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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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唤起了她的记忆，家乡的往事又浮出了水面……哈尔滨的黄昏，正卷着褐色的风沙，在神秘的树林和灌木丛中穿行，发出忧郁的沉吟，那是压抑的，也是快乐的。她想起自己曾坐在聚光灯下，用花瓣一样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然后是掌声，还有奖励。那时她欢快地从舞台上走下来，衣裙在摆动中飘起，恋人热烈的目光迎面而来。 她陶醉着，为这首钢琴曲《黄河颂》陶醉！她不能再平静了，那呆滞的思维，木讷的情感，又被激活了。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多想舒展那郁闷许久的内心，在音乐的感召下，她的心又变得神圣起来。 回忆到这时，瓦莉娅眼里的泪水，像湖面一样闪动着光。她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只有音乐，才能把她那沥血的心掀起来。她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哎呀，中国能有这么好听的音乐，真是太好了。我听得什么都忘记了。” 监狱发给她一套四本毛泽东选集。她查阅辞典，她不会写，发音也不准确。但这并没有打消她学汉语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毛选通读了四遍。 如今她微笑着，有些得意地对别人说：“汉语，我是在监狱里学的。”
第十二部分：瓦莉娅，你怎么矮了18公分？母女相见
须知，人们的幸福观将引向对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否定，因为历史价值要以高于幸福和利益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的名义，来牺牲人们的幸福与利益，牺牲他们的家族。创造价值的历史实际上是悲剧性的，不允许在人们的利益面前作任何停留。历史中的民族性价值，正如一切价值，需要以牺牲证明。它高于人们的利益。它与作为最高标准的民族的利益之特殊的证明相抵触。民族的尊严高于人们的利益。从当今一代人的观点来看可以容忍这个无耻的世界，但从民族性的价值和他的历史命运的观点来看，是不能容忍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
在监狱里，一晃八年过去了。 八年的时光，可以重新打造一个人。她的内在气质，连同她的身体外形都被硬性改变。瓦莉娅已经不存在了，在监狱里人们称呼她的朝鲜名字，她是韩明禧，是大特务，它是新中国的害虫。 1972年初春，瓦莉娅又被提审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审她了。韩明禧不再是挺拔的。她的背驼了下来，门牙脱落，丁香花瓣一样的手指，能在钢琴上飞快跳跃的手指，能把巴赫、李斯特的音乐飞扬起来的手指，已经枯萎，粗大的关节使它们不能伸直。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被疾病严重损伤，身高从1米68变成了1米50，整整缩短了18公分。 美丽的双腿再不能用脚尖立起了。她的水兵舞，她的冰上芭蕾，她那疯狂的旋转、轻盈的大跳，她那美妙的提升、舒缓的高抬，都像梦幻一般渐渐逝去。 她患上了类风湿，疼痛日夜地折磨着她，使她不能正常地行走。几年过去了，走路时她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蹭。八年监狱生活，阳光不属于她。站在窗口能看见蓝天，一些被打倒的省长和其他级别的干部在院子里放风。但是，她没有资格到院子里走动。她是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她坐在审讯室里，四处张望。她的脸多了几分世故，也多了几分狡黠。她看见一位姑娘坐在提审干部身边。那姑娘是他的女儿。瓦莉娅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女孩，她来干什么？是来看看特务长得什么样子？可我不是特务！但我现在门牙也掉了，像个魔鬼。 瓦莉娅白了他们一眼。 那时对她的审讯已不那么频繁，也不像过去那样没完没了地质问。在“文革”中，更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有更多的大案要案亟待解决。 但那天是对她罪名的宣判。提审干部是一位法官，他说：“案子已经定了，你是苏修特务，判有期徒刑十年。你同不同意？” 这个宣判轻描淡写。