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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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一遍练习曲，佩佩就按照要求练习。一起用过早餐后，韩老师就去上班了，小佩佩自己练一阵，然后去上学。她记得瓦莉娅每天给她一片涂奶油、果酱的面包。困难时期每天能够吃这样的面包，真是奢侈，瓦莉娅家有侨民待遇。小佩佩经常看见韩老师在商店排队买面包，面包的香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在瓦莉娅家里，小佩佩像个小公主一样，两个老人总是冲着她微笑。韩爷爷一点也不会说中国话，他出门总是戴着一顶驼色礼帽。他的衣服也是驼色的。奶奶会说中国话“我想喝水”这样简单的短句。她喜欢穿深蓝色的衣服，头上总是包一块蓝色的纱巾，点缀着米黄色的云卷纹，像俄罗斯妇女一样。奶奶每天都坐在那里安静地打毛衣。小佩佩有时会走上前小声地问：“奶奶，你在给谁织毛衣？”奶奶还是微笑着，有时会简单地说一句：“问韩老师。” 那个家很安静，他们说话的声音都不大。小佩佩弹琴累的时候，一个人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条小狗，就是凯撒。院外有时传来冰棍叫卖声，凯撒立刻就把头转了过去，然后伸出它的舌头。瓦莉娅说：“凯撒特别爱吃冰棍和甜点。”爷爷有时出来劈柴，劈好的柴放在屋后的棚子里。冬天，这些柴一根根地放入壁炉里烧掉。 壁炉很大，壁炉上方刻着涡卷花纹。窗户很高，窗棂上也刻着花纹，钢琴就放在窗前。还有酒柜。四十多年以后，佩佩在韩老师家指着门边的柜子说：“就是这个酒柜。那时，里面摆放着很讲究的酒杯和饰品。”她还记得房间里的格调是暗紫色的，很宁静也很幽深。 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瓦莉娅家的房子。那是一座苏联式小木房，紫红色外墙，屋门前是一个精致露台。院子围着黑色板障，黑色的大木门。按响门铃，门就会开启。门铃很高，9岁的小佩佩是够不着的。佩佩的爸爸就为她做了个小木棍，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9岁小女孩拎着小木棒去学琴。她走到瓦莉娅家大门前，就用小棍子按门铃。无论谁出来开门，脸上都带着微笑。 小佩佩的家住在士课街，离韩老师家近。有时她在街上走，会遇到韩老师。 韩老师迈着平和的步子，不急不慢走来，摸摸她的脑袋，抱她，和她贴贴脸。韩老师什么也不说，只是微笑着。这样的微笑是感人的，佩佩一生都不能忘记。 那条街上居住了很多外国侨民，除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犹太人、土耳其人。有一年，瓦莉娅的妈妈被附近一位中国医生治好了病。瓦莉娅感谢这位医生，去他们家送钱，医生不收，瓦莉娅就把侨民面包送去，医生还是不收。于是她每天早早去医生家，趁他们还没起床，把两个面包放在他们家窗台或是台阶上。 大概觉得这样做还不足以表达对医生的感激，当她发现医生有个女儿，不容分说把女孩领到自己家，按在钢琴凳上。从此，那女孩成了她的学生。 许多年以后，那个女孩长大了，她把这段回忆变成了文字：“这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叫瓦莉娅，特别漂亮，表情柔和的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脚步飘飘，身上散发花一样的香味儿。每天看见她，远远地像看一个仙女。” 后来，小佩佩听爸爸妈妈说，韩老师想把她留在身边，抚养她。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同意。小佩佩不知道韩老师一家是朝鲜人，一直把他们当俄罗斯人。他们的饮食习惯都是俄罗斯式的。瓦莉娅每天熨衣服，熨床单。去教堂做礼拜穿着得体高雅。喜欢配带饰品，耳环和挂件经常更换。教堂离佩佩家不远，经常有新娘和新郎挽着手往那里走。那里也举行俄式葬礼。后来有一天，佩佩像往常一样去韩老师家熟练地按门铃，门不再开了。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说：“她们家出大事了。”再后来，佩佩听到了特务这个词，还有打字机和收发电报之类的话。佩佩50岁的时候从匈牙利回来。她说：“找韩老师找得好苦啊！但袁金兰老师，至今还没被找到。”她把目光投向了我。大概觉得我能帮助她。 “1995年，我在一份刊物上看到了有关韩老师的报道。”她说。
第九部分：黑色轿车在风雨中把她带走瓦莉娅所接触的政界生活（图）
1963年3月： 据哈尔滨市有关部门统计，哈尔滨全市共有外国侨民903人，其中苏联侨民463人，占全市外侨总数的51％，还有朝鲜、越南、波兰、捷克、巴基斯坦、日本等国侨民440人。 1963年10月21日：苏联军队由一名大尉率20余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我国领土——黑龙江省萝北县兴乡大通岛，打伤我渔民10余人。第二天，苏联又出动全副武装的边防军40多人登上该岛，烧毁我渔房3栋，强迫我渔民离岛，我肇兴公社、江滨农场群众，激于民族大义，登岛声援，与苏军展开说理斗争。苏军理屈词穷，被迫离岛。 ——黑龙江省《历史编年》
6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人有很多机会和省、市领导接触。 周六下午，演员们打扮得很漂亮，专用大客车把演员们送到哈尔滨市友谊宫。友谊宫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边，那里能看到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纪念塔，甚至可以看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餐厅，过去的米娘久尔西餐厅，是犹太人加兹在上世纪20年代末投资建造的。它是全木结构的二层小楼，90年代被一常大火吞没。 瓦莉娅说，市委书记郑依平经常和她一起跳舞。郑书记不会俄语，他知道瓦莉娅不懂汉语，所以他们只是跳舞，不能交流。省长李范伍也来邀请她跳舞，李范伍会说几句俄语。