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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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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鹭丹回答:“不仅有用,还大有用处呢。”    
    郑昴林密捕后,我很快见了他,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态度。经过教育,他很快交代问题,表示要认罪归正。当时顺线破获了毛森系特务案件10余起,逮捕重要特务20余人,其中包括毛森系特务黄福林、伍柳青、牛福,以及潜伏组织“浙北行署”主任吕师扬、副主任陈重,湖州区专员兼长兴县县长杨振,“中统”浙室科长、“浙北行署”吴兴县县长张子海,武康县县长毛信良等。“中统”浙室股长、“浙北行署”杭县县长祝育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自首。    
    郑昴林不仅在摧毁“浙北行署”匪特组织、挖掘毛森系特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那时起,在对付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活剧。    
    这里再讲讲王文镕。1949年10月初,王文镕得悉“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和勤务兵卞金海等,躲藏在兰溪山区丁谷(“保密局”浙江站直属通讯员、浙江保安司令部游击支队司令)匪部,即通过卞金海做章工作。10月6日,卞金海只身来到杭州和王文镕联络,王将情况报告我。我当即决定要王文镕陪同,亲自与卞金海见面,我向卞阐明政策,晓以利害,并派市公安局侦察干部何志舒同王文镕、卞金海到金华接应章微寒回到杭州来自首。章的自首,震撼了一大批特务。经章联络和说服,先后有“保密局”浙江站学运组组长朱文友、浙江站公开第四组组员、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吴容照、浙江站原副站长张廷芳等向我投案自首。    
    章微寒也劝说匪首丁谷自首,丁表示可以在兰溪马涧向我自首,还交出一部分枪支,但章未能发现丁是有计划的假自首。在审查中,丁谷的阴谋伎俩终究逃不过我们的高度警惕,遂将其逮捕归案。    
    章微寒交代了浙江站组织人事、潜伏组台、应变计划,以及“军统”少将特务魏仲连“走中共路线”的应变计划,我将魏捕获。章微寒是我们争取国民党高级特工成功的一个范例,他向我们提供了对侦破工作十分重要的材料。他后来担任了浙江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擒获匪特首领(1)

    二、将计就计,擒获匪特首领    
    1949年11月,毛森和周嵒联手派遣的武装匪特“浙南行署反共自卫队”第二支队司令蒋芝麟进入杭州,与“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派遣潜入的林士彦接上关系,但蒋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林士彦已为我公安机关控制使用。蒋与林一见面,就与林密谋分三步走计划,决心与共产党展开长期斗争。三步计划是:第一步向共产党假自首,争取立足;第二步交出部分枪械,立功取信;第三步秘密组织力量,见机行动。蒋芝麟选择向杭州市公安局假自首。    
    我们将计就计,决定由林士彦牵线,把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以军管会“处长”名义介绍给蒋芝麟。林对蒋说:“这位丛先生是‘保密局’潜伏人员,现已获得杭州市军管会处长职位,来头不小。”蒋从丛鹭丹的外表、谈吐等方面看不出破绽,便和盘托出当前处境和三步走计划。蒋于11月1日写了份“立功赎罪计划”,向杭州市公安局办理了投案自首的手续后,立即回东阳、磐安等地搜罗旧部。    
