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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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一个小垫子，整齐地坐在那里。放映的是《白毛女》。喜儿的爸爸杨白劳死了，喜儿悲痛地哭爹爹。瓦莉娅想起了自己的爸爸。他没能等到女儿回来，他死的时候，女儿没有在他的身旁，她答应爸爸的事儿没有去做。瓦莉娅抑制不住放声地哭，声音很响，把同屋的人都吵醒了。　　第二天干事就找瓦莉娅谈话：“昨天为什么哭？是不是想起自己过去干的那些对不起人民的罪行了？”　　“不是，我没犯罪，我不是特务。看到杨白劳死了，我想爸爸。他去世的时候，我没在家。很难过。”瓦莉娅这样说，无意间看见干事露出了同情神色。　　10月1日之前，上面给劳改队派了演出任务。　　排练节目，她们可以不去地里干活。唱歌和跳舞是件快乐的事。尽管在大地里风吹日晒，但她们依然爱美。可以借这个机会打扮自己。于是女犯人们纷纷报名参加排练演出。平时看不出她们有什么特殊本事，这时就像变戏法一样，花样繁多。起早贪黑，自编自排自演。瓦莉娅不会手风琴，但一学就会。不久就能给她们伴奏了。　　演出那天，有许多上级领导来观看。瓦莉娅在舞台上拉琴，突然听到第一排有个领导说：“韩明禧，你在这里啊！”　　“哎呀！那时我真不好意思。没法向他们解释。我使劲地低着头，他们还是认出了我。”瓦莉娅皱起了眉。　　她的自尊，在走进监狱就被剥夺了。　　节目有独唱、舞蹈、二胡独奏等多种，队员们演出时特别卖力，效果非常好。领导说：“这些犯人真聪明，能演出这么好的节目。”　　演出队的女人格外高兴。像开屏的孔雀，满足地展示着美丽。瓦莉娅记得，那时她和那些女人一样，忘记了命运，忘记了她身上被烙上的印记，欢乐的潮水一点点上涨，几乎漫过了礼堂。后来每逢元旦、春节，她们都要去演出。瓦莉娅被叫去给女犯们伴奏。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面对自己的婚姻（图）

　　2004年7月31日下午。　　威佳，53岁，汉族，现居俄罗斯。　　记者：听说你娶了一位曾在哈尔滨居住的中俄混血姑娘？　　威佳：（笑）是的，她去俄罗斯前，在医院里做药剂师。我那时在商业部门做调配员。记者：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威佳：我们是1975年认识的，1979年结的婚。1994年，我们全家去了俄罗斯定居。那里有亲戚，现在已经十年了。　　记者：1975年的时候，你和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姑娘恋爱，没有阻力吗？威佳：有！家里不同意。但是我不在乎，我爱她。（笑）后来，我父亲还通过公安局的人对她们家进行过调查。记者：为了爱，你跟随她去了俄罗斯，以后想回来吗？威佳：一切由她吧。（笑）她是我的妻子嘛。　　　　　　　　　　　　　　　　　　　　　　　　　　　——采访手记　　　　

