的中断。
我们已经反复阐释过，中国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反馈机制的条件，虽然新的领导人力求对决策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咨询、论证、预演，但是决策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传统色彩，这又增加了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意识上的偏见是决策失误的陷阱，那么中共在引导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遇到下列几个伪装得极好的预设陷阱。
1。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钥匙，速度与安定同步运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会诱发政治的信任危机，但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刺激社会固有矛盾的计划，而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却是中共最不熟悉的。
中国十几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正处于旧的结构和体制趋于瓦解而新的可以替代的结构和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关键时期。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新结构和体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里能够生产出来的，它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才是有效的。因此，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使就结构迅猛崩溃，而必然滞后的新结构尚没有生成，社会将发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空白期。
如果说双轨制已经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苦恼，那么双轨都不起作用的空白期将是更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双轨时期不同利益集团都可同时获取改革的红利，那么在空白期与各轨有利益联系的社会集团就同时失去了依托，开始从左右两方面夹击中央政府，政府将因此而举棋不定，动辄得咎，宏观一再时空、微观早已失控。
这仍然不是最危险的，因为仍由政府作为缓冲物存在。当左右两方面越过政府而互相攻击时，社会就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了。
９０年代开始以后，中国政府曾对公众许诺要“认真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政策举动的信号，并未见实际举措。因为这个问题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除非实现全面倒退，否则无从解决。在此之后，全中国迅猛地掀起了股票投机和地产投机热潮，政府却并未加以认真的制止和引导。炒股动辄就是几万元的赔赢，这不就是更明显的“分配不公”吗？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决定引退时，曾面嘱他的继任者们要慎重从事，保持国民经济年增长６％——７％的发展速度。１９９０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十年规划”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６％左右。这是明显求稳的速度规定。如果考虑到“七五计划” 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７。８％的速度，那么实际上就是要使经济发展适当放慢速度。邓的决定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有两个旋钮。一是资金总投放量，二是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给予刺激。由于已经分析过的原则，中央政府对这两根缰绳都无法勒住。中国经济就像一匹急躁的劣马，任性地狂奔而去。据最保守的估计，１９９２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１１％以上。
中国人经常能够创造出奇迹，在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许他们不受某些陈腐规律的制约，能够保持超高速度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稳定。
2。 市场机制万能论与国有大中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和热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文件称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１９９２年预计中国财政赤字将超过２５０亿元人民币（应为２３６亿元——译者注），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既开源又节流，意义是重大的。
前苏联各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实行所谓“硬着陆”，既通过各种途径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或改造为企业所有、集团所有或私有，限制国营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开辟和单轨化创造条件。
中国人虽然在搞“软着陆”式改革，但是苏联人的设想也正是他们的设计目标之一。改造国有企业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也是改革从此走上歧路的重要契机。
中国目前并不深刻了解市场经济。他们或许看到了市场机制刺激生产的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尚无深刻体会。试图单纯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去弥补不足，是十足的书生气和天真。
中国企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它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保有一个门类齐全的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国有企业力量。组成这支力量的企业只能有较少的自主权。
实际经济生活与模型论证有巨大差别。按照模型，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完全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态，而且也只有这种自发调节才能达到最优态。这是不错的。但是必须记住，模型的建立是排除一切干扰的，如同物体在真空中运行一样，这种理想结果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全部条件获得完全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自发调节必然造成巨大荒谬和极度不合理的结果，而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它不可能“完全满足全部条件”。
在中国旅行时，每当听到官员对我这个来自商品国度的学者大谈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美妙作用和神奇功效时，我都为他们的浅薄和偏颇感到沮丧。毛泽东先生曾多次讲过他的干部缺少辩证法，我发现毛的这个评价正在得到印证。如果不能保存一直强大的国有经济力量，使它们担当起部分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的作用，社会的商品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协调运转，在中国这个刚刚开始向市场机制国度的国家尤其如此。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产品生产，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的参与，它们只能服从计划而不服从利润，服从全局而不服从本企业的经营指标。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它追求的是政治、文化、教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这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了几百年以后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市场机制在完成除经济指标以外的其他社会发展指标时，都是间接的方式，甚至为了利润而牺牲其他目标，例如环境恶化、教育偏颇等等，中国在进行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时，应避免重犯其他国家犯过的错误。
经过近４０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建成了一个国有的工业体系，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优势。由于这个优势的存在，它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例如，资金投向的分散化和轻型化，调剂劳动力市场的无能为力，基本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非均衡产业结构，受价格导向的市场与生产的短期行为等。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尤其需要国有经济力量在安置失业劳动力、调整分配收入差距、吞吐物资、平抑价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对这些企业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给它们“自主权”，无异于纵虎归山，使它们各自成为自己的王。中央政府再企图指挥这支分散的军队时，必须予以收买，而这笔费用要比用于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的费用大得多。
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现在几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或政治野心家的座右铭。毛说：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的语言虽直率而简朴，但其内涵却耐人寻味，显露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心机和老辣。这句话等于告诉了你一个稳固政权的全部统治术和经营秘密，你要善于指挥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为这些力量所左右，即不用自己的受打自己的头。
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也许要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才会重新回归毛泽东。
3。 打破“铁交椅”和干部选任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治理经验时一再强调说：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靠的就是两支干部队伍。（指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中培养起的两代干部队伍——译者注）。干部队伍基本稳定是政权建设和社会安定的同一语。
在现代化进程中，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出政治参与要求。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起自于基层的政治参与要求的目标不可能指向对中央决策发生实际影响，更多的指向则是对中层以下各个职位的干部的任免撤换。社会成员中政治参与的动机和社会利益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有挫折感的社会成员希望干部能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相应的同情和保护政策；而对新的经济生活比较适应，并且积聚了一些财富的社会成员则要求任命那些更有魄力推行改革措施的干部，从而不仅使他们的财富得到保护，而且能为增加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要求都具有合理性，因而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使社会安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中共目前推行的干部选拔方针，除了固守的传统标准以外，更偏重于选拔“开拓型”的干部，这与社会正在迅猛“变型”的过程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省的主要官员为这类改革开拓型人才，那么一个任期之后这个省的各级干部都将按照“类聚”规律调换成同型的人选。这样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