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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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1954年即转入国民党“中二组”，接受潜入内地的特务派遣任务。他曾三次偷渡均告失败。这次是在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组织的策划下，持广东梅县“李东发”的春节回乡通行证潜来杭州的。
其实，早在一年前，我方已获得国民党“中二组”谋划派将官级特务张毅来内地的情报。我们对他在大陆的旧关系，可能落脚的地方，都做了严密细致的工作。所以，张毅一踏入杭州，即落入我方的视线之内。
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向我汇报说，张毅曾去杭州、嘉兴找某某，某某劝他向政府投案自首，但他有些犹豫不定，丛问我怎么处置好。我当即告诉丛鹭丹，要争取张毅为我所用，如他不主动来自首，要想个办法，逼他来自首。丛即布置杭州市公安局侦察人员在张毅即将登上火车离开杭州站的一刹那，把他“请”到了派出所。
侦察人员问他：你在杭州住了两三天，为什么不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张毅立即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
又问：你的名字叫张毅，为什么在入境通行证上写“李东发”？
这时，张毅紧张起来，说不出话。
再问：你是浙江镇海人，为什么写的是广东梅县人？
一连串的问话，使这个老牌特务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显得很不自在，惶惶不安。
张毅后来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说，在派出所从你们这三句简单的问话中，预感到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原先设计的防线已守不住了，于是下决心投案自首……
张毅投案自首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他建为情工关系，继续与国民党“中二组”周旋；二是公开处理，以分化瓦解敌人，狠狠地打击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
权衡利弊，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二尤案件”的教训
“二尤案件”的教训
1962年，蒋介石军事冒犯东南沿海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特务活动。台湾等待潜入的武装特务，多次进行以攻击我沿海机场、码头为目标的水底爆破、海上拦截和滩头侦察等训练和演习。“国防部情报局”、“特情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GG）”合作，从1962年至1964年间，开办各种特工训练班，共训练了600余人，其中被“东引反共救国军指挥部”选调的有200人，内有浙江籍52人。
1963年5月，蒋经国和“特情室”主任徐人隽，负责空投、偷渡的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曾小民，以及海军两栖部队情报处长、水上爆破分队队长等人，先后到马祖、东引检查和布置向我沿海地区偷渡、渗透活动。已发现有14座电台、8艘船艇用于特务运输、联络活动。蒋军船艇在浙闽外海捕捉我省籍渔船62艘，从渔船民身上搜取情报和猎取衣服杂物，供特务潜入时伪装掩护或仿制使用。5月20日至6月15日，台湾蒋军侦察机12架次先后在浙江沿海和浙闽接合部山区侦察飞行。6月，台湾成立了“联合空降特遣队”，美国帮助台湾空军改装的P…2V飞机，频繁地进行夜间低空多方向飞行训练。情报证实，台湾蒋帮组织小股武装特务偷渡或空投入区骚扰，已是蠢蠢欲动。
浙江全省，特别是沿海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落实全线布防，即“海面观察监视，海岸警戒守卫，地面控制侦察”三道防线。加强同驻军部队和有关部门联防，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进行反敌特武装偷渡和空投的敌情教育，使军警民筑起东海长城，厉兵秣马，万众同心，严阵以待。“三道防线”是在解放后沿海斗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沿海群众，包括渔船民，经过民主改革，发展生产；进行阶级教育，划清敌我界限，不做危害祖国、人民的事；加强边防部队建设和港口的行政管理，加强侦察和秘密力量的建设。这“三道防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使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取得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被公安部充分肯定。
但是，在重要时刻，发现某些环节上仍然存在疏漏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963年1月29日，象山县莲花公社蚶岙大队治保干部严保华（32岁，共产党员）向墙头区公安特派员报告，尤尔诚、尤阿魁已乘逃跑下海的原船回来，去过蚶岙村欧连生（即原来帮“二尤”租船的人）家，因欧去象山西周公社探亲未遇，二尤回到停泊在蚶岙的船上去了。象山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侦察员赶到港口，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将二尤逮捕了。
尤尔诚、尤阿魁是宁海县峡山人。尤尔诚1954年3月间驾运输船装木炭去上海，中途被大陈蒋军掳去，关押３个月，被蒋军发展为特务之后放回。放回后经我们审查，他交代了敌人曾布置他搜集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策动地富反坏分子下海的情况，但隐瞒了参加特务组织、长期潜伏、发展组织等关键情节。放其回家后，作为特嫌分子，布置一般的监视控制，未起作用。1961年尤尔诚开始活动，先后发展了尤阿魁等7人为特务，建立“中国反共青年联社”特务组织。他给特务机关规定的香港转信地址去过信，没有回音。