副省长欧阳钦也请她跳过舞，但是他个子矮了点，和瓦莉娅在一起显得不协调。 那时的娱乐就是跳交际舞，听音乐会。每周日人们洗洗漱漱、化妆试衣后便开始赶舞会、音乐会，忙得不亦乐乎。 那样的日子是快乐的。瓦莉娅已经40岁了，但她还像孩子一样贪玩。她想得不远，也没那么多目的，可自从白俄纷纷离开中国后，她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她害怕自己赖以存在的环境暴露在陌生的、另一种文化和习俗的人的面前。她想离开中国。瓦莉娅的爸爸妈妈也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念头，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海参崴，他们两个儿子都已去了苏联。 瓦莉娅在1954年加入中国籍。那时为了保住工作，无国籍人士必需选择回苏联或是加入中国藉。已在哈工大工作的瓦莉娅，为了照顾好父母，选择了中国。国籍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爸爸妈妈都是无国籍人士，他们愿意回国，瓦莉娅理所当然应该一起回去。 1961年，她去了苏联领事馆，把自己全家的材料交了上去。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瓦莉娅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领事馆时，领事、副领事，还有秘书，一起和瓦莉娅谈话。他们看了她递送的材料，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你会弹钢琴，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们的孩子？会弹钢琴的苏联人都回国了，我们这里很需要你的帮助。” 瓦莉娅说：“不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 “没关系。我们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你每天来上一次课。”领事说。“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和爸爸妈妈快点离开中国。”瓦莉娅急了。 她打算告辞，领事走到她面前强调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没过多久，瓦莉娅接到了领事馆的通知书。 这次去的时候，领事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跟中国外侨科谈过了，你可以来教钢琴。我们大人小孩都要学钢琴，工资没问题。” 瓦莉娅说：“我现在为了爸爸妈妈，想尽快去苏联。他们年纪大了，两个儿子都在苏联，我不能留在这里教你们钢琴。” 接着，领事馆第三次通知瓦莉娅见面。谈话的内容没变，结果也没变。 瓦莉娅感觉事态严重，绕开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在那里她又递交了一份申请。那是1963年的夏天。 苏联方面究竟怎么想的呢？ 中国和苏联断交后，苏联的克格勃想在中国安插他们的情报人员，也许瓦莉娅就是他们想要利用的对象。因为她有机会和高层领导接触，所以苏联方面一直拒绝给他们一家签证——当然这都是猜测，尤其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推论更容易产生了。 瓦莉娅一家等待着签证的到来。他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们。 1963年冬天的时候，聪明的瓦莉娅就感觉到，周围的关系有着微妙的变化。去参加舞会的时候，领导们开始回避她。他们不再邀请她跳舞，也不和她打招呼，很明显地冷淡她。之后，当她再去跳舞时，在舞厅的门口被门卫拦住。 这些莫明的变化极大地伤害了她，周围的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单位的人也躲着她。这让她受不了。她生活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局外人，这块土地似乎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她在很长的时间里迷失了自己，没有了归属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儿。 那时候，她只能一心一意地等待苏联领事馆批准她们全家去苏联的申请，尽快离开中国。 也许她一旦去了苏联，她同样会觉得那里是不属于她的，她那亚洲式的脸仍然会受到排斥。 她也不能回到朝鲜，那里离她的文化、离她的内心似乎更遥远。 中苏关系的紧张越来越明显了。 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俄侨受到了冷落。同样，在苏联，许多移居到那里的中国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排挤。同样的遭遇使他们纷纷回国，回中国后的境况也不容乐观。
第九部分：黑色轿车在风雨中把她带走那段艰难的日子（图）
相隔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企业家王先生。闲聊时，知道了他与中苏命运紧密相关的往事。1920年，大批白俄涌进中国境内的黑河镇（现黑河市），镇上扣压了许多白俄。后来，镇长派了几个中国人，其中也有王先生的父亲，让他们负责把那些白俄送回到苏联。结果到了苏联，他们却和那些白俄一起被发配到矿区。后来，他父亲加入了第二国际，被派回中国。回到中国，遭到日本人追杀，带着父母和老婆又逃到苏联。他们流落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集中营关的都是中国人，二战的时候，因为铁路缺人，他们才被放了出来，全部安排到铁路上工作。王先生出生在苏联。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后，中国人在苏联的日子开始艰难了。他们全家在1957年被迫离开苏联回到中国。回国后的王先生在一所外国人学校里读了一年书。