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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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事又被拖了一年多？
汪：是呀，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奇怪！主席在1973年确实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主席问我王芳同志有什么问题呀？
李：是主席直接跟您说的吗？
汪：确实说过。
李：是您直接传达给中央三办的吗？
汪：不是，是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的，当时周总理也在场。
李：汪老，您看（拿着有关背景材料）这是您在一年多以后，即1974年10月10日在中央三办这个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此件当时因各种原因而压下了，。。。。。。这是怎么回事？
汪：所谓〃种种原因〃不好说清楚，我也弄不懂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主席有指示、中央专案三办有报告、总理也有批示意见。。。。。。
李：。。。。。。您是当事人，所以特别想请您给介绍一下。
汪：没有压在我那里（指中央三办的报告），那肯定是康生他们搞的鬼，是康生把这个报告给扣押了。你说还能是谁搞的？都是江青搞的。
江青一手遮天，肆无忌惮，阴险刻毒，必欲置我于死地，我被弄到北京关押后，就料到这一点。但我想不到，连主席、总理的指示，也被她置之不理，拒不执行。江青实在太狂妄、太狭隘了。
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我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形式呈报毛主席。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
10月28日，毛主席就批了前面讲的四行大字。
有了毛主席的白纸黑字亲笔批示，中央三办第二天就宣布对我释放。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主席已圈阅就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在工作中与主席长期密切接触，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和主席之间结成了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劫后余生中，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受命预审张春桥
第九章 两案审判
受命预审张春桥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审判活动。
1980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绝密电报，内容是书记处决定，指名要我去公安部参加预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工作，并可带5名助手。密电还规定，在预审期间，此事对外要绝对保密。
大约隔了一二天，公安部就来电话通知，要我先去京开个会。当时，正好我要去京列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记得我于4月6日到京，在会议期间见到彭真同志。
彭真同志跟我打招呼。他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原来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力量，对有关主犯依法进行预审，准备提起公诉和审判。
彭真同志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总结：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一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对组织审判的工作，正在研究，想从地方抽调一些同志参加，你也在考虑的人选之内。
我告诉他，我已接到电报了，他连声说：好、好！
4月7日，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凌云、于桑同志召集我们抽调去的6个地方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传达中央的决定和部署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要求我们地方去的同志于4月20日到京。
4月10日，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假，提前回到杭州做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在金华，我们通了电话。我专程去金华与他商量我去京后的工作安排。考虑到我离开省里的工作时间较长，政法公安这一块没有人主管，我们就商定要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李朝龙同志回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此事，省委组织部与中央党校联系后，得到中央党校的支持。
至于带助手去的问题，中央电报中明确规定要具备5个条件，即：政治条件好；“文化大革命”中经得起考验；揭批查中没有问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要懂法律；公安部还讲明带去的人最好是我比较了解的人。
经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公安厅商定，先确定了3人：
黄荣波，“文化大革命”前在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10多年，做过预审工作，1965年7月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时，带他去温州做秘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温州地委常委，兼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
王汝良，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解放前在部队担任我的警卫，我们一起渡江南下，一直在市公安局做侦察工作；
夏仲烈，时为我的秘书，又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后又选调了２人：
吴瑞琪，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处长；
史芳春，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在基层从事侦察预审工作多年。
一切安排定当后，我们一行6人于1980年4月19日乘火车赴京，按规定的时间到公安部报到。
公安部把大院内东侧的5号楼（单独一个小院，20世纪50年代初曾作为英国驻华代办处）作为审理“两案”的专门用房，门口加设了武装警卫。一楼是领导开会、值班、联络和文书处理的地方；二楼作为我们地方去的6个负责人的住处。
4月21日下午，首批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和北京市公安政法机关抽调来的60余名干部，集中在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开会。
公安部长赵苍璧传达了中央胡耀邦、彭真同志指示，凌云副部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文件。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党中央考虑到“两案”审查中暴露出的严重罪行，决定依法公开审判，并决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政治部保检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
“两案”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7人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等同志组成。刘复之、凌云，后又增加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沛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先，彭真同志意见，要我审江青，我说我与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这样，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我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我们浙江组（二组）由黄荣波担任副组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预审活动，依法实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也提前介入，派出审判人员到各预审组了解案情。先后到我们二组的有湖南省的检察长马纯一、浙江省的副检察长闫光明、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刘焕之等6人。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进驻秦城监狱
进驻秦城监狱
4月29日，全体预审人员到秦城察看监狱设施，了解“两案”主犯和涉案人员关押情况。
秦城，坐落燕山南麓，群峰绵延相接，处处险峻。近处树木葱茏，远处灰黄荒秃。极目北望，最高处，有军委测绘局设置的一个三角点。最远处，有古长城断续横亘。向南，一脉平川。这里到北京市郊35公里，到昌平19公里，到怀柔27公里。监狱南面500多米处，有一条河把密云水库的水送到京津，并肩又有一条铁道，连接北京与塞外。
秦城监狱是公安部直接管理的，1958年建成。在二道门内，有独立的四个监区、400多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戒严十分严密。这里，本来是关押危害党和国家、破坏社会秩序的重要案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却关押过党和国家高级干部500多人，1968年又加建了两个监区。据公安部的姚伦同志说，其间有34人被整死，60多人被刑讯逼供折磨成精神病或终身残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干部，冤狱遍于国中，秦城监狱是一个缩影。
在审理“两案”时，除两个监区关押着两案涉案人员约六七十人外，其余几个监区和监舍都空着。
那时，从公安部到秦城，由于交通拥挤，路况不好，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遇到堵车需时更长，来往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在公安部5号楼保留值班、联络外，全部预审人员移师秦城。5月26日进入，除少数负责同志入住监狱一道门内的招待所外，其余预审干部都住进监区的监舍，每人一间，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这样办起案来方便多了。
从4月23日到5月底，主要是阅读材料，熟悉案情；而我们领导层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主要是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对策，制订各种处置预案。由于有全国揭批查积累的大批材料，中纪委二办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又得到中央各部门和北京、上海等有关省市的积极配合，大力支持；预审组正副组长还可持证到中办、中纪委查核材料；各预审组紧密结合，整体作战，及时沟通；所以，预审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将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两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木、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
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170人。来我们二组的有公安部张庆五、陈若林、周诗裳、潘俊等4位处级干部，到了6月初，又调来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陈天友和两个处长。
提审张春桥
张春桥在“四人帮”中以“军师”著称。他老奸巨猾，“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罪行擢发难数。
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外，即不吭声①。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