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绝不妥协，他公然宣布要改变毛泽东的一些东西；但是又绝不伤害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感（中国整整两代人固有的毛泽东情结），不是改革处在大多数人的攻击下而遭致失败。而改革的起步点或突破口，又选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饥饿”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借口，但以次为口实则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拥护下在反对派哑口的情况下开始。
对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家来说，邓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的真正唯物主义策略，避开“主义”和“阶级”的争论，让事实最终选定社会应有的主义，选定真正的主人。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选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国最终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的一个中间站或台阶。
农民的力量无疑是一把双刃宝剑，它技能用来击中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邓小平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政策，显然对此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预想中的在坚持毛的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虽然充满着智慧但却并不实际。毛的中国农村政策完全是一个紧密联结着的整体，一根钢筋的抽动都会引发整体结构的松垮。企图由毛的一部分政策以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发展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问题简单化了。毛泽东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厦，而不是一座用枝条搭就的小屋。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步，使邓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痛苦的选择：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彻底否定。似乎没有从两盘菜里挑捡出一些的余地。
邓非常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是毛泽东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间在基本方面是共通的，推翻毛泽东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着找出第三条路来。
邓的两名最倚重的部下赵紫阳和万里率先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和东部的安徽省进行了未经中央讨论批准的反饥饿试验。虽然未经批准，但相距两千公里的这两个省份的试验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法进行。暗示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这个人物后来被证实是“设计师”邓小平。
邓是政治家中那种顽石办坚硬的厉害角色。你既无法拉拢他，又不能压服他。在中共党内，默不作声、先斩后奏、不过多进行理论争辩和是非争吵以及胆大妄为，使邓一向的工作作风。他在挑选宠物猫时从不注意猫的皮毛颜色及血统，而只重视猫的嗅觉和牙齿的尖利程度。对于邓的这种务实、功利、强横作风，已故毛泽东常常感到无可奈何，只是深知其人地感叹说：“他历来如此，总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试验获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农民和城市阶层在认识上的对立。
中国农民的反应迅速、强烈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立即把邓小平认作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邓青天。这个绰号的政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有邓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的天空才会阳光普照。（这个绰号与毛泽东是“红太阳”的美誉在汉语的意义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农民在建国初始时对毛的称誉，以后农民并不真心地这样看待毛泽东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味深远的政治性民谣迅速在全国农村传播：“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民谣如果翻译成美国式的竞选语言就是：你们要吃饱肚子吗？请投赵紫阳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任何王朝在崩溃前都有民谣去显示征兆。民谣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等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结果。农民强烈要求邓和赵紫阳、万里这一批试行动摇旧体制的人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为农民的解放开辟道路。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压迫最深，反抗最烈。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只是由于３０年的饥饿政策，使农民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农民的呼吁，完全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一种原始萌动。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却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承认农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粮食有了增长，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这种试验对既定秩序的破坏性冲击。一位老资格的退役将军流着眼泪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九死一生，就为的是社会主义。我知道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上只写着两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许多人指斥邓“不要社会主义”，攻击赵紫阳是“自毁万里长城”。
邓立即进行了反击，他说，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现富裕起来。他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步骤，可以带动整体的富裕。
邓在此是绝不会想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理论，恰恰是整座长城倒塌的开始。邓是否将过共产党员应带头富裕的话，我们无从查证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农村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怀疑，面对改革过程中农村基层党员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则是肯定的。
农村自全面实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开始分流，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对“长城”的冲击。
破坏生产力。
农民在改革初始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如同当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样兴高采烈。但是他们同时也存在着很深的顾虑：共产党的这种政策能持续很久吗？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也为了迅速拿到现实的利益，许多地区的农民连夜对公有财产进行了毁灭性的瓜分。其中最严重的是对山林的砍伐。农民将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卖掉，当钱票子揣进自己的衣兜里以后才放下心来。
原始的平均主义公正观念和短见浅识随处可见。官方通讯社的一位记者曾描述他亲眼看到的一幕：一个生产队的耕牛太少无法平均分配，引起争吵。队长接受了村民的建议，将耕牛杀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给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内脏换来酒。当夜，全生产队的人欢宴庆贺旧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例子更壮烈更荒唐。为了不让村干部获得有利可图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权，几个青年农民趁夜暗用炸药将磨房连同设备炸得粉碎。他们在村民中成为有正义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强制推行的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由于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界线分明的小地块，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国在２０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个机耕站在一两年内全部瘫痪，其中属国家所有的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数锈蚀成废铁。灌溉与排水设施也因没有必要的劳力投放而损失惨重。１９９０年华东地区的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统的人为性损坏而加大了灾害的损失的。
一般认为，中国农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这场为吃饱肚子而进行的革命使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倒退了１０年左右。这种倒退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状况使得农业技术装备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事实上，经过改革，农业的粮食总产有了提高，农民的吃粮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产队解体，使农民获得了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
这种倒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有效管理却是致命的。