他还记得那所学校是在奋斗路上（现果戈里大街）。校舍是米黄色的欧式小洋楼，解放后那里成为黑龙江省外事办。一年以后，王先生转到了马家沟小学读书。在学校里，他常常被同学们围观，因为母亲按照苏联习俗，给他穿得西服革履。当他和那些生活困难的中国孩子在一起时，尤其显得格格不入。他汉语不好，只能说几句中国话，因此，他也常受中国学生欺负。那个时候，像王先生这样回国的中国孩子们，大概也这样迷失了自己。他们在苏联被排斥、被冷落，回国后也受到排斥和冷落。他们的乡土究竟属于哪儿？1969年，王先生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关押了九个月。父亲出狱后也不能出去做事，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他记得母亲经常到别人家去借粮。全家都很后悔，后悔不该从苏联回来，他们的灵魂和留在哈尔滨的白俄一样，像“摆钟”在不同国境、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摆来摆去。历史使中国和苏联都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人群。1964年8月28日，北方的夏天已经过去。瓦莉娅和以往一样去上班，给学生们伴奏。她已经调到舞蹈队有一段时间了，在她的琴声中，身材纤细的学生们翩翩起舞。这使瓦莉娅陶醉，让她想起童年，想起舞蹈老师安德列娃、别莉，还有她的水兵舞。她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天坐在钢琴前为学生们伴奏。她即将被旋风刮走，突然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人事科一位女科长把瓦莉娅叫到了办公室。她对瓦莉娅说：“明天团里派你去吉林省图书馆。那里缺个打字员，你到那里帮助他们做事，一个月就回来。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56元。”这是单位领导的决定，简单的瓦莉娅想都没想，点头说“行”。她拿了工资，回家交给了妈妈。想着要到外地一个月，她准备了漂亮衣服、口红和粉盒，还带了一双高跟皮鞋。8月29日，瓦莉娅在家把所有洗熨的衣服收拾一遍。傍晚，王维嘉来了。瓦莉娅告诉他要去吉林出差，晚上7点20分的火车，她5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了。她说：“我很快就回来。外面下大雨，你就不要到火车站送了。”临走前，王维嘉到商店里给瓦莉娅买了牙膏和牙刷。这成了他送给瓦莉娅最后的一份礼物。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分别。十年的感情，在平静中，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告别的。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瓦莉娅说：“那天怎么下了那么大的雨呵？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和王维嘉打着伞，刚一出门，就被雨水打透了。”王维嘉在大雨中把瓦莉娅送到了有轨电车站。这时，相反方向的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娅催促着王维嘉赶快上车。在滂沱的大雨中，瓦莉娅目送着王维嘉的背景，还有那辆远去的电车。她送走了她的恋人，也送走了她的过去。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地靠近瓦莉娅。有辆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娅准备上车。黑色轿车的门突然打开，有人说：“韩明禧，请到车上来。”瓦莉娅回过头，莫明地看了看。她不认识他们。她说：“我要去火车站。”“那好，我们送你去火车站。”他们看到瓦莉娅犹豫着不肯上车，又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瓦莉娅感到奇怪，但还是上了轿车。然后，他们把她让到中间，一边坐着一个人。黑色轿车在大雨中飞快地向前冲去，雨刷不停地在车窗上舞动。“带我去哪儿？”没有人回答她。路旁的建筑让瓦莉娅觉得离市区越来越远了。轿车在市郊的一座平房前停了下来，瓦莉娅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她看见屋里已经坐着六七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这是省公安厅厅长。还有车上一起来的人和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俄语很好。他们很客气地开始问话了：“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3次。”“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瓦莉娅瞪起了眼睛说：“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是什么任务？奇怪了。”“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这样的人当情报员。”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他们一起向翻译望去。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瓦莉娅天真地以为，他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就会让她走了。她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也没想到自己一踏进这个门槛就是十年。在那样一个大雨的天气里，她带着美丽带着浪漫带着将要踏上旅途的幻想，告别了父母，走出了家。几个公安局人员和她谈完了话，要检查她的手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