尤尔诚于1962年9月2日，偕尤阿魁从象山蚶岙租了一条船去台湾，和“情报局”联系，要求给予武器、电台、经费补给。因遇风浪受阻，12日到了马祖岛，由“情报局”闽北工作组将两人送往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单训室受训，“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亲自交代任务。其间，友邻部门已数次获悉二尤拟趁我捕鱼季节从大陈岛附近潜返大陆的情报。我省公安厅将二尤和船型照片等通报沿海各公安机关预作控制。象山县公安局还派出一名教导员去石浦港守候。
二尤于1962年12月25日在台北芝山岩“情报局”受训结束，26日叶翔之亲自送行，30日抵达马祖，1963年1月18日，驾原船从东引海面驶返大陆，21日进入平阳县海域，29日到达象山蚶岙。
此时，正值农历除夕，千家万户送旧迎新，敌人钻了空子，二尤沿途经过5个县、6个港口，活动了8天，都被蒙混过关。在平阳海面遇我边防大队巡逻艇，执勤人员上船检查，发现船上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心理战传单、台湾产的食品，包装的塑料袋上印有“马祖”字样，检查人员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二尤回答：“是吃的东西。”二尤说着，便从袋子里取出冻米糖，要送检查人员吃，分散了检查人员的注意力，结果检查人员没有深究而了事。
二尤继续北上，船至乐清黄华海面，遇我民兵盘问，劝其进港避风，二尤不从，民兵将其“行驶证”扣下，命令其进港。二尤强调缺油，还是不从，民兵将“行驶证”交到大队部，要二尤风静后去大队部取证。二尤熬过一夜，翌日，壮着胆子到黄华民兵大队部取证，值勤民兵竟然二话没问，将“行驶证”还给了他们！
船到象山石浦港，二尤8次登岸，探听虚实，并购置食品和两本电报明码本，以及被指定编密码用的《新华字典》、《红岩》两本书。
留守石浦港的公安局教导员因业务不熟悉，工作不得法，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直到1月29日，二尤船抵蚶岙，才被发现捕获。二尤供认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准备向浙江沿海偷渡小股武装特务的动态，二尤负有投石问路、了解我沿海布防情况的任务。
二尤案暴露了我们沿海设防措施缺乏具体化、干部群众思想麻痹两大问题。“三道防线”二尤冲过了两道，到第三道找关系人时才被发现。
我带着问题，于1963年3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先到宁波、宁海、象山、临海，是从陆路走的；从椒江乘部队的炮艇经大陈、温岭、乐清到温州状元桥上岸，是从海上走的，并带了宁波公安处长鲁冰、台州公安处长于克家同行。到温州后，与温州公安处长苑宝芳、副处长丁履甫一起又到平阳、瑞安等县进行调研，一路上同各地同志交换意见，并在温州召开座谈会，着重研讨反间谍特务偷渡问题。我在会上讲了话。
我当时分析，认为二尤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抛出的一块“探路石”，下一步可能会有较大的动作，我们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两个多月后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敌特偷渡登陆，证明了当时的预见。我那时认为进一步加强沿海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于是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指导思想，“人民解放军武装守卫与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相结合；严密治安行政管理与加强秘密斗争相结合；长期打算与逐步建设边防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同时强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门，一致对敌。
我建议沿海各县恢复海防委员会，沿海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委员会。
我明确要求沿海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同志，必须树立两个观点。从思想上树立起牢固的巩固国防的观点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观点。必须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要懂得对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不论是争取和平解决或准备武力解决，都必须加强对敌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即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还必须百倍提高警惕。保卫国防，这是我们长期的斗争任务。现在干部和群众，思想麻痹，就是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沿海工作才能切实加强起来。
此后，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四个沿海地区公安机关和边防部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认真地联系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军警民加强联防协作，检查落实边防工作，强化“三道防线”，严阵以待。对二尤案件则给予公开处理，《浙江日报》作了报道。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筑起“无形的长城”（1）
筑起“无形的长城”