    12月5日,蒋在东阳县斗鸡岩秘密召集旧部开应变会。宣称:“在杭州已找到了靠山,‘内调局’的、‘保密局’的都支持我们,鉴于目前困境,‘上峰’要我们假投降,争取合法,保存实力。要付出一点代价,做出点样子,要缴一点武器,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人投心不投,日后各位自有好处。”应变会后,各路部属纷纷办理“自新”。    
    蒋从东阳回杭州,实施第三步计划,打着劝降其他武装特务的幌子,网络匪特,封官委职。蒋自任司令,副司令郑儒,参谋长仇杰华,副官主任史中人,第一支队长郑儒兼,第二支队长骆旭如,第三支队长王子辉,行动总队长章成,人民服务总队长陈秉瑶。蒋向“丛处长”汇报后,丛表示立即汇报“上峰”。    
    经我们研究,数天后又派丛鹭丹告蒋:“‘保密局’同意按提出的名单委任。”蒋得意忘形。再过数天,案情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决定,调虎离山,一网打尽。由丛通知林士彦转告蒋芝麟:“‘保密局’将派要员来杭州,找各支队长谈话,当面了解,检查成绩,面授机宜,给予番号。”蒋传令后,除老奸巨猾的“保密局”骨干特务、第三支队长王子辉先派一名大队长、“中统”特务倪锦标前来探听虚实外,其他全部准时到杭州。丛在林士彦陪同下,与他们见面,分析形势,侃侃而谈,他们深信不疑。    
    1950年1月12日,林士彦传达了“丛先生”指令,要各支队长晚上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取指示,不得惊动周围。他们准时到达后,实已成“瓮中之鳖”,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束手就擒。    
    “中统”特务林士彦,浙江分水县(今属桐庐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17期学生,苏北如皋战役中为我俘虏,教育释放。林又回到国民党四十九军,曾秘密组织“反内战大同盟”。事后被通缉而逃回原籍,适逢“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在老家分水县竞选“国大代表”,经人介绍投靠俞嘉庸,成了“中统”浙江省室调查员,1949年初受俞的单线布置打入由中共金萧工委领导的“团结进步社”革命组织。俞根据林的密报,于4月12日,逮捕了该社23名革命青年,其中2名是金萧工委的干部。4月26日,俞下令在艮山门下菩萨地方用机枪扫射被捕者,王慎、陈谋方、郦英等12名革命青年全部殉难。俞、林双手沾满了我烈士鲜血。    
    杭州解放前夕,林随俞经舟山转逃台湾。俞在台湾训练特工的“革命学院”当教官。俞将林向“内调局”备案,派他潜回浙江,在浙西北地区建立“敌后游击基地”,并与“浙北行署”特务张子海、祝育元联络,开展活动。林潜入前,俞嘉庸已到香港继续从事特务活动,林亦经香港潜入大陆。    
    1949年9月29日,林潜回已解放的分水老家,无处藏身,不敢露面,潜至杭州找旧关系,经亲友动员,被迫向我自首,当时就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林报告蒋芝麟的情况是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蒋案告破后,林提出去香港同俞嘉庸斗,我们权衡利弊,同意放他出境。林到香港后,向俞嘉庸报告情况,深得俞欢心,委他为“杭州联络员”。林于1950年底回到杭州,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向我搪塞,暗中却按俞嘉庸的旨意进行活动,将连襟、地主分子冯安通过秘密渠道送去香港投靠俞嘉庸,并带去了重要情报。1951年2月18日,我们依法逮捕林士彦,林竟又越狱逃跑,追捕归案后,判处了死刑。    
    三、打进去拉出来,台湾派遣特务有来无回    
    浙江东南的大垟山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洞窟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崎岖山径、羊肠小道。此地曾匪患严重,虽经过近一年的清剿,但仍有匪特潜伏下来或重新纠集起来,特别是1950年秋,匪首王子辉,从大陈岛潜回来后,打起“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富春江纵队”的旗号;进入大垟山区,收编了王良菊、于中原、麻寿宽等三股武装匪特,改番号为“闽浙赣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王子辉自封司令兼第八行政区(温州区)行政督察专员,王良菊任副司令兼第七行政区(台州区)行政督察专员,于中原、麻寿宽被任命为支队司令。    