　　这段印象深刻的爱情宣誓中，那位“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姑娘”是谁？　　瓦莉娅即将面对自己的婚姻？那是一桩怎样的婚姻呢？　　瓦莉娅真诚地相信，只要好好地改造，她就能回家，就能和妈妈在一起。她什么都能干，也能挑担子了——她以前从不敢想能做这些事情，这大概就是改造的力量。　　后来她当了队长。　　再后来，她被编进到“二劳改”队里。这是第二次改造的意思。能到那的人，都是改造得好的，有了一定进步的人。他们可以和城里下放的“牛鬼蛇神”在一起，行动相对自由了些。　　瓦莉娅向干事请假——她要回家看看妈妈。妈妈是她永远不能放下的心事。　　干事建议她必须扎根在那里，用实际行动说明自己是被彻底改造好了的人。　　瓦莉娅坚持说：“我回家看看妈妈，很快就回来。”　　真的会回来吗？自由了，真的能和妈妈在一起了，她还会回来？她真的脱胎换骨，被改造成一个献身“理想”的人了吗？劳改队管教干事不相信她会回来。　　世界上她最牵挂的就是妈妈。除此之外，她渴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从小没接触过伟大的理想教育。她信仰的是宗教，改造的铁拳无法砸碎她的骨髓，她的基因。她要回归到她自己的文化之中。　　我问：“假如真的让你回哈尔滨，探望了妈妈，你还会回到那里吗？”　　瓦莉娅抿着嘴，没有回答我。这时，她的嘴角闪过的一丝狡黠。　我知道了，她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　　管教干事：“如果你要回家，结了婚再走。”　　瓦莉娅想都没想，立刻就答应了。没人知道她会这么快就下了决心。　　对方是谁？怎样一个人？她问都不问。只要能回家，嫁给谁都行。生命已经是一堆碎片了，再砸上一锤，也不会怎样。　　通知她去结婚登记的时候，瓦莉娅才知道，对方是男犯人的队长，据说非常厉害，劳改队的人都恨他。他满脸大麻子，只有1米60的身高，小学三年的文化。江苏人，年龄不详。因流氓罪被判刑五年。　　瓦莉娅只有一个信念，赶快完婚，然后就回哈尔滨去见妈妈。　　那是1976年的4月。初春的北方，寒气不断回流。　　男人很早就赶着一辆毛驴车来接瓦莉娅了。他喜欢瓦莉娅，很认真地了解她的过去和她的一切。他不在乎她是“苏修特务”，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他认为他们是同命相连，或是“一路货色”。总之，她就要成为他的女人了。　　尽管在别人眼里，他很凶。但是，他对自己的女人，很懂得怎样去照顾。他见到瓦莉娅的时候，冲她笑了笑，脸上的麻子就深了些。然后又递过去一件黄色棉大衣。那时，全中国都穿着这种“黄军服”。天气很冷，她需要这样一件大衣。那个男人还拿了一块羊皮，垫在她的屁股下面。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图）