８０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着手建设第二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时，预算的总投资额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这条铁路开工施工时，总概算又提高了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铁路通车时，实际投入的资金总量肯定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建设费用急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原材料涨价；二是征用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农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费用增长的农业因素和工业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尽管工业因素的变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给政府造成摧毁性后果；而农民漫无节制地提高地价则象一个无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项对全民有利可图的建设计划都将因农民的难以对付而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举步。仅此一个因素计算的结果是，该条铁路线如果早开工１０年，费用仅为现在的２５％。这笔钱，原本可以修４条同样的铁路！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中国农村中有首富村出现在深圳附近。这个村的农民将土地出卖以后又将地款进行了获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拥有的资金两早已超过法国农民的富裕水平。
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丧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设的条件。农民已经坐在了谈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数字的地价；他们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树枝，想你要赔偿“森林被毁”的款项。
因此，有了另一个思路：如果让农民再饥饿几年呢？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以为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书记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的农民纯朴、本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吃饱肚子和耕作自由。
他错了，因为他不了解农民。中国的农民虽然老实驯顺（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达３０年之久而居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亡和起义，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肚子吃饱以后，他们肯定会不停顿地提出下一个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已经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将是发展的欲望。发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经济学上称为创造财富的本能；社会学则称之为人的完善和价值实现；心理学上的原因是贪婪）。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说，生存问题是一个瓶颈，当为生存而奋斗挣扎时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现在，瓶颈以被突破，魔鬼已经放了出来，你还能让它回去吗？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农民的贪婪和创造财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说：农村实行承包制，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了。
他们的忧虑和警告绝不是多余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实行的低粮价政策，使农民在获得简单温饱以后立即就冲向了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已经不在农田上了，它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那就是金钱和机会。而走出农田的也不仅仅是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而是农村全体成员的整体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都被用来向社会讨索财富。这些资源包括：农田、劳动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胆大妄为、人口及女人的身体。
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广泛地存在，各种邪恶的职业都有可能使人迅速发财。从四川拐带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东出售，可获利５００多美元，一个男童的售价则高达６００多美元。在广东从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乡同龄女子一年的劳作报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城市中发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城市中的中小企业分邀请农民进城承包。是因为农民的经营能力高于城里人吗？不，农民胆大而愚莽，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中国的报纸曾一度装傻充愣地讨论这一问题：农民承包企业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识开始被打破， 政府固守的防线也一步一步后退。 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央则不得不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这样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毛泽东的遗产到底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要在四个方面坚持不退，究竟坚持住了多少呢？
这或许就是邓的用经济问题的解决来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
令人忧虑的政治。
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带来了政治上的重重忧患，中国今天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较之毛泽东的时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亿多农民冲出农田，但真正在城市社会站稳脚跟并发了财的毕竟是极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农民仍在不断流动寻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春节后《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因外出寻求做工挣钱的机会而滞留在广州和上海火车站的农民各达数十万。报纸配发了一帧照片：青年农民、他的妻子、老母亲及一个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车站的露天广场。天下着雨，全家2t缩在一柄雨伞下。其情其境令人不胜唏嘘。
这家中共中央机关报号召农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这种号召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无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挣钱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筒。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种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强烈的被疟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有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性运动。在此时，任何一个低级谣言都能指引这支盲动的巨大力量冲向一个无辜的目标。所以此时，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权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识深处，一个极端的反社会的党派往往在这时才能抓获它的基本群众。而在这以后，反社会的心理将长久地影响曾一度处于流民潮的每一个人。
谁发财谁光荣一度成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号。在这一思想的号召和支配下，以及在其他经济因素的促成和推动下，流民潮的现象在中国将比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事实上，各大中城市流动的农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数十万人左右。一旦他们在城市的临时工作因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失去时，无业的几十万人及不断涌入的后续者将使城市不堪重负。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均有一个农民大规模入城问题，而且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诸多麻烦和事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无法医治的后遗症。中国的流民问题由于以下三个因素而变得格外凶险，或者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如果再一次发生大的动荡，无业的农民一定是动荡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这些因素是：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除个别城市外，现在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使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经济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体现物的，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极其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决流民问题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导又无方。而对于外出做工的农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闹事（指爆发社会运动）即动用军警予以镇压。但是，这些闹事者届时肯定会喊出些纯政治或纯经济的口号，会以政治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