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除2名解决在第三道防线外，其余都解决在第一、二道防线。缴获长短枪72支、电台8部、密码8套、“太武”训练班训练内容记录2本，击沉军用小艇１艘，缴获小木船4只、橡皮舟1只，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炸药、定时炸弹、伪装衣物、伪装印章、证件、相机、收录机、望远镜、指北针和心战传单、金条、人民币等。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大胜利。
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特务的阴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祝东南沿海军民歼灭登陆敌人的胜利》、《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无形的长城》、《粤闽浙沿海军民再歼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和《来者不拒、全部歼灭》的社论。蒋介石怨天尤人，斥责部属，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在浙江沿海登陆，被我歼灭的这６股武装特务分别是：
（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31支队”。由原“特情室太武训练班第3支队”改编，代号徐威力，计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时，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亲自送行至基隆海军码头，交太（湖）字25号舰艇送到东引。26日下午3时，由东引出发，当晚8时，至平阳县官山（现属苍南县）东约15海里处换乘橡皮舟，太（湖）字25号艇返回。11名特务于27日零时在大渔湾门州垄登陆，都换穿伪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冒充沿海巡逻，通宵赶路，企图向内陆窜进。因每名特务都穿大皮靴，负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时，走了4个小时，又回到距登陆点仅2公里处。
当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妇女到门州垄海涂作业，发现有反动传单和国民党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断是有敌人从海上登陆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队报告情况。7时，王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存许通报中墩和龙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动，包围可能有特务躲藏的安峰山，进行监视控制，在山上又发现特务丢弃的棉被、电台、药品等物。
上午11时，县公安局侦察员和边防部队一个班赶到现场。听民兵报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迹，经研究分工，边防部队迅速逼近吃水坑，几路包抄上去，顿时“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山谷。敌“31支队”参谋长杨廷尧（四川万县人）、中队长屠永兴（定海人）、陈金明（平阳人）、黄满贵（淳安人）举手投降，哀求饶命。口供证实，他们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岩石下隐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标，敌开枪顽抗，副班长胡寿林在敌人左侧，架机枪压住敌人火力，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倒下，愤怒的枪火便集中射向敌特。在枪战中，敌支队长吴镇（兰溪县人）、大队长杨大荣（安徽安庆人）、唐永谋（湖南人）、中队长徐道元（湖南人）、施鹏（杭州人）等5名特务被击毙，副支队长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毙，大队长兼军医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这次战斗中，缴获卡宾枪8支、子弹2000余发、炸药5磅、手榴弹7枚、橡皮舟1只、电台2部（含丢弃的1部）、密码2套、马达1台、对话机2部、收录机2台以及金条、金戒指、人民币、粮票、药品、伪制证件和心战品等。台湾特务机关要求这股武装特务登陆后，深入浙南山区，建立游击基地，务求“隐蔽、生存、巩固，点燃大陆反共火焰”。结果是，他们一登陆，就遭到铁拳痛击。
（二）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11支队”。共有12人，于1963年7月22日，由“特情室”上校处长陪同，在基隆港登上太湖号护卫舰，紧跟一条“成功2号”机帆船，于23日凌晨3时到达玉环县坎门镇东30多海里的洋面，换乘“成功2号”机帆船，3名护送人员和太湖舰返回东引，并约定，登陆后派一人返回东引报告登陆经过。当天晚上8时30分，“成功2号”船驶抵瓯江口外双排岛附近海面，特务化装成渔民，换乘2只木质小钓鱼船，每船6人。支队长王范辉和参谋长王金厚率领一船在前，由中队长余志芳领航；副支队长王宜堂率领一船在后，由中队长南桂芳领航。两船相距1000米，约定在永嘉县梅园登陆，化装成当地山民，昼伏夜行，要求在10天内到达永嘉、仙居两县接合部，建立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小船驶至瓯江口遇上大风，两船距离拉大，失去联系，前船于零时10分在梅园以东400米的老虎岩靠岸，沉没了小船，向北横穿公路上山。后船于零时30分在梅园以东700米的百亩田靠岸，其中5人也穿越公路上山。但南桂芳没有上岸，约定由他驾小船返航报告登陆情况。
永嘉县梅园距瓯江南岸温州市区仅6公里，穿越公路就可上山，是永嘉县此次反偷渡活动的重点布防地区。24日凌晨１时，永嘉县公安局副局长贾明银、罗浮区派出所指导员麻银星、永嘉县兵役局副科长冯荣策、民兵陈聪生等巡逻至此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