没有庄严的法庭，没有审判长，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公、检、法都被“砸烂”，法官深知这又是一桩证据不足的案子。他见得多了，比瓦莉娅更冤更惨的他都见过了。所以，他身边坐着自己的女儿，他像聊天一样，冷不丁地告诉瓦莉娅——她被判了十年。生命中漫长的一段空白就这么简单轻松，随便地划上了不明不白的一笔。 瓦莉娅也没有正身端坐。八年多的监狱生活，让她有些玩世不恭。眼皮翻了一下，不屑一顾：“什么同意不同意的，一年半就出狱了。” 那位法官再也没说什么。他可能在想，也许瓦莉娅还算是幸运的，没被拉出去批斗，没挨打，没看见周围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死去——他的脸不会因为想到这些而有丝毫变化。他已经习惯于隐于乱世之中，机械地操纵着手中的业务。出门时瓦莉娅说：“我不是特务！” 她走路的样子有些可笑，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蹭。那个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似的，那个轻盈、飘逸、美丽的女人哪里去了？ 以后，一位干警通知她：“准备准备，让你和你母亲见一面。”干警的脸阴沉着，“见面时不能哭。如果不遵守纪律，立刻让你们分开。” 瓦莉娅真想扑进妈妈怀里大哭一场。 这么多年妈妈和爸爸靠什么生活？许多个夜晚里，瓦莉娅祈祷上帝，能让她见到爸爸妈妈。他们大概都老了，身边没有儿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妈妈忧郁，爸爸喜欢跳舞，想起自己和伊万出去跳舞时，没答应爸爸的请求。出狱后一定带爸爸去跳华尔兹。可是，爸爸已经70多岁了。 1973年5月的一天，哈尔滨的丁香花开了，带着一种淡淡的苦涩，伴着春风悄悄地散着香气。 瓦莉娅跟随看守来到会客室。她只能站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她要在这里等待妈妈。那一天，她突然地消失了，再也没有了音讯。当局是怎样告诉家人的？大概在某一天，他们突然去了她们家，通过翻译，对爸爸和妈妈说：你们的女儿是特务，你们要揭发她，要和她划清界线。扔下的那些话，像敲碎了的瓷片，拾都拾不起来。她不是特务。不！妈妈是不会相信女儿是特务的。自己这副样子，会让妈妈伤心。可是没办法，她无法还原了。 监狱的门冰冷无情，斩钉截铁，它打开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关闭两个不同的世界。“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是它产生的财富和尸体。”在它霹雳一声的关闭中，决定了人与鬼。 门开了，妈妈走进来，瓦莉娅睁大眼睛盯着妈妈。快十年了，多么漫长的光阴。妈妈从那个遥远处一点点地走近。细细打量着她，一边向前走着。妈妈用俄语轻轻地问：“瓦莉娅，是你吗？” 妈妈不相信眼前这个矮小的、头发苍白的、掉了门牙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这时瓦莉娅不能说话，不敢说话，只要一开口，泪水会一下子涌出来。那就糟了，妈妈会立刻被拉走，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妈妈！”她喊不出声来。 妈妈的嘴角微微地抖动着，“孩子，是你……” 瓦莉娅只能无声地点点头。
第十二部分：瓦莉娅，你怎么矮了18公分？邢满释放的日子
她好像被一个漩涡卷进了黑暗的时空隧道。她使劲睁大眼睛看着妈妈。她想说：“妈妈，我是多么地想你们啊！”她们不能让泪水落下来，一定不能，她们坚持着。她们都沉默，就这样相互看着，她们不能也不敢说话。妈妈的肩膀抖了起来，看得出她在强忍着要决堤的泪水，强迫着把它们咽进了肚里。泪就这样在她们母女心中流着。那一刻，她们互相无声地问候着。无需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屋里静得能听见她们的心跳。妈妈：“瓦莉娅，你为什么矮了？”“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瓦莉娅说。她发现妈妈穿着黑衣服和黑裙。“爸爸呢？他怎么样了？”“去年就不在了。”“爸爸不在了……那你怎么生活？”“我什么都不要了，把东西都卖了。”“妈妈，爸爸他……”瓦莉娅眼里的泪水再也遏制不住，她急促地对妈妈说：“妈妈你等着我。还有一年多我就出去了。”妈妈点点头：“瓦莉娅，不是你，我早就不在了……”泪水冲了出来，在母女俩的脸上不停地流着。“孩子……”妈妈扑向前去，拉住女儿冰冷的手。看守说：“行了，行了！就到这里吧。”“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难受过。”