　　瓦莉娅坐上了毛驴车。她闻到那件棉大衣有一股味道，没去穿它，而是把它搭在了自己的腿上。她和他并肩坐在车上，没有说话。男人等待即将成为自己婆娘的她坐稳，大声地吆喝，毛驴车开始慢慢地前进。男人的鞭子举在半空中，不长不短，刚刚能碰到毛驴身上。不用去抽它，让它感觉鞭子的存在就可以了——这招法对付人也很利害，虚步站着，比直立更有力量。他在劳改队里也是这样治理别人。劳改犯有自治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领头人。此人必须在拳脚、智力、心理上都要超过常人，包括他的野性、兽欲和占有欲。在粗暴激烈的对抗中获胜，就能对每个人指指点点吆五喝六。现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从此享受特权。生性好斗的男人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这很能体现物种淘汰的规律。　　北方的平原是辽阔的。冻僵的大地，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还没露出生命的希望。毛驴车在满是沟沟坎坎的土道上颠簸，地上结着冰碴。路边一些植物，被冬天的寒霜，打成了枯黄色，但它的根在土壤里，正准备着吐芽。这时的太阳，脸被冻得红红的，闪着光，却没有热量。而这时，过了一冬的人们，对太阳的温暖更加敏感。在心理上，太阳是热的。　　毛驴车在坑坑洼洼的道上晃晃悠悠地走着。瓦莉娅眯起眼睛向远处望着，淡淡的绿色若隐若现，草色遥看近却无。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伴娘，瓦莉娅就要做新娘了。她想起过去，给别人做伴娘时，许多人问她：“什么时候做新娘？”她有过无数次的幻想。她幻想着，走进了一个很大的森林，那里有很多棠果，属于她的就在那里。可是，当她走出森林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棠果也没拾到。　　想起1956年二弟结婚的情景，就像在昨天。至今，那些被新娘扬起的白雪、干草和纸币，还能在瓦莉娅的心头飞起来。这是习俗，亲朋好友不断地给新人扔钱，祝他们幸福。弟媳拿着扫帚不停地扫着，脸上沾着干草、雪花，还有笑意。弟弟的未婚妻是个很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可她爸爸是酒鬼，喝多了就打老婆孩子。她爸爸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朝鲜人，大声地嚷嚷：“高丽棒子，绝对不能嫁给他！”　　瓦莉娅帮助新娘逃出了自己的家。她先和自己一位俄罗斯同学取得了关系，然后让弟弟、弟媳去她同学住的小城镇海拉尔结婚。那里有教堂，瓦莉娅还给弟媳准备了漂亮的婚纱。那是个冬天，很冷，姑娘上火车的时候，已哭成了泪人儿。　　弟弟和这个俄罗斯姑娘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姑娘哭肿了眼睛，不顾雪白的婚纱和良辰美景，还在为家里的人不能参加婚礼而伤心。那天气温在零下30多度，新娘不停地发抖。他们匆匆忙忙地交换了戒指。之后，瓦莉娅就赶紧给姑娘披上了大衣。晚上，他们就赶回了牙克石。在家里，妈妈做了很多点心迎接他们，还准备了很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是请新娘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日子。新娘害怕地说：“爸爸一定要揍我的。”　　瓦莉娅说：“不要害怕，你现在有丈夫了。”嫁给一个男人，是很神圣的事情，在瓦莉娅心中，女人有了“丈夫”，还怕什么呢？　　二弟的婚姻是幸福的，虽然姑娘的爸爸不同意。第二天，新娘的爸爸气得不吭声，而新娘的妈妈不断地哭泣，瓦莉娅给他们两瓶白酒、两瓶葡萄酒，这象征着姑娘是纯洁的。“感谢你们养育了一位纯洁的姑娘。虽然你们不同意他们结婚，但是他们相爱。如果不让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自杀的。我们都支持他们吧。”　　瓦莉娅回忆说：“姑娘的爸爸见了酒就开心了。”他表态说：“我看小伙子也不错。”　　大弟的婚姻就没这么幸运。他也找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相爱很深。对方父母坚决反对女儿嫁给一个朝鲜人。他们同居了，大弟媳妇怀孕三个月的时候，被她母亲带回了家，逼着她把胎儿打掉，从此再也没回来。大弟弟为了这件事伤透了心。几年后和一位比他大六岁的俄罗斯女人结了婚，婚后并不幸福。他们回俄罗斯以后，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大弟弟还是有了别的女人，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他经常不回家，妈妈知道后经常去信规劝。最后他回了家。他是否就能安分地过日子了呢？爸爸妈妈不知道。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这样的往事了。一只已经粗糙不堪的手，伸向她苍老的内心。在她53岁的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劳改队里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辆毛驴车上去城里登记结婚。她说：“这事很滑稽。”不知道她为什么用了“滑稽”这个词，不该发生的发生了——这是她最不愿触及的往事。过了一会儿，她低沉地说：“这一切，都是命。”　　她很无奈地垂下了目光。那天，毛驴车颠颠地向城里走去。半路上毛驴的尾巴突然高抬起来，“扑噗”一声，驴粪喷溅在瓦莉娅腿际的黄大衣上。男人有些难堪地看了瓦莉娅一眼。见她冷艳的脸上没有表情，他也装做什么都没发生。毛驴一路不断地拉稀，黄大衣被弄得很脏。瓦莉娅心想：“这大概是上帝在预示着什么？”她并没觉得这是一次婚姻。她像路旁边的一根木桩，厂房里的一台机器，正在完成一项功能。能不能胜任，那就是另外的事了。　　到了婚姻登记地，瓦莉娅下了车，男人扶了她一下，他自己跳下车来，把驴车拴好。


