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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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纵从城南面攻入城内后，任命我为开封南区军管会主任。部队离开开封时，我到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去看岳飞点将台。刚上点将台，碰上八纵侦察营长刘希坤。他说：部长你还在这里啊？我问：怎么了？他说：敌人已经过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地了，快离开这儿，我派个连掩护你撤。我们钻进青纱帐，走了一天才追上纵队。
1999年我又去了开封，去看了当年攻打南门的我部指挥所（以前是面粉公司），城墙上原来机关枪打的痕迹清晰可见。当年敌人最后固守的地方古龙庭已修复一新。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军中婚礼
军中婚礼
1948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部队正在河南义门集结休整，华野首长决定调我到西线兵团任保卫部长。我深感担子很重，不能辜负华野首长的重托，准备前去报到。
这时，李耀文同志再次催促我，要我抓紧把和刘馨的婚事办了。他说，你和刘馨互相了解的时间较长了，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结下的情谊，十分可贵。刘馨14岁就参加革命。几经艰难和生死考验，是一位意志坚强、有骨气、有志向的女青年。你们结合，将来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更好地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
李耀文同志当时任八纵政治部主任，山东荣成人，为人正直、热情、谦虚谨慎、处事公道。我们早已熟悉，互相间关系很密切。他是我和刘馨之间牵线的热心人。李耀文同志说，你们这一分开，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碰在一起。他要我办完婚事后再去西线兵团报到。我和刘馨经过认真商量后，打了结婚报告，经兵团政治部批准，就结婚了。
刘馨家庭是地主成分。她家在孟良崮下垛庄以东的师古庄，她的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开明地主。那时党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旦暴露身份就要坐牢杀头。沂水垛庄的刘家很有名，刘如兹是共产党员，曾任山东共青团书记，1934年前被韩复榘杀害。她祖父受此影响，也与革命力量靠拢，不惜变卖土地，积极支持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刘馨的父亲刘长鑑（字镜塘）是1933年在济南求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1934年山东党组织被破坏，他因回家完婚，免遭韩复榘杀害，1938年经彭瑞林介绍重新入党。刘馨母亲、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1938年王兴介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沂水九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在她家里秘密成立。支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她家举行。南来北往的地下党的骨干和八路军部队到垛庄，经常在她家落脚，吃住在她家，受她家掩护。她家成了鲁中地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为此，她家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日伪汉奸、日本鬼子的威胁、迫害。1941年冬的一天，汉奸大队长刘乃林指使一帮汉奸闯进她家，抓走了年仅11岁的刘馨和她60多岁的祖母。企图以一老一小为人质，要挟刘馨祖父、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并要他们声明脱离共产党，保证不参加抗日活动。否则，就要把祖母和孙女俩作为顽固的抗日赤共分子，交给日本鬼子特务机关处理。
鬼子和汉奸十分狠毒，毫无人性。他们把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和她年少的孙女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不仅用饥饿、寒冷、疾病折磨她们，还用恐吓、拷打等手段，在精神和肉体上虐待她们，企图让刘馨的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刘馨的祖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革命活动，她不仅清楚而且积极支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革命一定会胜利，这种真诚的信念，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尽管她的人生道路艰难曲折，并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一度受到错误打击和不公的待遇，但她对自己过去为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始终无怨无悔。可怜的一老一小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狱中度过了半个年头。敌人几次威胁要杀死祖孙俩。令人遗憾的是，刘馨的祖母由于过多地遭受身心折磨，没有等到全国解放，就去世了。
鬼子汉奸要杀害祖孙俩的消息，敌人早已告诉刘馨的祖父。她祖父听了确实十分紧张。他当然不会做有损党的利益的事。但他托人告诉鬼子汉奸，要用钱赎命。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四处托人，要卖掉自己仅有的土地，用钱赎回妻子和孙女两条命。鬼子汉奸一计不成，也表示暂时同意，先交钱来方可保两人性命。刘馨祖父一再压低土地价钱，但还是迟迟卖不出去。他也知道，在长期战乱、日军掠夺和官匪压榨下，旧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小地主都自身难保，广大农民食不果腹，哪里还有人出钱买土地？
就在刘馨祖父为此急得生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1942年春我们反“扫荡”开始了。我随一团参加作战行动。
刘馨的家庭在当地是有点名声的，我们也知道刘馨和她的祖母关在崖子的鬼子据点里。我们部队先打下垛庄，接着打崖子，战斗很快就结束，汉奸大队长刘乃林被抓住枪毙。刘馨祖孙俩就得救了，但她的祖父就在这一天病故了。我当时只知道刘馨祖父母和她父母、叔叔的情况，也听说过刘馨和她祖母坐牢的事情，对她老少俩在狱中的表现很钦佩。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才知道，刘馨出狱后，在她一再要求下，进了沂南县县学。校长由当时任沂南县县长的翟翕武同志兼任，袁芳烈同志也在这里读书。1949年翟翕武、袁芳烈随大军南下，“文化大革命”后在浙江省担任省级领导工作。
刘馨的父亲当时担任沂南县民政科长。他一直留在山东工作到离休。刘馨在县学读了两年书后即参军到部队。此后，她就随着大部队，行军作战，转战鲁西南、豫、皖、苏，参加洛阳、宛西、开封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我和刘馨结婚是在1948年的8月，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起来。婚礼十分简单。很多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前来祝贺。但是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的饭，以茶代酒，虽然简朴，但很热闹。
