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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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还是过去牺牲的，或者后来去世的，在战争年代生死考验中结下的革命情谊，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至今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山东八路军和日伪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战。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鲁中区八路军在全国未反攻以前就攻占了蒙阴、沂水、莒州、泗水……，特别是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敌工工作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蒙阴城位于鲁中西南部，是日伪“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桥头堡，驻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唐云山部12个中队一千数百人。蒙阴城成为日寇对沂蒙山区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重要据点。蒙阴城系古城，城高墙厚，加上日寇多年经营，易守难攻。为此，军区党委决定，利用内线，里应外合，攻克蒙阴城，拔掉日伪多年安插在我沂蒙山区的顽固据点。
在攻克蒙阴城之前，鲁中军区各部队在袭击蒙阴地区各敌伪据点时，按照军区党委指示，敌工工作在建立内线、搜集情报、瓦解敌军、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中，作出了很大努力。敌工干部张世祥、秦元庆当时都是营级干部。秦元庆同志祖辈在当地人缘很好，和当时敌伪中的一些人有亲戚关系。在秦元庆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下，他的不少亲戚都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我就利用秦元庆的这些关系把张世祥安插到敌伪蒙阴“新四团”（蒙阴四区自卫团）的一个连队，后来张世祥控制了这个连，还把两个排长发展为中共党员。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到当时驻桃墟沟的敌伪二团（王立庆团）人数最多，势力最强，便将情况报告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二团。
当时在敌伪二团任蒙阴城中队长的仇士经，已被我发展为地下党员。他及时向我提供敌伪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王立庆一举一动在我掌握之中。战斗一打响，在仇士经的配合下，敌伪二团很快被歼灭了。解放后，仇士经在地方当干部。1985年当地一个干部给我写信，说仇士经去世，要我给他写墓碑。我当即写了“仇士经同志之墓”的碑文寄去。据说，立碑时盘车沟不少老百姓都去了。
敌伪主力部队二团被歼灭后，我立即安排了对敌伪一团的瓦解工作。张世祥多次到该团团长曹鹤云家中做工作，在时机成熟的一天，他对曹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王芳派来的。”接着对曹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能伤害我方工作人员；二、教育队伍不要欺压老百姓；三、不能进行武装骚扰，损害我抗日军民利益。
曹鹤云与我此前虽无见面，但互相早已熟知。他一听张世祥是我派去的，立即表示：“按王芳部长的要求执行。”敌伪二团消灭后，对他震动很大。经我内线反复教育，思想渐渐向我靠拢。
过了两个月，一旅二团的几个侦察员到蒙阴城周围地区侦察时，毫无阻挡，非常顺利。这几个侦察员又到仙人洞山上侦察，山上有曹鹤云部队的两个排驻守，曹下令：“对八路军侦察不要消耗子弹。”伪兵立即撤退跑掉了。我侦察员上山后，把可用的东西收起来带走，最后放火烧了敌人的防守设施。蒙阴城里的日本鬼子得知此事暴跳如雷，马上把曹鹤云抓了起来，并上他家封门清户，连门框上、灶洞里都搜查了一遍，但什么“通匪”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敌人只好把曹鹤云关押在炮楼底下，由一只大狼狗看守。最后，日本鬼子见也审不出什么东西，就把曹调到泰安保安大队当了大队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军攻打泰安城时，曹鹤云对部下大声高喊：“我和敌工部王芳有联系，弟兄们放下武器，向八路军缴枪投降！”从此，曹鹤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奋勇攻城，英勇牺牲，令人惋惜。
攻占蒙阴城的战斗是3月8日正式打响的。鲁中军区集中主力一团、四团、九团、十一团及军区、第二军分区特务营参加作战。司令员王建安亲临前线指挥，并调新泰县敌工部长曹礼琴、弗县敌工部长刘西密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由敌工部直接领导的蒙阴敌工连调南官社驻守，准备对付蒙阴城守敌最坚固的西关炮楼。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即使正规部队，每个连也只有三挺轻机枪。驻守蒙阴城的伪军是原公万东部下，我曾通过关系把我军一部分同志安排到里面并深深扎下了根，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守敌连长宋学兰的传令兵乔贞言是我敌工部内线，在1942年由我派出安插在该团当传令兵（日伪在蒙阴城内共设六个炮楼，通过我敌工工作，这六个炮楼均安插了八路军的内线）。
1945年3月8日下午，乔贞言接到我鲁中军区敌工部攻城记号为白毛巾、口令为“胜利”的指示后，立即把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乔贞贵、乔贞顺找来，掏出200块现大洋说：“你去要一些肉和菜，还有大烟泡，今晚请大家喝酒。”并告诉各班：“今晚没事，每班发30块大洋，赌、喝、抽大烟，个人随便。”班长们个个手里掂着大洋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乔贞言把大小头目安顿好后，才把两个兄弟拽到一边悄悄地说：“今晚9点攻打蒙阴城，军区交给咱的任务是设法迫使宋学兰起义投降。现在离攻城时间还有1小时，我用喝酒稳住伪军头目，你俩快去把全连的枪栓搞掉！”话音一落，三人分头行动。不到20分钟，乔贞贵、乔贞顺已将全连80多支枪的枪栓用洋面袋子背了回来。
等到桌上的马蹄表快指向9点时，大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乔贞言看到时机已到，一把把宋学兰的匣子枪抄在手里，大喊道：“弟兄们听着，今夜八路军一万人攻城，泰元庆的部队已到了文庙（当时宋连驻地），哪个不投降死路一条！”这时乔贞贵、乔贞顺两兄弟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堵在门口。伪军们一看大势已去，纷纷说：“一概听你老乔安排，只要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就行。”就这样，宋学兰全连被迫起义。宋的临战起义，对蒙阴城守敌打击很大，为总攻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3月9日攻占蒙阴城，全歼日军12个中队、1200余人，活捉伪县长唐云山，我阻击部队还全歼日寇从新泰派出的增援部队100多人。
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抗日宣传队编写的《打蒙城小调》在临沂、泰安一带传唱至今，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
打蒙城小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曹大闹蒙阴城》，“沂蒙山下整兵马，大军攻打蒙阴城。血战一天加两夜，汉奸鬼子一扫清。众位英雄咱不讲，单说进城的头两名。您要问这两位英雄汉，出在鲁中老一团，一个叫曹风州，一个叫曹世范……”说的是他俩乔装打扮成乡下农民，给城里亲戚送粮，箩筐里藏着100余斤炸药。在我蒙阴城里内线的接应帮助下，闯过数道守敌岗哨和巡逻兵的盘问，进入城内，在深夜炸开了西城城墙，为部队发起总攻创造条件，立了大功。
蒙阴城解放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我参战部队。鲁中军区召开了授奖大会，各师、团、营分别召开了祝捷会。乔贞言受到军区表彰，立了一等功。但是敌工干部和参加这次战斗的内线人员，没有受到公开表彰。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干过什么事情，起过什么作用，除了一些领导知道，部队多数同志是不知情的。但他们不会有任何怨言，从参加敌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懂得，当敌工干部就要做无名英雄。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深入虎穴
深入虎穴
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
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干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