    为了肃清大垟山的土匪,中共浙江省委、浙江军区和浙江省公安厅建立了剿匪指挥部。浙江省公安厅还指令温州、台州公安处组织联合侦察,选派优秀侦察干部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几经较量,于1953年5月,王子辉匪部,除支队司令麻寿宽外均被歼灭。从此,大垟山区恢复了平静。    
    但匪支队司令麻寿宽去向不明,一度销声匿迹。    
    麻寿宽,永嘉县四川区大岙乡佳溪村人,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前,任国民党永嘉自卫队密探。解放初,在国民党“浙南行署绥靖军第6支队”吕练荣匪部任搜索大队长。同年10月17日,吕练荣部被我人民解放军温州分区部队歼灭,麻寿宽脱逃,又纠集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国民党残部100余人,自立山头。被王子辉匪部收编后,拨给了一批美制武器装备和经费,活动于大垟山区,气焰嚣张,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残害乡村干部、民兵和其他群众50余人。    
    浙江省公安厅要求温州公安处组织专案组,继续侦察搜索麻寿宽匪部,务必全数彻底缉拿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正在大力搜寻麻匪下落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接二连三地派遣特务,前来寻找、联络、接应麻寿宽匪部:1952年8月,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处”派骨干特务李启迪等8名特务,携带电台一部,潜入浙江联络麻寿宽,一登陆就被我发现,全数歼灭。两个月后,“江浙总部披山地区司令部情报组”派遣特务陈祖丘等三人,携带电台、枪支潜至永嘉,被民兵捉住。同年11月和1953年3月,大陈“江浙总部二处”,又先后两次派特务组长杨芳林和电台台长黄君携带电台、枪支潜入温州,伺机进入大垟山区,寻找接济麻寿宽,并带有胡宗南签署的委任麻寿宽为“浙江反共救国军浙南挺进纵队司令”的委任状。杨、黄两特务一进入温州,即落入我侦察控制之中,决定让其活动,借以发现麻匪等下落,但杨、黄不知道麻寿宽的行踪去向,我即将两特务逮捕了。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擒获匪特首领(2)

    这时,经侦察调查,查明麻寿宽在大垟山区的匪特行将剿灭时,已和亲信吕秀岭、吕秀长、胡天宝四人,化名伪造了“通行证”,潜至金华,转到浙西山区潜伏。我侦察组即增加台州、金华地区的公安侦察干部,扩大了侦察范围,从麻寿宽等主要社会关系中教育争取,先后建立了8名情工关系,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治安管理,公密结合,布下天罗地网。    
    到1953年4月5日,接到情工关系汤某报告,麻寿宽改名吴福州,准备用伪制印章再造证明,把户口落实到淳安县文昌乡浪洞村。我们追查到浪洞村,仍不见麻寿宽踪影,据浪洞村群众反映,过去有个叫吴福州的人,在这一带做过工,现可能到分水县(现属桐庐市)方向去了。经查,麻寿宽一伙已学得掩护职业,胡天宝会做篾工,吕秀长会泥水工,吕秀岭能阉猪,麻寿宽做些零工,他们都选择在村干部、民兵或乡人民代表的家里借宿,以掩人耳目。根据他们的模样特征、从事职业,有群众发现他们在分水县百江区柏塔岭露过面。遂确定分水县城关和百江区为重点,温州公安处派侦察员带永嘉县原麻寿宽部属季某一起去查找。    