婚礼那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当时我们通过六十五团政治处主任张正德，通知该团七连指导员刘馨的表哥支福田，要他赶紧骑马到保卫部王部长这里去一趟。他一路上十分紧张、害怕，因为他知道凡是保卫部找谈话准没有好事情。他曾亲眼看见有的人一去不回，有的人被保卫部审查后枪毙了。一路上心想自己出了什么大问题了？自己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破落了，16岁入伍就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也表过决心，写过保证，背叛地主家庭，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没有隐瞒任何历史问题。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作为一个连队干部，一向工作积极，严格管理教育战士，处处以身作则；打起仗来，从来没有贪生怕死，危急时刻总是冲在前头，不管枪林弹雨，猛打猛冲，立了不少战功。平时生活中，虽然脾气有些暴躁，说话有点随便，但没有做过任何违规违纪的事。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保卫部长要直接找谈话？当支福田赶到我这里，向我报告他是六十五团七连指导员支福田时，说话都有点哆嗦，脸色显然十分紧张。一旁的刘馨看出来了，笑着说：“没有事，我们结婚，请你来参加婚礼。”原来是团政治处主任没有把话说清楚，也许是故意作弄他，才发生了误会。
婚后，我带着爱人刘馨，警卫员宋文祥，工作人员周恒葆、王汝良，饲养员大老刘，去华野总部报到。当时，华野总部在曲阜。我报到后，即在曲阜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我又调任山东兵团后改为第七兵团保卫部长。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我永远怀念他们
第二章 敌工战线
我永远怀念他们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鲁中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从这时起，长期从事敌工工作和公安保卫工作。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决定，那时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敌工工作极其重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的对敌斗争要以政治攻势为主，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罗荣桓同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时，他亲自兼任锄奸委员会书记。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要求很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强调：锄奸反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有顽强性、坚持性、创造性，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致结合；要对敌人做到知己知彼，要动员全党全军的力量；要善于掌握党的锄奸反特政策，要善于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害打击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2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同情、支持以至参加抗战和革命，是我们军队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也是我们敌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沂蒙山区有个李家楼村，村民多系宋代抗金名将李通的后裔。村里有个商人叫李瑞凤，系李通25代嫡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到这一带活动时，发现李瑞凤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就设法引导他参加抗日。我住在他家里，抽空就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用他的一世祖李通在岳飞帐前英勇抗金的事迹激励他。李瑞凤逐步认识到：国破必然带来家亡，如不抗日，现有的家业也保不住。思想觉悟后，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抗日宣传，还把自己的家当成八路军敌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安排“交通员”食宿，为我军行动提供各种便利。我自从1941年冬反“扫荡”时带领旅部机关干部和家属在日寇包围圈中顺利突围后，部队每次遇到反“扫荡”，我所在的旅和军区领导干部，都把家属托付给我，还有宣传大队、民运工作大队的一些女同志都由我负责安全转移。由于敌人“扫荡”时，敌占区成为灯下黑，我多次带着这些人员辗转在日伪眼皮底下，有时就住在李瑞凤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事。那时我军的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全靠驻地的老百姓募集。看到这种情况，李瑞凤把自己家中的多余粮食捐给部队，一次就运了十多车。有次他看到我写材料没有笔，就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解放后，李瑞凤担任村干部。1983年，他从山东来杭州看我，我俩促膝长谈，倍感亲切。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干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干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的王安元、王安振兄弟俩出生在东都，是我的孙辈，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东北，他俩在东北长大，在洋行做小工，学会讲日语，从小饱尝日寇侵占下的苦难生活。经我动员，1940年回到东都，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日军反战同盟是我部用日本人来做日军反战宣传的工作机构，属敌工部直接领导。他兄弟俩利用有利条件，为我搜集提供大量有关日军的情报。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几次和日军作战，他兄弟俩都在前线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敌工部反战同盟有日本、朝鲜人40多名，这些人被俘后，经我们教育，思想转变很大，都能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忙于战事，工作调动频繁，与安元、安振兄弟俩失去联系。据说安元曾到济南找过我，那时我已不在济南，在西线兵团参加豫东战役。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仇视日伪汉奸，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常和伪职人员顶撞吵架，坐过国民党的牢。后来参加东北解放，一直在东北地方工作。安振随军南下到浙江杭州交际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兄弟俩历史复杂，还能讲日语，被造反派怀疑是“国际间谍”，长期关押，拷打逼供，受尽折磨。因为唯一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我也早已关押在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才复职自由。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兄弟俩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