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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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夏天，我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8月，我调一团任政治特派员。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任四支队锄奸科长杜明调任纵队锄奸部长，我调四支队任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　　　　
　　　　那时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何保证内部纯洁，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和社会上的汉奸、特务，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政治特派员专门负责清查敌特、惩处汉奸，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党组织在选拔特派员和锄奸科长人选时慎之又慎，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考虑到个人军事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对政治特派员和锄奸科长又赋予了较高的自决权力。　　　　
　　　　我们搞锄奸工作，就是通过秘密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一旦发现汉奸特务，证据确凿，经军事审判所审判，立即枪毙。锄奸工作，开始学的是苏联那一套，垂直领导，非常神秘。支队设锄奸科，团设锄奸股，营设保卫干事，连设保卫委员。连长、指导员不能过问锄奸工作。锄奸工作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当时部队干部战士中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锄奸干部（特派员）找谈话。”在这种形势下，锄奸工作如稍不谨慎，就可能犯大错误。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决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好这个工作。　　　　
　　　　1940年后，山东地方和部队开始肃托。在康生搞的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山东地方和部队锄奸和肃托工作也不同程度地犯了极左的错误，严重伤害了党内的一部分好同志，甚至错杀一些基层的优秀干部。尤其是泰山地区，我记得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执行极左路线，大搞刑讯逼供，仅泰山区，就错杀了不少人。其中还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浙江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翟翕武同志，当时是泰安地区的干部，工作很好，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托派分子抓起来，差一点被杀，幸亏被山东分局调去审查，结果根本无问题，才幸免于难。许多同志就没有这么运气了，他们被冤杀、错杀。这些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就是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太好或是工作上犯过一点错误。有的甚至没有一点问题，就被怀疑是托派。在残酷斗争下，不管承认不承认，就被杀了。不仅这些革命干部本人蒙冤九泉之下，还牵连到他们的家庭，妻儿、亲属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昭雪。　　　　
　　　　山东纵队肃托搞得最厉害的是一、三支队，连支队锄奸科长也被枪毙了。二支队、五支队锄奸科长也受到了刑事处分。他们不是反党分子，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担任过浙江省检察长的张世祥同志当时任一支队二团特派员，不知怎么搞的，被划为托派分子，本来要枪毙的，是我做了工作，向纵队建议，把他调到纵队继续审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就留在纵队锄奸部工作了。那时有个怪现象，不愿当知识分子，愿意当大老粗。有的高中生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成小学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张世祥同志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胜利的时候。害怕困难，动摇革命立场，这是懦夫的表现。如果有人思想变节，欺骗战士，企图组织逃跑，肯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是十分可耻的。党员同志们，你们是经过战场洗礼，革命考验的，是最有觉悟，立场最坚定的，你们一时被蒙骗不要紧，赶快醒悟，发挥骨干作用，帮助我们做好全体战士思想工作，迅速返回部队。　　　　
　　　　这时，大家渐渐向我靠拢。原来，侯志林欺骗大家，说是快过年了，上级同意部队放假回家，等过了年再回部队。很多战士不明底细，听了很高兴，就跟着走了。走到第二天上午，几个指导员就有点怀疑了，队伍中怎么没有教导员？这么大的行动，团里也没有派人参加？等我们赶到后，大家才恍然大悟。侯志林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通信员、文书偷偷溜跑了。后来，听说侯志林跑回家后当了汉奸，不久被老百姓抓住，打死了。　　　　
　　　　天黑后，一团团长、政委也赶到了。这里离营地有80多里地，为了稳定军心，做好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我们就地住了一夜。经过深入了解，愿意跟侯志林逃跑的就是文书、通信员，其余都是受蒙骗的。但是很多人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主观上绝对不想逃跑，但客观上却做了一次逃兵，在部队造成了不良影响，感到抬不起头来。针对这种思想，我找所有干部谈了一次话，连、排、班都做了思想工作。大家痛恨侯志林，说跟他犯了大错误。第二天都顺利归队。　　　　
　　　　侯志林的叛变，在部队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二营的300多人员带回来了，但不少人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开小差的比较多，个别的甚至企图组织再次逃跑。旅领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周赤萍同志要我向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请示，把想组织逃跑的人毙他几个，威慑一下。我带着材料到纵队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同志作了汇报。他没有立刻表态，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侯志林？二是怎样才能管好部队带好兵？并要我不要急于回答。他随即拿出一本书《统帅与士兵》，对我说，你先把这本书拿去看看，看完了再来汇报。这时已到中午，他留我吃中饭，吃的是水煮面条拌辣椒，吃得很香。在那时吃上面条，就是一顿好饭了。　　　　