    1954年1月17日,季某在分水县城关镇西门街发现麻寿宽和被麻发展的另一名特务林玉春。季说自己“在家乡被管制,生活困难,流落在外地谋生”。久别重逢,麻让季跟他一起走,季借故脱身,向我侦察员作了报告。在分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生擒了麻寿宽和林玉春。根据供述线索,第二天中午在柏塔岭等地捕获了吕秀长、胡天宝、吕秀岭,在永嘉又抓获了几名残部,彻底消灭了这股武装势力。    
    在麻寿宽外逃、行将落网之际,1953年11月11日深夜,由美国“西方企业公司大陈分公司”和国民党“大陈防守部二处”联合派出的第40组特务,空投到了永(嘉)、仙(居)、黄(岩)交界处大寺基龙潭坑深山密林中,为的是寻找支援麻寿宽。    
    第40组组长陈时畴,电台台长陈亨霖,组员陈启楹、徐振楷、周明哲。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降落后自搭帐篷,以解放军测量队名义作掩护。    
    时隔32天,1953年12月14日,大寺基村村民王检金、王小杏、王老七三人上山采割藤条,发现了这股特务。尽管他们自称是解放军,但手上戴金戒指,丢弃的香烟盒大陆未见过,便生怀疑,下山向乡政府作了报告。当组织民兵上山搜索时,他们已逃遁,发现丢弃的美制帐篷,已损坏的美制发报机和对空联络机、密码底本、电报稿、美制饼干、肥皂盒和3具降落伞等物,还有20万元人民币(旧币),证实是特务无疑。    
    大寺基庙管庙老人王奶花、徐培鹤见过这5名特务,认识其中一个叫陈启楹的,永嘉县张溪江潭村人,但去向不明,线索中断。    
    我搜索数月,没有进展,盘问几个知情嫌疑人后,把侦察力量集中到永嘉县碧莲区东山,发现东山岩洞下独户人家户主徐象宝为知情重点嫌疑人,争取突破。    
    徐有兄弟7人,他排行老二,初中文化,原是小学教师,因病在家休养,同住的有两个未婚弟弟。    
    1954年4月3日,由碧莲区公所出面,通知徐象宝到镇上帮助“抄户口册”,遂将他扣留审查。向他申明利害,政策开导后,第四天,徐象宝坦白交代了陈时畴等5名特务于1954年元旦前夕到了碧莲,躲藏在东山天然岩洞中,其中徐振楷是徐象宝族兄,他们又转到徐象宝家,挖了地洞,架设电台,常在早晨或中午和台湾通联。徐象宝表示愿意配合我抓获这股特务,以立功赎罪。    
    陈时畴等对徐象宝两天不回家,便起了疑心,4月4日晚,离开徐家。我们放徐回家,已不知陈时畴去向。    
    浙江省公安厅派出政保处副处长魏文华带领电讯测向小组和侦察干部黄荣波等同志赶到温州,研究案情,组织侦听测向,结合对这批特务社会关系的调查,证明陈时畴等可能已潜至永嘉县张溪一带,但侦察组的行动迟了半天,扑了个空,陈时畴踪迹又一次消失。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擒获匪特首领(3)

    6月2日,徐振楷一个人潜回徐象宝家,徐象宝稳住徐振楷,翌日脱身向我们报告。为摸清其他特务下落,布置徐象宝继续稳住徐振楷。经过10余天的周旋,徐振楷解除了警惕,经徐象宝的“关怀”询问,弄清他们于4月15日在张溪分手,陈时畴、陈亨霖去乐清大荆,周明哲去永嘉县峙口周前,陈启楹已先回海岛报告去了。留下的4名特务,定于6月24日,到峙口会合,若能搞到船就回大陈岛。    
    我们分析,这伙特务已化整为零,局部破案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先密捕徐振楷,以突破案情。6月20日晚,徐象宝家灯光昏暗,徐象宝将徐振楷从十分隐蔽的地洞中引出,到灶间洗澡。当徐振楷刚把手枪放到面盆架上,正要脱衣服时,黄荣波带领的5名已埋伏在徐家的侦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了这名特务。    
    徐振楷供述了被派遣的使命,找不到麻寿宽,立足已十分困难,陈时畴、陈亨霖去大荆陈亨霖家躲藏,周明哲去峙口老家暂住。这伙特务经过美、蒋间谍特务机关多项技能专门训练,都是亡命之徒。决定先抓周明哲,再捕陈时畴。便布置徐象宝于6月24日赶到峙口,查找周明哲,找到周后,说明是受徐振楷之托,如找到船,就来峙口,周毫不怀疑,要徐振楷于6月28或29日到峙口,已要周父设法搞船了。探明周明哲一人在峙口,与陈时畴等暂不会面。我公安人员于当日上午,武装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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