瓦莉娅一字一句地对我说。瓦莉娅还记得分别的时候，她回过头看见妈妈穿的衬衣，还是十年前的。 从那天起，瓦莉娅每天数着日子祈祷，一天天地盼着能尽快回到妈妈的身边。到了1975年，那是她邢满释放的日子，但她没有被送回哈尔滨，而是和其他犯人一起被送到齐齐哈尔附近的劳改农场。一个模范农场。 虽然刑满了，但她仍然是被改造的对象。 1975年1月27日，临走时看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把你调到劳改队，到那里，你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听了这话，瓦莉娅有种莫明的感动。是为了自己被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还是为了许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嘱咐？ 然后，一辆吉普车把她送到了这所劳改农场。她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争取早点回家。 劳改农场的天地很辽阔。她进入两个很长的大棚子。这是劳改犯宿舍。犯人有一百五六十人，一半刑事犯，一半政治犯。两座大筒子房，两边是用土坯砌成的火炕。每个棚子里挤着七八十个人。 看守打量了她一番，严肃地说：“绝对不能和别人乱说话，不能说你是谁，不能说犯了什么罪……” 瓦莉娅不说话。她对看管她的机构和人员已经有了宗教式的虔诚，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的越轨。一个月以后有人问她：“你会不会说话？大家都叫你傻子呢。” 瓦莉娅嘟嘟哝哝：“有什么好说的？”瓦莉娅听说，睡在自己身边的漂亮女人，是杀人犯。“她怎么会杀人呢？她那么漂亮！”瓦莉娅吓得一连几天不能入睡。 因为漂亮，因为漂亮而不幸。瓦莉娅想起了米拉。但米拉是幸运的。米拉后来从日本去了美国，在那里找到了最心爱的人。“米拉能知道我在改造吗？也许她以为我死了。”瓦莉娅总是这样问自己。其实她进了监狱的事情，已经被出国的俄侨传开了。许多朋友都关注着她的命运，但是谁都帮不了她。 那个漂亮的女犯人也是刑满了，却是不愿意回家，她没有家——丈夫的朋友强奸了她，丈夫和那个朋友在她的家里打了起来，为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他们越打越凶，她害怕了，她跑出去报了案。回来时，她看见两个男人都死在血泊中。她的两个孩子也被杀了。她被判了三年。她说：“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第十二部分：瓦莉娅，你怎么矮了18公分？劳改队放电影
三年早就刑满了，这个漂亮女犯人还是呆在这里。劳改队经常搞军训。排队时，男犯人在前面，女犯人在后面。不停地大声叫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在如雷贯耳的语录声中，另有一个无声的信息从男队传向女队——漂亮女人经常接到男队塞过来的纸条。用劳动填充人的思想是一种好办法，同时也能堵塞人的情欲。但情欲总是兴风作浪。男犯女犯被铁丝网阻隔，仍然会跑到一起。女人甚至用擦地板一样的方式跟男人接触。围墙越来越高，3米、5米，再加电网，还是有人能够秘密传递情书。用自己特殊符号和渠道传达感情。有个干事喜欢上了那个漂亮的女犯人，在他不断地骚扰之后，因为她的告发，那干事被撤换。新来的干事害怕这个漂亮的女犯，怕她像瘟疫一样再惹什么麻烦，就让她在劳改队安了家。 瓦莉娅也听到了许多血淋淋的故事。她闭上了眼睛，但无法摆脱那样的环境。她要学会自己和自己斗，学会和那些乌七八糟的犯人斗。很多女犯人文化素质低，大声地说话骂娘，粗哑的嗓门滚过一阵阵难堪的脏话。瓦莉娅很不习惯。 正是秋天，地里的玉米熟了，是北方农民享受收获的季节。黑土地里种出的玉米太香了，把它做成香喷喷的玉米饼子，黄澄澄贴在大锅里，用麦秸火去烤，瓦莉娅能吃上一锅。女劳改们见她每次吃饭时都那么香，给她起了个绰号“大胃”。 瓦莉娅自己都不会想到，曾经拥有精致生活的女人，会被生活逐渐打磨得粗糙，和山项上滚落下来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 新奇的、与在监狱不同的是，她能见到太阳了。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感到幸福，她的身体开始结实了。春夏秋冬，她和那些人一起到地里干活。她学着种玉米，种西红柿，种菜。泥土被翻开时的湿气清香沁人。她真心地在这里好好干。她要回家。 有一天，劳改队放电影。晚上6点时每人拿着一个小垫子，整齐地坐在那里。放映的是《白毛女》。喜儿的爸爸杨白劳死了，喜儿悲痛地哭爹爹。瓦莉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