　　　　吃好饭，我抓紧时间看书，这本书当时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基本内容是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不要简单采取关、杀的办法。领导首先要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打成一片，做到亲密无间。在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即使对犯错误的人要严肃处理，目的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挽救他和教育大家。　　　　
　　　　第二天和江华同志吃中饭时，我说书我认真看了，向你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侯志林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但有侯志林那种思想的，可能还有。他们想再次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犯了这样大的错误，怕在部队今后没有前途了。第二，部队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不能以惩罚为主。江华同志说，你的理解很对。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是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力量源泉。你回去告诉王建安同志和周赤萍同志，对几个想逃跑的人要以教育为主，可以关禁闭，但是不能杀。侯志林带兵逃跑，背叛革命，肯定要受到惩罚。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平时在管理和教育上有没有缺点和问题？工作是不是都做到家了？也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我回来向旅领导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江华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特别对原侯志林所属几个连队采取了一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调整充实了部分干部，此后部队很稳定，打仗很勇敢，没有再出什么问题。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扫荡”与反“扫荡”（1）

　　　　“扫荡”与反“扫荡”　　　　
　　　　1940年7月下旬，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电示，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主力部队正规化建设，决定将鲁中区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9月18日，在蒙阳小张庄召开成立大会，纵队司令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原一支队政委）为政委，廖容标（原四支队司令）为副旅长，钱钧（原一支队副司令）为参谋长，汪洋（原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团。山纵一旅的成立，在山东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鲁中根据地建设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时候，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也更趋严峻。日军为加强控制占领区，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不断发动“扫荡”进攻，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并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日军残酷进攻和诱降面前，国民党一些军队纷纷投降，或与日伪明暗勾结，对我实行夹击。到1942年下半年，鲁中区的伪军增至七八万人，日伪军据点由237个增加到328个。我鲁中中心根据地沂蒙区一度缩小为南北35公里、东西50多公里的区域，敌我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一旅成立后，我随即被任命为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就在一旅成立之前，我们敌工部门已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日伪军近二万人，准备向我驻地小张庄实行“扫荡”进攻。因此成立大会也就是反“扫荡”誓师大会，汪洋主任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人们都说一、四支队是两只老虎，今天要在战场上开展新的比赛，看谁消灭敌人多，看谁缴获多！”部队立即拉开，按计划行动。这次日伪军向鲁中泰山、沂蒙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在泰山区“扫荡”烧杀抢掠达一周之久，使我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在莱芜日军500余人东犯时，为掩护旅部安全转移，二团一营三连在鹏山一带抗击，击退日军多次冲击，毙伤敌60余人，三连一排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在南沂“扫荡”之敌，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为目标。山东分局和纵队机关在特务一、二团掩护下，适时转移到滨海区。我随一团向大崮山和蒙山方向转移，沿高湖、岸堤向青驼等一带出击，10月17日包围青驼寺，经激战，毙伤敌300余人，收复青驼寺。二团在莱东杨家横和地里沟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400余支。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2个月，我一旅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收复了鲁中地区大片根据地。　　　　
　　　　由于我军积极抗日，英勇作战，日军不断把兵力转向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1941年春，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分割封锁，我军活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