第十三部分：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登记结婚

　　接待登记的人抬起头，看见他们进来，没有理睬。　　他们俩坐在那里，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那个女同志问：“你们来干什么？”　　“登记结婚。”瓦莉娅说。　　“什么？”她像没听懂，又问了一句，“结婚？你同意了？”　　“同意。”瓦莉娅看见对方用一种怪怪的目光看她，又看看大麻脸。眼前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和谐符号，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色彩，很刺眼。　　对方提高嗓门，加重了语气冲着瓦莉娅又问一句：“你真的同意了？”　　“真的同意了。”瓦莉娅有些不敢看她。　　女同志的眼睛朝别处看了看，说：“你坐那儿再想想，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然后转过身不理睬他们了。　　对方是个负责任的敏感的经办人。这工作上干了许多年，凭她的观察和感觉，他们的结合相当不正常。　　瓦莉娅重复：“我同意了。”　　没有回答。　　男人站在瓦莉娅身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瓦莉娅，那目光是：你告诉她，不用想了。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主见。　　瓦莉娅下决心要彻底毁掉自己——小时候“过家家”那样，突然对小伙伴说“不玩儿了”，把自己摆设好的小玩具用胳膊一扫，一切都乱了。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她可不管。于是，她大声再说一遍：“不用想了，我真的同意。给我们登记吧。”他们终于拿到了结婚登记书。男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瓦莉娅不记得那个结婚登记书是什么样的了——在她珍藏的所有个人历史资料中，包括有她钢琴伴奏的节目单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只是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看得出，她不愿意把那段婚姻留在她的历史里。那个年代的结婚登记书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都是服从。她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命运？她和男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就去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和二两茶叶。那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为自己能成全一对婚姻而满足着。那天也来了许多邻居，都是劳改队的家属。男人不断地给大家发喜糖倒茶水，看得出他非常高兴。他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他的话不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党，给了我一个好媳妇。”　　讲起这些，瓦莉娅的目光不再直视我了。我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躲避。许多年过去了，她不停地去努力忘记过去，可是，这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磁带，只要回放，将引发她内心的阵阵痉挛。那是一种被羞辱、被泼满污水、被众人践踏过的感觉。


第十四部分：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婚纱梦破碎了（图）

　　在良知的动荡中，在良知的儆戒、规劝和谴责中，信仰之慧眼恒然凝视着一位不可见的无限的审判者的身影。良知动荡犹如一种无声的自然语言，它是上帝对灵魂言说的语言，其指令关涉个体的灵魂和世界的获救。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可以使所谓“良知”动荡的特殊的统一和意义脱离上帝的充满奥秘的“声音”和“手势语”的解释，而我们称之为“良知”者的统一尚依然存在。　　　　

　　——M。舍勒《懊悔与重生》　　　　

　　他们在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成了家。两个劳改犯，就像两个“跑腿的”，都是光杆儿司令，所谓的家什么都没有。男人只有一堆又破又脏的衣服，一股怪味直呛鼻子，为此瓦莉娅缝洗了好几天，才把他收拾得干净了些。　　瓦莉娅不可能去想白色的婚纱，梦早就破碎了。结婚没有改变她什么，她只是在一天天同样的日子里活着。　　她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那男人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是暴露着的。男人也许知道瓦莉娅想什么，要什么——她脸上不经意地露出微笑，定了格的微笑，她的思维已经抛弃了躯体。她是遗失在山坳里的城堡，破碎的墙体和断柱，带着诱惑和神秘，破旧不堪。　　流浪汉独自生活的艰辛，触及了瓦莉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她开始承担家里的许多事。女人容易徘徊，却不轻易放弃。她逃避不了现实，同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她无法推却。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成了她主要事。　　白天瓦莉娅下地干活。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